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爱国主义”的返祖

唱衰上海H 收藏 0 23
导读:《新京报》12月14日回顾改革史的报道,是揭秘1978年可口可乐重返中国,一度被批为“卖国主义”。1927年,可口可乐就已经进入中国,1949年退出中国内地。近30年后可口可乐返回中国,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我曾经看到资料,可口可乐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与法国的行销,也曾经有过相当艰难的历程,不过那主要是其销量越来越大时,遇到了基于文化心理的抵抗,而非强制性的禁止。在中国,一种饮料的退出与重返,则是高度政治化的事件。因政治而退出,因政治而重返,政治塑造的不只是一个产品的去与

《新京报》12月14日回顾改革史的报道,是揭秘1978年可口可乐重返中国,一度被批为“卖国主义”。1927年,可口可乐就已经进入中国,1949年退出中国内地。近30年后可口可乐返回中国,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我曾经看到资料,可口可乐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与法国的行销,也曾经有过相当艰难的历程,不过那主要是其销量越来越大时,遇到了基于文化心理的抵抗,而非强制性的禁止。在中国,一种饮料的退出与重返,则是高度政治化的事件。因政治而退出,因政治而重返,政治塑造的不只是一个产品的去与来,更重要的是一整套观念。


在重返之前的几十年,中国人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多与美国兵在一起。这样的图像传播,固定了一种想象,可口可乐便成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代码。今天,我们当然不再把可口可乐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不会给喝可口可乐打“卖国主义”的标签。不过,我觉得更加值得唏嘘的不是今昔对比,而是观念的返祖现象是一个多么容易产生的过程。


把某种西方商品赋予保国卖国的观念意义,本质上讲是观念的象征性物化。这样做法,应该说至迟在洋务运动之时,已经被颠覆。从魏源等人“睁眼看世界”,到洋务派兴办实业,对西方物品的意识形态赋值已经在体制层面得到了剥离,就连西太后都不认为这些物品是洪水猛兽了。义和团运动灭尽一切源自西方的东西,包括铁路和电报局,一方面演示了极端的“反洋”行为,一方面也因其极端而成为“器物爱国主义”的回光返照。事实上,中国的观念进程不只是走出了“器物爱国主义”,而且维新运动以后,就已经进入了制度、文化的全面革新阶段。


当可口可乐重返中国时,面临的又是怎样的观念现实呢?上海,这个曾经最开放的中国口岸,1949年前曾有过可口可乐生产线,也是中粮公司引进可口可乐的首选生产地,此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引进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可口可乐生产线无奈地落户北京。在北京落户,仍然面临“卖国主义”的问题,中粮公司为此专门写出报告,开放了,外国人来多了,需要喝可口可乐,中国产可口可乐含有国产桂油,还可助我们掌握饮料罐装技术等等,才获高层批准。此后又有媒体用内参形式反映“可口未必可乐”,浪费国家外汇,有中央领导批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直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批准内销。


讲改革开放,如果仅仅是今昔对比,哪怕坚定了继续改革开放的信心,岂不只是“忆苦思甜”?超越这种“忆苦思甜”模式吧。自近代史以降,经过艰难的历程,中国人逐渐放弃“器物爱国主义”、“制度守成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应是重大成果。而我想,当年的人们也曾经有过“再不会有谁认为洋货就是祸水”的信心吧,结果又怎么样呢?今天,哪怕已是“全球化”时代,“器物爱国主义”仍然不时会混杂虚妄的亢奋,以“抵制外货”的形式回来。这便是发生在引进可口可乐三十年后的现实。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当思精神返祖现象在中国将会是长期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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