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求是派”为什么能打倒“凡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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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当年

的那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是分不开的。“催发真理之树枝繁叶茂的,只能是破除迷信的滚滚春潮!”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时代进步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华网理论频道特摘选《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精彩章节,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思想论争,也企望推动对改革开放的全民性思考热潮。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工作,是从否定“两个凡是”开始的。这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党内大论战。


1976年10月26日,当时主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的华国锋在听取了中央宣传工作的汇报后,针对广大群众纷纷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况,作出指示,这是第一次提出“凡是”主张。1977年2月7日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成为当时的施政方针,被简称为“两个凡是”。


有人作了细心的考究,认为“两个凡是”的发明权,其实要算在林彪身上。在“文革”期间,林彪也讲过“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此“两个凡是”不过是彼“两个凡是”的翻版。


“文革”后的“两个凡是”既出,等于给每个人头上都下了一道紧箍咒。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准则,“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打倒刘少奇、批邓、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按照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做的;把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也是毛泽东点了头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这一切都要坚决维护,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也就是说,抓出了“四人帮”,并不等于就要结束“文革”期间的那些荒唐行为,所有一切还要按着“文革”的轨道继续运行。可见,“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把“文革”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因此,对“四人帮”的定性,也一度由“极左”变成了“极右”。


本来,全党全国人民都以为抓出了“四人帮”,中国社会的形势就会摆脱“文革”的阴影,而大步迈向新时代。但是,“两个凡是”束缚了人们的手脚,成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两报一刊”的社论发表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出尖锐的批评。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被继续沿用。会议强调说:“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叶剑英在会上强调全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军队的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和流毒,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4月10日,尚未复职的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4月下旬,邓小平明确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直截了当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以后,邓小平干脆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表达了对“两个凡是”的毫不妥协与针锋相对)。


此后,党内的“求是派”与“凡是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指导全党斗争的武器。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给中共中央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7月1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理论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的吴江就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谈了几点看法。他说,第一,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当做整“走资派”,否则会被某些野心家用来“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当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方面的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胡耀邦听了很高兴,称之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当时胡耀邦正让中央党校创建一个叫《理论动态》的刊物。为了办好这个刊物,胡耀邦已经准备了好几篇文章,但第一期需要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在这时,吴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极大兴趣。会议结束后,胡耀邦于当天晚上找到吴江,让他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一篇5000字以内的文章,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


根据原先的安排,《理论动态》第一期准备在9月出版,因为那时中央党校正好开学。考虑到邓小平在此之前已经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胡耀邦决定将《理论动态》第一期提前出版。


按照胡耀邦的吩咐,吴江在第二天就把文章写出来了。随后,他把文章送给了胡耀邦。文章于7月14日打印成清样,胡耀邦看过之后,让他的秘书将文章送到了印刷厂。这期《理论动态》共印了300份,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确定的。这篇文章送邓小平同志看了,邓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


文章发表后,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用当事人的话说,仅文章题目本身就使人感到“震惊”。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奉为经典。按说,在当时的“左”的思想仍然盛行的形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可怀疑的。而《理论动态》居然发表文章要对这个理论进行探讨,这已经是够“大胆”的了。


7月下旬,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刚刚正式复出,立即在十届三中全会和此后的十一大上明确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彻底克服“文化大革命”与林彪、“四人帮”带来的坏风气,从更深层次上触及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也触及了正确思想路线的深层哲学基础。


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左”的错误的影响,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错误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种所谓“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纠“左”,继续肯定党内有“走资派”,并继续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随后的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政治局常委5人。


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通过,说明“凡是派”在中央高层仍占支配地位,要冲破“凡是派”的禁锢,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9月1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实现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两个突破。理论上的突破,是把“完整准确”与“实事求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起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实践上,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的举动,得到了党内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支持。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叶剑英先后撰写纪念文章或发表谈话,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逐渐在全国形成了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氛围。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邓小平的倡导与支持下,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这就在实际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


“求是派”与“凡是派” 在这一阶段的交锋日渐公开、深化,以党内思想路线斗争为主要形式,这也是后来全国性大讨论的内部酝酿准备阶段。在此阶段,“凡是派”借助政治权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惯性力量,暂居上风;而邓小平则不惜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巨大风险,以“完整准确论”、“实事求是论”的形式,亮出了反对“凡是派”的“实践标准论”的最初思想旗帜。在这一阶段内,“求是派”已由被严重压抑,转向在思想道义上占据上风;“凡是派”则由明显的统治地位,转向被动地位。但由于“凡是派”占据政治权力优势,加上“左”的社会思潮根深蒂固,从1978年初直到当年5月初,斗争暂时处于相持阶段、胶着状态,根本解决问题的历史契机还未到来,思想理论与政治路线上的根本突破与根本创新还需假以时日。(《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钟生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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