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斯达克前主席遭儿子揭发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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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检察人员指控其给投资者造成约500亿美元损失。而告发这位华尔街史上“最大诈骗嫌疑犯”的人,正是麦道夫的两个儿子。 (《广州日报》12月15日)   “儿子揭发老子”,古今中外皆有。前年,济南某高校的女大学生王静,就两次只身进京到中纪委举报父亲包养“二奶”的情况,强烈要求党组织“清除这个党内败类”。而在春秋时代,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近日,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检察人员指控其给投资者造成约500亿美元损失。而告发这位华尔街史上“最大诈骗嫌疑犯”的人,正是麦道夫的两个儿子。




(《广州日报》12月15日)


“儿子揭发老子”,古今中外皆有。前年,济南某高校的女大学生王静,就两次只身进京到中纪委举报父亲包养“二奶”的情况,强烈要求党组织“清除这个党内败类”。而在春秋时代,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大意是,“叶公对孔子说:我们乡里有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向官府告发了父亲。”


《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子女知道父母违法犯罪的事实,都负有作证的义务。但在古代中国却不然,孔子评价叶公的话时就说:“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认为,父亲为儿子隐瞒犯罪事实,儿子为父亲隐瞒犯罪事实,这才是正直)在古代的刑律中有“亲亲相隐”的原则,子女揭发父母犯罪,不但不受鼓励,反而是一种应当受到法律惩罚的行为。


在美国,如果子女知晓父母违法犯罪事实,是没有作证特权的,也就是说,像麦道夫的儿子向警方揭发父亲的犯罪事实,也是法律所鼓励的;相反,如果法庭传唤他们出庭作证而他们拒绝的话,可能被判“藐视法庭罪”。不过,在欧洲大陆,亲属包括子女在内则享有作证特权,如果父母涉及犯罪并且子女是知情的,法庭传唤子女出庭作证,那么子女可以援引作证特权拒绝作证,并且不受任何处罚。当然,欧洲大陆的亲属作证特权与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原则是有差异的,拒绝作证只是子女的一种权利而非义务,子女可以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大义灭亲”。


不过,我们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作证问题一个重大区别是,我们的法律并没有作证特权的规定,而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以下几种人是免于作证的:夫妻之间、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神父与教徒之间,等等。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立法者认为,法律是要平衡多方利益的,不能单纯强调某一方面的利益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利益,因此,查证犯罪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要维护家庭伦理和特定职业的信任关系,因此,为了维护家庭和某些对社会关系影响特别重大的职业,有必要让一些人享有作证特权,那怕是牺牲实体正义。


最近,和“告密”有关的新闻不少,比如湖北大学某班规定学生之间互相暗中“盯梢”。引申开去,这也许跟我们的法律和文化中没有“作证特权”这种观念有关,在我们头脑中从来没有利益权衡的问题,没有想到在维护某一种利益时必须防范另一种利益受损,没有给予过任何人以作证特权,“知情人”往往被强制作证。因此,告密就成为一种荣耀和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事情。这种观念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鼓励告密甚至强制告密就可能成为风气。


用损及伦理与职业信任强制得来的告密或者作证,往往见到的是投机者在利益驱动下蠢蠢而动——我们几时看到贪官的子女如麦道夫的儿子一样为了公共利益而揭发贪赃枉法的老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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