转贴:万史是不是昏君?——凤凰网杜车别驳斥阎崇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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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内容全部出自凤凰网,我一字未改转贴过来: 肥胖问题 还有阎教授说万历肥胖,“胖到什么程度?有的书说,他走路时,要太监给他抬着肚子缓缓前行。他给太后请安,史书记载,要‘膝行前进’。”阎教授说是史书记载,但以我所见,似乎从来没有在明史相关文献资料中看到描绘万历胖到这个程度的记载,也许我见闻所限,不知道阎教授所谓的史书是什么史书,能否明示一下?从万历的画像来看,他的体态也只能说中等,实在谈不上有多肥胖。 张居正死亡时间的问题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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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全部出自凤凰网,我一字未改转贴过来:




肥胖问题


还有阎教授说万历肥胖,“胖到什么程度?有的书说,他走路时,要太监给他抬着肚子缓缓前行。他给太后请安,史书记载,要‘膝行前进’。”阎教授说是史书记载,但以我所见,似乎从来没有在明史相关文献资料中看到描绘万历胖到这个程度的记载,也许我见闻所限,不知道阎教授所谓的史书是什么史书,能否明示一下?从万历的画像来看,他的体态也只能说中等,实在谈不上有多肥胖。




张居正死亡时间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阎教授说“在李太后、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的通力配合之下,万历初政,就是万历元年到十二年这个时期,……但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故去了。这一年很重要,我们前面讲过,袁崇焕也诞生在这一年。”

阎教授说张居正是万历十二年死的,但《明史》神宗本纪中一查就可知道万历十年,六月“丙午,张居正卒。”[1],这种性质的错误就没有什么好多说的,纯粹是知识性的硬伤。

[1]《明史》卷20《本纪第二十 神宗一》




万历“沉湎酒色”


阎崇年:万历帝嗜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结果上行下效,朝野上下,宴舞酣歌,常常通宵达旦。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

杜车别:《晚明史》一书在举例论证雒于仁的言论的时候,唯一举出的万历醉酒的例子是张居正当政时期万历八年明神宗喝醉酒然后写自我检讨的事情。但倘若是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纵酒无度,又何至于连个象样的记载都找不出来?非要拿万历十年以前,神宗没有亲政的时候那次醉酒来说事情?就算一个现代普通人,偶尔喝醉也是情理之中,如果因此就给他扣上一个纵酒的罪名。这显然是有些过甚其辞了。

阎教授批判万历说“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倒是把个郑贵妃说的和杨贵妃一样,可惜这种说法似乎忘了郑贵妃和万历年龄相仿,到万历三十年以后,这郑贵妃已人老珠黄,不知道他们究竟还能怎么个腐朽糜烂,昏天黑地法?至于和妃嫔、宫女有性关系,比较起康熙、乾隆两位,万历无论是妃嫔还是子女数量都有不如,怎么不见阎教授给他们安上这个贪淫好色的罪名?




“贪敛钱财”


阎崇年教授说万历“贪敛钱财。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cuì)、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明史o诸王五》)。这些钱财不入户部的国库,而归入内帑(tǎnɡ),就是皇帝的私库。中央及地方大小官员,上奏百疏,拒不采纳。”


这是以矿税为例来说明万历贪财。矿税问题,会用一个部分专门说,这里只就矿税的数量以及贪财本身来谈论一下。对贪财本身的讨论其实又和上面说万历肆意挥霍有关系。贪财贪财,贪来的财做什么用的?应该还是挥霍用吧,不能为贪财而贪财。


首先,矿税的数量总共是多少,这里阎教授引用的话本身倒确实可以在《明史》里找到了,但可惜又是如上面挥霍里的“钜万计”类似的一个大而无当的描写“亿万计”,这亿万计是多少,难道说是上亿??


幸好,对矿税的数字,现在还是有比较确切的估计,不至于让我们被这“亿万计”弄得云里雾里。


王宏钧在《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一文中说“从万历24年到32年(1596-1605)明神宗朱翊钧派出大批宦官凭借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掠夺了三百万两白银。各地的工商业者和百姓却遭到了一场少有的浩劫。这是明代封建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次最严重的摧残,其后果'经数十年而不休'”


还有一种说法是“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这一进奉数字,大于每年关税商税的进奉”


按照前一种说法是每年掠夺接近四十万两的白银,按照后一种说法,也就是五十多万两的白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明朝大的富商,家里的资产就可以在百万两以上,做生意一次动用的资金就是几十万两白银。如清初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前朝(指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至本朝(清朝,编者注)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这还是只是布商,如果是盐商,海商的话,手里能够动用的资金当更为惊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据说是在全国各地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如此掠夺的结果却仅仅是每年最多五十万两白银,甚至可能还不如两三个商人做生意时一次动用的资金数量。


还是回到“贪财”本身上面,一定程度上,我并不反对阎教授给万历扣一个贪财的帽子。只是在对万历贪财的评价,尤其是对拿万历的贪财和其他朝代的皇帝做比较上,有一点商榷的意见。


首先一个皇帝被自己的大臣讥评为贪财,按照我们传统对皇帝的认识,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皇帝不是有绝对的权力么?要花钱,下个圣旨,甚至下个口谕,别人不就乖乖送上来了么?再说皇帝要消费什么东西,别人供手送上还来不及,还需要花钱么?


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么?不是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以六合为帑藏”吗?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这些话,反过来的意思就是皇帝没有真能够完全受他支配的私人财产。


一篇名为《明朝灭亡真相》网文说“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


这种说法的奇怪之处在于作者自己指出了矛盾之处,但并没有因此产生必要的质疑,更没有进行更慎重的判断,而仅仅是把这种矛盾暗示为皇帝个人的病态怪癖。


有些问题需要对比一下才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清朝和明朝皇帝在挥霍消费财富的自由度上,做个对比。


当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被西方殖民者打的惨败连连,割地赔款的时候,光绪皇帝结婚耗费白银550万两,慈禧60岁生日(1894年,光绪20年),耗白银1000万两修颐和园为她自己庆祝生日。至于清朝前期营造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之类供他们挥霍享乐之类的场所更是耗费财富不计其数。而明朝的皇帝除了建造皇宫之外,从来就不曾享有这样的自由度。唯一可以拿出来一说的正德建造豹房,不仅在规模上无法和圆明园相比,而且正德本身也因此被大臣们骂得狗血喷头,和清朝皇帝不受制约的挥霍民脂民膏,还一片颂圣之声相比,确实天壤之别。


我们再拿饮食消费做个对比。万历相对来说已经可以算明代所有皇帝中生活比较奢侈的一个了,那么他在饮食方面的消费水平和一个最没落的清末代皇帝相比较,又如何呢?


明人张鼐的《宝日堂杂钞》中的记载中可以找到一些数据,根据邱仲麟的考证,《宝日堂杂钞》记载的是万历三十九年正月的宫廷膳食消费情况。如果以整个宫廷所有人员(包括皇帝后妃宫女太监以及其他人员如“外廷入内工作的翰林院官、文华殿官、医官、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膳食消费白银来计算“膳单前一部份所费,计银11,004.0476762两;後一部份,则费用为1,222.7076099两。两者合计,为12,226.7552861两,平均每天为421两许。清初,王世德曾云:「神宗以来,膳羞日费数千金」。由此看来,由於记录者或谈论者多未接触到档案,故每每以讹传讹。”


我们再看看溥仪在回忆录中交代的他这个满清末代皇帝花在膳食上的开销(甚至是退位以后)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的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共九十只


蒸鸡三只共九十只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后妃名内斤鸡只鸭只


太后18603030


瑾贵妃28577


瑜皇贵妃3601515


珣皇贵妃3601515


瑨贵妃28577


合计31507474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分,加上杂费支出三百四十八两,连同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我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


按溥仪的记载,他这个清末代皇帝一个月用在膳食上的宫廷消费就有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白银多。也就是明代万历时期,整个宫廷一个月用在膳食上的消费是1万2226两白银多,相比之下还少了2000多两银子。


如果认为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白银的比较没有说服力,也不准确。那么用实物进行比较也能说明问题。


溥仪个人一个月消费的猪肉鸡鸭数量,根据他自己的交代是“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


而万历这个明代成年皇帝,一个月消费的数量,《宝日堂杂钞》中的记载是“御膳:猪肉一百廿六斤,驴肉十斤,鹅五只,鸡三十三只,鹌鹑六十个,鸽子十个,薰肉五斤”


也就是满清末代皇帝而且是一个儿童,每个月消费的猪肉(大部分是当摆设充排场而浪费的)数量是万历皇帝的6倍多,鸡鸭数量是万历皇帝鸡鹅数量的6倍多。


至于太后妃子的膳食消费数量,满清末代小朝廷的排场也远远在明代之上,比如隆裕太后,一个月消费的猪肉是1860斤,鸡鸭各30只,而万历时期“慈宁宫膳。猪肉一百二斤八两,羊肉、羊肚、肝等共折猪肉四十九斤,鹅十二只,鸡十六只,鹌鹑二十个,鸽子十个,……”。显然光猪肉,满清的太后消费量就在明朝的太后的十倍以上,鸡鸭之类的消费数量也比明代太后多。


其他的比较就不一一列举,大抵都类似。


看了这样的比较,再来看对明朝万历皇帝所谓贪财啊,奢侈啊的指责,就不能不令人发笑了。原来所谓贪财奢侈的万历皇帝,仅在饮食的消费水平上居然还比不过一个清朝倒台的末代皇帝,和清朝最没有势力最没有资格作威作福吸食民脂民膏的皇帝比都差了这么多。


事实上万历皇帝个人消费在明代范围内确实还算奢侈的,如果是拿明代的崇祯皇帝比的话,就更显得明代皇帝的穷酸了!但这里主要是说万历,所以就不多提了。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万历贪财,但如果和清朝皇帝比,那这贪财的是显示明朝的皇帝在花费钱财个人消费上本身就受到很大的制约。如果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当然应该谴责万历,说他觉悟还不够崇高,还没有达到皇帝就是公仆的境界,私心太重这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但过于夸张渲染,甚至把他说得比那些挥霍民脂无度,不受基本制约的清朝皇帝还不堪,那就有背事实了。


更何况以对万历指责最大的一点,也就是他收入内帑的那些钱财来说,其实最终大部分也都用于国事,用于抵御外侵的战争中。也即所谓内帑,皇帝也没有权力完全支配,最后还是被当作国家财产来使用。如果说明代的上层社会中,皇帝实际上还不如许多大臣,许多商人富豪富裕。这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





万历“肆意挥霍”


阎:《明史·食货志》记载:郑贵妃生子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银3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而万历初年,年国库收入才只有400万两,可见万历皇帝是肆意挥霍。


杜:首先应该承认一点,万历皇帝在消费挥霍上,确实在明朝所有皇帝里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就可以作出违背事实的夸大,甚至可以胡乱编造一些数字。更不意味着在拿万历和其他朝代皇帝作比较的时候,可以双重标准。


阎教授说这些数字是《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但遗憾的是《明史·食货志》从头到尾就找不到阎教授说的这些数字,可能是阎教授在辗转引用的过程中,弄错了出处,张冠李戴了。当然弄错了出处,并不意味着这些数字完全错误,应该说其中有几个是靠谱的,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根据。但还有一些数字则是匪夷所思,和史料的记载完全对不上。作为一个学者,既没有提供可信的出处以供别人查对验证,也不对这些数字的合理性作出说明,还不算是硬伤?





万历“大兴土木”


阎:万历的时候,乾清宫和坤宁宫着火,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就是后来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着火,这就免不了要大兴土木,兴修宫殿。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杜:再来说大兴土木吧,这个对事实当然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几个宫殿发生火灾了,万历花钱修理。可以商榷之处是阎崇年教授把这当作万历的六件恶行,也即所谓的“六做”之一。单纯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可商榷的,对皇帝高标准严要求,宫殿发生火灾将就一下,就让这些宫殿这么破在那里,未尝不可。


真正可商榷之处是阎教授的双重标准。同样是在百家讲坛上讲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到康熙的时候,阎教授给总结了八大功绩,他的原话是“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点……”其中一个就是:“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


“大清”的皇帝修园林供自己玩乐就是功绩,明朝的皇帝房子烧了重修就成了罪状?这算是哪门子的逻辑?难道他们修园子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万历“不容人言”


阎:一些正直的官员屡次给万历帝上疏谏言,有的写得很激烈。有一个官员叫雒于仁,他写了一个奏疏,叫《酒色财气四箴疏》,就是批评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样俱全。万历皇帝很生气,要严厉处置他。多亏一些官员挽救才得幸免。这些官员说,如果您对他加以重刑,外界会误以为您真的有他提到的那些毛病,还不如显示您的宽大包容,让他离开任所削职为民算了。结果,雒于仁被斥为民。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


杜:这一段话的问题是以偏概全。确实万历十四年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上疏说万历身体不好是因为好色,被杖责六十;此外雒于仁攻击万历酒色财气,也被削职为民,这也是事实。但根据这两件事情,就得出结论说“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这就有问题了。事实正好相反,对万历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部分没有遭到惩罚。


而且,明清两代文官地位大大不同,如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进行劝阻。结果乾隆怎么说?他是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在清朝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大臣都和“倡优”等同,对照一下明代正德皇帝、万历皇帝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好被文官挑错甚至攻击被丑化的准备,谁更不容人说话,不是很明晰吗?





万历“宦官肆虐”


阎崇年教授说“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其实这段话包含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矿税太监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司礼监权力。由于在指责万历贪财的问题也牵涉到矿税太监,这个问题本身也说来话长,所以这里先放一下,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先看司礼监。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阎教授也不够严谨。他这里从《明史·朱赓传》中引用了一句话来作为论据,但从这处引用来看,可能是因为一时粗疏,所以对《明史》的原文有些误解了!


明史中这处的原话是什么?现在完整摘引如下:


“先,考选科道,吏部拟上七十八人。……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诸人列言路,方欲见风采。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适当赓病起入直时。众谓赓修郤,攻讦四起,先后疏论至五十余人。给事中喻安性者,赓里人,为赓上疏言:‘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是时赓已寝疾,乞休疏二十余上。言者虑其复起,攻不已,而赓以十一月卒于官。”[1]


这段话里说的很清楚,说出“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这个话的并非是朱赓,而是朱赓的同乡给事中喻安性,而喻安性说这话的背景是因为“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导致一大批新进的言官对朱赓进行疯狂的弹劾攻击批斗,人数多达五十余个!而喻安性为了支援自己的同乡,这才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意思是为朱赓推卸责任,但显然其他言官对他的观点并不认同,反过来一起弹劾他,同时也不放过朱赓:“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这才是事情的整个经过。可能阎教授读的时候有些匆忙,误会了意思,所以才理解成了“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可见即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有因为倾向导致的偏见,而弄错最基本的历史资料中哪一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时候。这也足以让我们引以为鉴。


让我们回到事情本身,喻安性的话,当时大部分的言官都显然并不同意。就现在而说,也是不能直接引用来作为证据的,否则就是断章取义了。


关于万历时期司礼监的权力究竟如何,《晚明史》作者樊树志教授的论述可以一看。樊教授说“以神宗的秉性,不能容忍再出现象冯保那样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一旦他们越过了他所认定的界限便毫不客气的予以剪除。张鲸、张诚的下场,应该说是重蹈了冯保的覆辙”[2]


这段话里对冯保、张鲸、张诚专横跋扈的评价值得商榷,但神宗期间并没有容忍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张诚以后的司礼监,樊树志是这么描述的,大家可以自己做个判断:


“张诚斥逐后,由田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逻为提督东厂太监。孙逻死后,由陈矩兼掌东厂。田义、陈矩等人以张鲸、张诚的下场为戒,注意收敛,凡司礼监政务,田义与陈矩开诚协济,裁酌施行。田义为人俭朴寡言,人不敢干以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死,陈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万历三十五年死,神宗赐额曰‘清忠’”


“从此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限制,甚至司礼监缺员也不补充。到了神宗晚年,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


“原先神宗的膳食一向由司礼监太监轮流供给,以后因司礼监乏人,改由乾清宫管事太监独自承办。司礼监与东厂落到这个地步,无疑是对司礼监及东厂以往擅权乱法的一种惩罚,未尝不是神宗晚年的一件德政”[3]


就这样,樊教授描绘的万历晚期的景象是司礼监冷落到几乎无人,东厂荒凉的生满青草。这和阎崇年教授描绘的万历时期宦官肆虐,太监权力越来越重的景象大相径庭了。两者谁是谁非呢?我个人以为还是前者更符合事实一些,因为有更多史实的支持,而且即便清朝编写的《明史》中的相关记载也是与此吻合的。


当然阎崇年教授是专门研究清史的,在明朝历史的问题上有些疏漏甚至错误,也可以理解。只是他既然在百家讲坛上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演讲的话,是应该更严谨,更客观一些的,这应该不是求全责备。

[1] 《明史》卷219 《列传第一百七》


[2]樊树志 《晚明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第553页


[3]樊树志 《晚明史》,第554到555页




万历“消极怠政”


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和矿税类似,阎崇年教授只是沿袭了传统的观点。所以这里也不必当成是指出阎教授的错误,只是提出一些商榷的意见和供参考的事实。


首先万历怠政的表现,阎教授概括成“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样的概括虽然很干脆很痛快,但实际上有些夸大化和绝对化了。有些只是次数比较少,并非是完全不,说成“六不”,虽然很上口,但一个严谨点的历史学家还是应该克制住为一时方便或者痛快而把事实夸大化绝对化的诱惑的。事实如何就是如何,不能觉得夸大点也无所谓就去改变事实本身。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来打比方。你作为个人可以认为五十步和百步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如果历史事实是这个兵逃了五十步,并非是百步,那么你就不能因为自己觉得没有区别,无所谓,把五十步所说成是百步,话说回来,如果真的是没有区别,无所谓,又何必一定要做这种无谓的夸大呢?


比如说“不郊”,阎教授说“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如果指责中老年的万历也就罢了,如果是年轻时候的万历,那确实是“郊”过的。


神宗本纪里就能找到相关记载,比如万历十三年四月“戊午,步祷于南郊,面谕大学士等曰:‘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还有万历十四年“十一月癸卯,祀天于南郊”。[1]


其他如“不见”,也是如此,只能说见大臣的次数比较少,还并非是完全不见,即便到了晚年,有时也见大臣的。


至于“不批”,则和事实相差就更远了,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但笼统的说成不批则是不对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万历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有很多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的黄仁宇也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2]。


有些事情还是列举事实更有说服力,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一些人心目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他自己认为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阎教授在说万历不批的时候用了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来做证明,我们就从明史赵焕列传里的一些内容看看当时情形。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3]


上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


再比如万历临死前一年对熊廷弼的竭力支持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明史》熊廷弼传的记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的上疏都是“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4],在樊树志教授写的《晚明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神宗虽身患重病,但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下”[5]。这已经是万历病重到要临死前的情形了,这些事实和阎教授把万历说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应该是直接矛盾的。


还有一件具体的事实叙述上,阎教授的说法似乎也有直接的错误。在解释“不朝”一条中阎教授说“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


樊树志教授《晚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却是“方从哲希望皇上到文华殿召开九卿科道等官会议,共图保辽保京师之策,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6]


这两者的出入在于,前者说方从哲的请求“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而后者说“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两者列举的参考文献都是《明神宗实录》卷580,我查对了《明神宗实录》原文相关记载,樊树志的说法是更准确的,阎教授可能是光看了前面的记载中有方从哲上疏不报的字样,却没有往下面看,就认为这个请求是“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但继续看下去,几页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么一段“适文书官沈应兆捧圣谕到阁谕臣曰……”[7]这个谕里就有一段万历解释自己身体不好的内容。可见阎教授这里又是有些断章取义了。


以上是关于怠政表现事实的辩证澄清,其实就事实本身,总体看来万历的确不是什么勤勉刻苦兢兢业业的皇帝,这没有什么好否认的,只要按照事实原本面目来叙述就可以了。至于对这种不勤勉的主原因以及后果的评价上有分歧是另外一回事情。阎教授即便单纯为了论证自己观点,对事实做这种不适当的简化和夸张,也是没有必要的。


再来说对万历的行为原因的一些分析,这里面一些是事实层面上的东西,另一些可能就完全是每个人主观看法的不同了。


事实层面上的,就是万历“郊”,“庙”次数比较少,乃至后来完全请人代劳,以及不怎么上朝,不怎么接见大臣,确实有他身体上的客观原因,这个是不应该否认也不必否认的。这个身体原因不是阎教授说的什么太过肥胖,而是万历的腿脚确实有毛病,甚至是残疾。


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8]


可能是因为疾病导致万历两只腿不一样长短,这样的情况,有些礼仪无法亲自参加,请人代劳,这从情理上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一些原因对万历厌恶,这可以理解。但如果因为自己的偏见和情绪对已经被考古挖掘证明的事实完全漠视,甚至当作不存在一样,那就是错误的做法了。


再如对万历选择性批复上疏的原因的看法,可能主观性更强一些,这里也不作为对阎崇年教授错误的批评,只是提供另一种视角,另一种可能,作为参考。阎教授的解释是万历就是因为懒惰;黄仁宇的解释是“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我认为,选择性批复上疏,本身也有避免扯皮的动机在内,有时候,对一些上疏批复会导致这些文官更加兴奋,你来我往的口水仗,无意义的争辩导致不必要的消耗大量的精力,浪费时间,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接下来说对万历行为结果的看法,阎教授说“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


这又是牵涉事实层面的认识了。对万历选择性的不批示一些上疏怎么评价是一回事,但后果事实上如何这是另一回事情。你可以说万历不批示一些上疏是很恶劣,很不负责任的做法,这样的一个政府是很糟糕的一个政府。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歪曲事实本身


所谓的“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管其他朝代如何,至少在明代,知县这个级别的地方官,是无须皇帝批示,就能够决定的。不管有些人被长期灌输的观念多么深入其心,但是所谓“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便说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9]


还是那句话,你可以认为这个皇帝部分放弃其职能的政府不是一个良性运转的政府,不是一个健康和正常的政府,也可以承认,皇帝怠政使得许多政府机构缺少官员;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歪曲事实,夸大事实把明朝的政府说成是离开了皇帝就停止运作或几乎停止运转的政府,夸大事实把包括知县这个级别的官员都看成了缺少皇帝批示就无法决定任免,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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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本纪第二十 神宗一》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5月第一版,第79到80页


[3]《明史》卷225《列传第一百十三》


[4]《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5]《明神宗实录》卷595,万历四十八年六月丁末 转引自《晚明史第769页


[6]《晚明史》第636页


[7]《明神宗实录》卷580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末


[8]杨仕、岳南《风雪定陵》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


[9]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5月第一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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