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向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国发动战争,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后诸葛亮”。要知道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物”的方面,还取决于“人”的方面。如果战争总是“物”的方面占优势的,人多、枪多、钱多的一方取胜话,人类的历史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这些战例的成功都是依靠发挥“人”的优势来弥补“物”不足。




二战时日本的国力固然逊于美国,但绝不是说日本就没有战胜美国的可能,只能说美国战胜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发动对美偷袭,其实就是现在中国所谓的“超限战”思想,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们制定的所谓“战争规范”。





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





汪精卫是1905年发起成立同盟会的元老,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孙中山逝世后接任国民党主席。虽然被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夺取了实权,但汪精卫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蒋介石之上。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讲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



汪精卫上台后公开发表讲话,主张惩罚不抵抗而退却的张学良,蒋介石等人却不同意惩罚张学良。汪精卫一怒之下提出辞职,但国民党中委会不同意汪辞职。由于汪精卫不掌握军队,无法插手军事方面的“抵抗”,此后汪只好专门负责“交涉”的方面。汪精卫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退却时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当时汪精卫本指望中国军队的积极抵抗,会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谴责日本违反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为。然而英美法只是口头上谴责了一下日本,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这也变相地鼓励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日本更加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此后汪精卫开始对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失望,同时中国军队在“九一八”后的怯战表现,也让汪精卫深深失望,使汪精卫的对日方针从“主战”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主和”。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刺受伤后,暂时离开政坛出国疗养。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应国民党中央之邀紧急归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入侵中国。英美法等国不但没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甚至还拒绝向中国提供武器。由于中国是穷国,没有现钱买武器,只能通过借款的方式买武器。当时只有德、意和苏联肯向中国提供借款,卖给中国武器。





1938年汪精卫在对某军事院校的师生演讲时说:“外交的问题,看起来很复杂,说起来又很简单。有人怀疑我们和德、意的关系,对于这种怀疑,值得去解释,也不值得去解释。我的说明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已足够我们对付了,我们不必再惹第二个。如果墨索里尼愿意帮助我们建立空军,希特勒肯卖军火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德、意做朋友?”。“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秘密向大家公开一下,各位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向民主国家买到军火。上次国联开会之后,我们拍电报派郭泰祺、顾维钧、王正廷三人向欧美各国接洽,结果并没有得到收获。有人告诉我们的外交官,说他们现在没有军火出售,等到三年以后,他们自己准备齐全了,再让一些给我们。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吗?罗斯福更是滑稽,他说他可以卖军火给我们,但是要现钱。我们的大使说:中国是个穷国呀,哪有金子呢?罗斯福说:没有金子,拿白银来好了。咳!白银不是钱吗?”





抗战爆发后英美法对中国的冷漠态度,以及中国军队屡战屡败,使汪精卫产生了只有对日妥协才能救中国的思想。1938年,中国抗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影子。当时谁能预料到1940年美国会经济制裁日本?谁能预料1941年美国会向日本宣战?谁能预料1945年日本会战败投降?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今后不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蒋介石则宣布抗战到底。此后汪精卫屡屡试图说服蒋介石与日本讲和,连续给蒋介石写了十几封信,力主对日讲和。其实蒋介石也并非绝对不愿意和日本讲和,只是客观形势不允许他唱讲和的低调。蒋介石在举国上下高唱抗战到底的爱国风云中,不得不附和民意,而且还要把爱国的调子比别人唱得更高。





1938年6月武汉广州陷落后,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汪精卫开始公开批评抗日派,他说抗日派是“不说老实话,不负责任”。汪精卫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当爱国华侨陈嘉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时,汪精卫争辩说:“总理(孙中山)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汪精卫说:“抗战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X党游击队。抗战只有一条路:亡国。此外还有一条”和“的道路,我们应该拿出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来讲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12月18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爱国气氛下,走高唱抗战的道路当然比较容易,而走与日本讲和的道路就比较艰难。所以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你去领导容易的抗战吧,我来承担艰难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为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汪精卫本来已和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重庆。如果汪精卫和蒋介石一起高唱抗战的话,绝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相反汪精卫要逃出重庆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险。汪精卫逃到河内后,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打死了他的秘书。如果不是汪精卫的秘书主动要求和汪对调房间的话,汪精卫早就丧命河内了。所以汪精卫的“和平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赌博,绝非一般贪生怕死之徒敢为的。





三、汪精卫政府的客观作用





汪精卫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维新政府,使中国在国际处于非常绝妙的位置。一半中国人参加英美法阵营,另一半中国人参加德意日阵营。如果英美法取胜,蒋介石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汪精卫政权;如果德意日取胜,汪精卫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蒋介石政权。中国是二战中唯一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这使中国避免了万一战败而陷于割地赔款、甚至被分割亡国的绝境。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出这种绝顶聪明的生存之道,让洋人们叹服。




汪精卫的维新政府除了使中国成为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外,还从侧面拯救了蒋介石和共X党。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





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X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另外汪精卫政府除了“双保险救国”方面的意义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为。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忆苦思甜”,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实在没有找到什么值得搬上桌面的东西。相反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证。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从来没有人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奴隶,也没有人会主动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为奴隶,成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认为汪精卫是自愿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当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将是对普遍人性的错误理解。





客观地讲,汪精卫成为汉奸是他把赌注压错了地方。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胜利的话,汪精卫就会把蒋介石作为美国走狗汉奸推上审判台,我们今天也要认真学习《汪主席文选》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客观地评判历史人物,一定要本着一个最基本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