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其《心书》一文中讲到如何知人时,提出了七条途径:其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从其对是非的判断来考察其将来的志向,看看是否胸有大志;其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提出尖锐的问题对其诘难,看其观点有什么变化,能否随机应变;其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就某方面的问题咨询其看法和对策,看其知识经验如何,具不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观察其在困难面前的表现,看其有没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处世不惊的良好心理素质;其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以美酒款待,看其个人品德如何,是否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其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观察其在金钱财富面前的表现,看其是否能经得住物质利益的诱惑,是否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其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托付其办事以视其信用如何,是一诺千金,还是信口开河。诸葛亮的这些观点很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借鉴古人的经验,拓宽知人的思路。


用人能否把握时机,与领导者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汉武帝到郎署去视察工作,在那里他见到一位老者,这位老者衣服破烂,两鬓花白,步履蹒跚。汉武帝非常惊讶,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入的郎署?”老者答曰:“我叫颜驷,是江都人,在文帝的时候做的郎官。”武帝又问:“你怎么这样大年纪还是个郎官呢?”,颜驷回答:“文帝喜欢文人而我好武,景帝喜欢老人而我那时还年轻,而您喜欢青年我却已老了,所以,我虽然三朝为官却始终未能得到提拔。”武帝听了颜驷这番话,非常有感触,当即提升他为会稽都尉,以谢他的一番直言。


这则历史故事告诉我们,用人的时机把握不好,就会埋没人才、荒废人才。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单位仍然在论资排辈,使用人才不是靠能力,而是需要熬年头。这种状况虽然已在逐步改观,但其惯性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战国初年,魏文侯派大将讨伐中山国,碰巧的是,乐羊之子乐舒当时正在中山国为官。两军交战,中山国想利用乐舒迫使魏国退兵,乐羊不为所动。为把握胜局,乐羊对中山国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略。消息传到魏国,一些谗臣纷纷向魏文侯状告乐羊因私损公。魏文侯不予轻信,当即决定派人到前线劳军,并为乐羊修建新宅。乐羊围城数日,待时机成熟,一举破城,灭了中山国。班师回朝后,魏文侯大摆庆功宴,酒足饭饱,众人离席后,魏文侯叫住乐羊,搬了一个大箱子令其观看,原来里面装满了揭发乐羊围城不攻,私利为重的奏章。乐羊激动地对魏文侯讲:“如果没有大王的明察和气度,我乐羊早为刀下之鬼了。”历史事件生动地表明,用人不疑是多么的重要。


清代的曾国藩也很会用人。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三个人才,恰好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三人在厅外等候。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说明来意,并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曾国藩讲:“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之类的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李鸿章很吃惊,问曾国藩是何时考察出来的。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见到那三个人,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那个低头不敢仰视,可见是位老实、小心谨慎之人,因此适合做后勤工作一类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可见是个阳奉阴违的人,因此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而立,如一根栋梁,双目正视前方,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曾国藩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是后来担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作为领导,并不一定要比所有的部属更有才干,关键是要看能不能将各有所长的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共同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去努力。美国的钢铁之父卡内基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导。虽然他已去世多年,但他的碑文却留给世人以永恒的回忆。碑文是这样写的:“一位知道选用比他本人能力更强的人来为自己工作的人安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