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韩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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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face=隶书][/face][size=16][/size]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专制,中央集权,腐败,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专制,中央集权,腐败,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这种东西方黑白分明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舆论,甚至成为国人的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建国后多次知识分子挑战政权,要求走西方化的道路的运动,其信心正来源于此。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几乎都默认西方化的政策选择,其依据也正在于此。

作为80年代睁开眼睛四处张望的新一代,我当然也接受了这份黑白鲜明的东西方对比图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随着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加深,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和旧史料的重新解读,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史,并进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了新的理解。为激发更多的讨论,现不避粗陋,概述如下。


一、 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

如果《管子》有史料价值,则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据《管子》记载,夏朝有一次连续五年大水,贫民不得不卖子求生。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商朝有一次连续七年大旱,汤王用庄山的金铸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 。这说明,私有制已经确立,劳动力或人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君王都不能改变交易。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这里必须作一些说明。在这里,我将大商人和大地主都看作是商人,是“重农抑商”的对象。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而土地和劳动力则是最大宗的资产。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能够购买、拥有和经营生产要素的,则是大商人。至于说这种生产要素是工厂,还是土地,还是劳动力,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则并不重要。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农业,抑商者,既抑制城市商业流通,亦抑制农村土地兼并。其实,做丝绸、粮食、皮毛生意的大商人,本身亦可能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反之亦然。这正如在现代社会中,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甚至合为一体。布罗代尔证明,在西方社会中,最顶层的大资本家从来就不会专营一业,而是什么产业利润高、风险低,资本就流向什么产业,兼营生产、流通、金融、土地。布罗代尔甚至揭露,现代西方的大资本家,正如古代中国的大资本家一样,从来就是依靠垄断地位发财,从来就是与国家政权相互倚重、勾结的。

在古代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等价于“重本抑末”。“本”是生产,“末”是流通。事实上,重生产而抑流通,“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这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采用的政策。市场鼓励创新,能够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进,商品的丰富,大型组织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强大,但同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发生动荡。怎样才能保留市场的创新性和丰富性,又抑制市场的两极分化特性呢?这就必须“重农抑商”。欧美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以及相应的失业救济、养老金等福利措施,工会集体讨价还价制度,客观上就是在抑制商人成长的速度,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抑制两极分化的程度,因此,实际上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当然,似乎“重产抑商”的提法更直观一些。此外,还有战后德国、日本企业高速成长的秘密武器,加速折旧政策,也是一种“重农抑商”措施。加速折旧后,企业可分配利润大幅降低,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却异常充裕,这难道不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吗?

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发现欧美社会虽然强大,但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劳动人民终年当牛作马,生活朝不保夕,设想未来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要害在于节制资本。这是富有远见和哲理的政策。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也不是放纵资本。这正如重农抑商,不是消灭商人,也不是放纵商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和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实等价于西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与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前提都是市场经济。争论之所以是长期的,因为推动争论的社会机制和动力是长期的。受益于市场的大商人总是主张放任自由,而受害于市场的生产者,农民和工人,则总是主张国家干预。

二、 重农抑商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达,其实并非什么奥秘。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

其实,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是缺乏史料支撑的一种情绪性的印象。至少从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200、300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考虑到王朝更替,则人口、经济、技术呈螺旋发展态势。春秋战国时,人口约2000至3000万;经过多年战争,秦苛政,楚汉相争,汉初人口下降至约600万。但西汉人口增长迅速,平均年递增率达1%左右。至西汉末年,人口达近6000万 。如此螺旋增长。清朝前期人口增长率与西汉接近,约150年时间内从1亿左右增长4亿(1700至1850)。在人均消耗资源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由于技术的进步,从瓷器、陶器到竹器、木器、铁器,从棉花、水稻到苹果、桃子,产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人均消耗资源在增长,则经济增长的速度将超过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市场交换的发达,并由此推动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至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流。在炼钢、铸铁、造船、水轮联动擒纵机构、转换直线和圆周运动的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上,中国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至十几个世纪。一些对西方极为仰慕的中国学者很不高兴看到李约瑟的著作,甚至千方百计加以否认,因为李约瑟发现了一个繁荣、增长迅速、富于创新、技术先进的古代中国。但是,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懂得,无论是否有某位亚当?斯密赞美市场,市场都会促进技术进步。走进任何一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吃、穿、住、行各种生活用品的制作精美程度在不断提高,早期只有宫廷才能使用的器物,如瓷器、丝绸、茶叶、桌、椅、床、铜镜、马车、钟表等,时隔不久就能够普及到民间。

不妨设想我们作为商人生活在其中任意一个朝代。我们会发现,和平是漫长的,经济是日益繁荣的,城市规模是不断扩大的,高档消费品是供不应求的。西汉末期,首都长安有人口约1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67%。可以比较,今天的北京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将全国分为十大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都有一个中心城市,若干个次中心城市,以及乡镇集市。如此,则全国的城市化率至少将超过10%。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单是每天粮食、肉类、水产品、水果、蔬菜、皮毛、香料的供应就将形成繁荣的市场,城市郊区势必形成产业化的种植和养殖,并在城里形成制鞋、帽、衣服、车辆、木器、竹器、瓷器、陶器的各种手工业。当然,还有餐饮业、旅馆业和娱乐业。例如,在宋朝首都汴梁城内,有大小酒店3000多家,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戏曲演出中心——桑家瓦子——有50多座戏场,其中最大一个戏场竟可以容纳1000多人,在当时的音响和灯光条件下,这是令人震惊的。自北宋起,中国流通纸币长达400年之久。《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内的市场繁荣景象。

不错,每次王朝更替时,人口都有大幅度缩减,但新王朝一确立,人口和经济即恢复迅速增长。事实上,这恰好说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具有高度的活力。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达长200、300年,相应地,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经济史料支持这种逻辑分析。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的伍秉槛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当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伍秉槛的财富并非鹤立鸡群,同期的一位宁波商人拥有2000万两白银,晋商、徽商拥资千万两白银的亦不鲜见,至于拥有百万两白银者则不计其数了。放到国际范围看,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资本家都没有如此巨额资本。在19世纪中叶,欧洲总人口仍远少于中国,又被各国疆界所分割,市场狭窄,即使有工业革命之助,可以掠夺世界范围的财富,也仍然不能与中国市场上的大资本家相比。据贡德?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购买中国的工业品 。弗兰克认为,在这长长的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相反,欧洲则是当时世界经济结构的外围,靠了美洲的金银才能登上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的列车。

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序列。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使商人地位低下,总想改换门廷,买官置地,从而阻碍了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商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我不否认有古代商人有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士”的社会地位高于“商”,还产生了另一种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倾向。混合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权钱勾结,或者说提高权钱勾结的门槛。在“士农工商”序列下,当官的士人有社会地位的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面前有一定的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颠倒过来,那么士就守不住相对于巨商大贾的清贫。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点。商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当官的都急于把权力换成金钱,结果权钱勾结十分容易,本来用于放慢两极分化的政治机制成了加速两极分化的有力手段。许多房地产商都深有体会,用权钱勾结的方式赚钱太容易了。赚这种钱是“吃人肉”,吃过“人肉”以后就再也不想吃草了。什么是吃草?搞发明创造,改进产品的性能和生产工艺,发现消费者的新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可见,“士农工商”序列实际上使社会上存在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个人眼前利益的商人价值系统。两套价值系统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使社会能够取得稳定和发展的平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替代古代社会的士人价值系统,与民族资本家的价值系统相制衡,理论上也可能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较长时期。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两套价值系统并存的社会至少是仍然存在剥削的社会,无非是剥削程度较轻而已,搞得不好剥削程度会日益加重,重蹈历代王朝覆灭的老路。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建国初期,商人价值系统自发地、主动地、积极地向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渗透,大批共产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被腐蚀掉了。这样,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毛泽东才下决心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商人价值系统并不因私有制的取消而消失。因为,商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物质性密切相关,士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精神性密切相关。如果不能使党的干部真正具备士人价值系统,则商人价值系统在政府内将会变形出现,表现为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大跃进失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农民由于干部欺上瞒下行为而饿死,充分说明了商人价值系统在党的肌体内的顽强存在。最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商人价值系统并没有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消失,相反正在强烈地改变着党员队伍的精神实质,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反观可知,士人价值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很不容易。历史王朝的覆灭并不是士人价值系统过于强大,而是过于弱小,无法抵御商人价值系统的侵蚀。

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序列使中国人都热衷于吟诗作画,阻碍了发明创造活动。这种说法也是经不住拷问的。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的识字率约在10%左右,识字中能够粗读四书五经的,又是10%,能够考中举人秀才踏上仕途的,还是10%。因此,读书做官的道路,最多只能吸取社会智力资源的1%左右。大量的智力资源到哪里去了?或者是学手艺去了,或者是经商去了。正是靠着这些智力资源,以及利用智力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的市场机制,中国古代的技术水平才能长期领先于世界。须知,瓦特、爱迪生、福特等西方技术的关键推进者,都没有进当时教授拉丁文、学习宗教和哲学的名牌大学。这正如鲁班可能不识字一样。

因此,逻辑和历史相互印证,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并没有阻碍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市场的发达,人口、经济和技术的增长,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什么是资本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理解。一种定义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定义的。手工磨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只有地主、领主、奴隶主,没有资本家。但是,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16世纪后半叶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刚刚发生、还远没有影响到法国经济时,1789年的法国革命,又都被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马克思还有另一种定义,即从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的。大体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制的关系,则是封建社会;如果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奴隶,则是奴隶社会;是农奴,则是封建社会;是自由雇工,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正是按这个定义,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才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发动并受益的资产阶级革命。

仍然按此定义,则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前期,农民从国家分得土地,既可理解为农民直接受雇于国家;亦可理解为农民都拥有私有土地,是自我雇用,只需要向国家交税,不受地主、领主或奴隶主剥削。但这两种理解都无法纳入上述三种社会形态,倒是接近新中国土地改革后的社会。到了王朝后期,自耕农大量失地,流入城市或进入大庄园,成为大资本家或大庄园主的自由雇工,则社会性质当可归入资本主义社会。仔细辨认尼德兰、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人们很快会发现,他们是一些商人、工场主、船东、银行家、庶族地主、自耕农。在中国唐、元、明各朝中后期,汉、宋、清各朝全期,同样的社会阶级蓬勃发展,茁壮成长,实力之雄厚,远非欧洲各国可比,为什么不能叫资产阶级?

人们会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资产阶级不掌握国家政权,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调节,因此中国古代有资产阶级,却不是资本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社会。然而,按此定义,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北欧各社会民主类型的政党曾经长期执政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也受到种种重农抑商政策措施的调节,如高额累进所得税、加速折旧、强大工会、高工资、高福利、高社会保障等,就将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之外。事实上,这些国家也往往自认是社会主义,或者回避主义,自称是福利国家。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基本生产单位仍然是企业,基本生产关系仍然是资本家和自由雇工。因此,这些国家仍然属于马克思定义下的资本主义。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家一旦赚了钱,就购土地、置房产、买爵位、奢侈消费,而不象西方的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中国的资本家具有封建性。但是,仔细阅读西方企业史会发现,除美国以外,欧洲的资本家,无论是英国、德国、还是法国,赚来的钱同样会购土地、置房产、买爵位、奢侈消费。理由很简单。随着利润不断投入生产,市场空间越来越狭窄,风险越来越大,而房产、土地则是垄断性产业,风险较小,购买爵位则相当于是买政治保险。在生活方式上,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一样,都羡慕贵族的生活方式,住宅和别墅的风格都刻意模仿欧洲贵族,甚至地名、街名、人名都常常用欧洲贵族来命名。无论是现代西方还是古代中国,只要资本积累规模增加,因地理、产品、技术、规模等各种因素而导致的垄断程度就会提高,与各级政权勾结的程度就会加深。随着垄断利润滚滚而来,企业在竞争性阶段的节俭就变得毫无必要。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正是威尼斯商人讲排场、比阔气、高消费的产物。西方各大企业家族或企业王朝,例如,福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杜邦家族,罗思柴尔德家族,蒂森家族,等等,哪一个家族没有成群结队的私人飞机、游艇、庄园、高档轿车?既然现代西方和古代中国的资本家无论在资本积累和消费方式上都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为什么欧美的资本家不具有封建性?

更加不公平的是,中国的资本家群体被称为“帮”,什么山西商帮,安徽商帮。“帮”暗示着黑社会。而执行着同样社会功能的欧洲资本家群体,尽管在经营规模和资产上都比中国小得多,却被称为资本集团——暗示着文明和进步。如果说中国资本家群体会有官商勾结的倾向的话,所以叫“帮”;那么当代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与美国国防部勾结,美国大石油公司与白宫勾结,更进一步,美国的大企业通过政治捐款系统地与政府勾结,是不是也有官商勾结倾向,也应该叫“帮”?如果说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商品流通,方便资金筹集和融通,是资本集团的功能,那么中国的资本集团同样具备上述象征着文明和进步的功能。

由此可见,只要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只要该社会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一无所有,只有劳动力,则该社会就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基本上都有一次土地改革,或者平分,或者承包,使每个家庭都拥有一份土地。这时,有市场经济,但缺乏大规模的失地农民,也许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社会,甚至可以叫社会主义社会。大体上,经过30、50年后,由于水旱灾害、生老病死等各种变故,贫穷的农民只好出卖土地,或流入城市打工,或流入大农场,成为大地主的雇工,社会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性质就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

再回到重农抑商的命题上来。如果上述叙述成立,则可以看出,在王朝初期,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将放慢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的步伐,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倾向极其强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要顽强地到来。从各王朝中期起,以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力量,这种力量最终将摆脱政府的调节,将政府权力市场化、资本化,使社会崩溃。

也就是说,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机制,导致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聚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壮大。与此同时,权力体系也日益失去制约,权力集中到少数谋求短期私利的权臣、宦官或外戚手中。资本的积聚与权力的积聚相互推波助澜,社会财富完全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会必然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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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产阶级可以与任何政治制度结盟

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会想,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政治。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可以与王朝政治相联系?

事实上,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阶级。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政权,但是,如果别的政权一样允许他们积累资本,发财致富,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掌权呢?其次,如果政权掌握不好,或者政权的运作成本过高,或者在各阶级之间达不成政治妥协,反而会引火烧身。第三,无论谁掌权,都需要避免社会两极分化,都需要使最下层的群众能够勉强生存下去,使其反抗的机会成本高。这就需要支付税收,而且肯定是越富有,掏钱得越多。第四,如果不掌权,一旦社会发生动荡,还可以用脚投票,逃离或隐藏,掌了权反而跑不了。所以,资产阶级愿意与任何允许他们积累资本的政权合作。如果这个政权采取放任自由政策,招商引资,亲商亲资,那当然最好;如果这个政权重农抑商,节制资本,也可以接受。反正节制资本的种种政策是由官员来执行的,资本家有的是办法腐蚀、拉拢官员,使节制政策失效。第五,在多数人普遍自利的情况下,任何政府,哪怕是敌视资本家的工人政府,都不得不允许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从而允许资产阶级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费尽心机掌握政权?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既可以接受专制政府,例如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也可以接受社会民主党政府,例如欧洲,还可以接受王朝政府,例如中国古代。英国女皇、日本天皇可以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顶礼膜拜。资产阶级甚至可以接受部落酋长的领导,例如在沙特、阿联酋。

还是由于这些原因,资产阶级才是真正无祖国的阶级。18世纪,荷兰的资本家把资金投到英国,使英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荷兰本国经济却衰落了。19世纪,英国的资本家又把他们丰厚的垄断利润投向美国,使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形成强大的钢铁、化学、汽车工业,而英国却成为二流工业国,不但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德国和日本。

事实上,纯粹追求本阶级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资产阶级还不一定会掌权。例如,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后,美、英两国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最后不得不让位于代表本国中小资产阶级及部分工人的克林顿和布莱尔。又例如,南美的资产阶级长期掌握政权,但满足于开发南美资源,交换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品。结果,南美各国长期依附于欧洲和北美,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军事政变不断,资本外逃严重,社会失去希望。

因此,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接受王朝政治的调节,在王朝政治下发展,并腐蚀王朝政治,最后与王朝政治一同被周期性地消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五、 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后期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顺理成章地,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定义,同样,对无产阶级也有两种定义。从生产关系看,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的,即属于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失业者是劳动力的后备军,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按照此定义,则古代中国的佃农、雇农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谓流民(即失业者),都属于无产阶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

另一个定义是从生产力方面看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产生于现代工业。相应地,也只有在现代工业条件下,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分。资产阶级无法支配现代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支配现代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化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顺此逻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认为,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代表着旧的生产力,是旧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历史循环。

这两种定义对革命的动力、时机、方式、结果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按照前一种定义,革命的动力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阶级分化达到极点时,该社会就将爆发革命。革命的方式是形成革命组织,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推翻反革命政权。革命的结果则取决于领导集团的思想。当领导集团是陈胜、吴广时,革命将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当领导集团是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者时,革命政权就可能成为人民政权,就有可能使社会财富分配倾向于劳动者,并且使劳动者联合起来,兴修水利,建设工厂(如果有现代工业),改进技术,还有可能使旧社会遗留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得到重大改变。但是,当然,如果领导集团中毛泽东少,而陈胜、吴广多,则经过一段时间后,社会仍将恢复王朝时代。

按照后一种定义,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还可以发展时,哪怕剥削、压迫多么深重,都不可能产生革命,也不应该革命——因为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革命的时机是旧生产关系容纳不下新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方式是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夺取工厂、政权,不需要结构分明的革命组织,也不需要长期的革命斗争,甚至不需要斗争策略。革命的结果则是无产阶级对内民主、对敌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计划经济,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共产主义的实现。

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从生产力出发的革命定义有极大的问题。首先,它削弱了革命的人道性、正义性,把自由、平等、人权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并且,赋予生产力发展以过高的地位,埋下了修正主义的种子。其次,它剥夺了革命的主动性和自发性。既然生产关系是否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是判断革命的时机的关键,广大受剥削压迫深重的无产者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革命,什么时候该忍受。谁来判断这个时机呢?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例如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时候两者冲突到不可调和,俄国是不是资本主义,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等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壮大以后再革命(即二次革命论),还是直接动员农民推翻封建统治搞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表明,无论在德国、俄国、中国、还是北朝鲜,这种辩论客观上不是使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推动历史进程,而是成为百无一用的空谈家,成为吸纳社会反抗能量的黑洞。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空谈家也并不能够帮助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掩盖新的阶级分化倾向,从而帮助资本主义复辟。第三,它使革命者忽视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既不注意对资产阶级的分化瓦解,不注重形成统一战线;也不注意无产阶级自身的分化可能,不注意价值观改造。它想像了一场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革命,把资产阶级的危机直接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到来。这既无助于革命成功,更不会注意到革命成功后社会重新阶级化的可能。第四,正是由于忽视价值观转变的复杂性,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可能转化为官僚专政、权力私有制和权力斗争的温床,从而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潜力被极大抑制。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失败后,强调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没有遵循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在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搞了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的早产儿,因此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工业资本主义发达的美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才是能够持续的。或者说,只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发生全球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成熟的、够格的、可以持续的。如果他们的逻辑成立,则革命就将变得遥遥无期,世界各国深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就只能逆来顺受了。即使如此,革命是否需要领导,资产阶级是否会自动交出统治权,革命后的政权是否会变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可见,从生产力出发的无产阶级定义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需要。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具体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力没有关系。不但可以有工业资本主义,还可以有农业资本主义;不但可以有工业无产阶级,还有可以农业无产阶级。相应地,如果资本主义有一天能够消失,它绝不会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动产物,而是尖锐、复杂、长期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战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产物。

因此,古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失败,并非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是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相应地,如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变,哪怕发生在最先进的工业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哪怕全球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也只能是改朝换代、历史循环。

六、 封建社会之说从何而来?

如果说,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各王朝的中后期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群体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一说从何而来?

封建者,“封国土,建诸侯”也。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完整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臣僚,还有可世袭领地。有的诸侯统治有方,开疆拓土,贸易有无,人丁兴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有的诸侯内廷分裂动荡,外廷争权夺利,公卿势力坐大,统治无能,逐渐依附、衰落,成为蚕食、鲸吞和瓜分的对象。如此数百年后,西周王室逐渐丧失中央权威,中原大地诸侯争霸,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交通、文字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土建国”的时代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趋势、历史规律的话,从孤立、分散到联系密切,从小国寡民到大国众民,从承包制到直线职能制,从邦联到联邦,从弱联邦到强联邦,从封土建国到中央集权,一句话,从混沌到有序,倒是一个真正的、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类组织的共同历史趋势。欧洲各国内部的废封建、置郡县过程大约完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和管仲改革。内部整合一经完成,便为对外征战称霸奠定了基础:先是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接着是俾斯麦德国征服法国,时隔不久,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开始合纵进程,先是煤钢共同体,后是欧共体,再是欧盟,直到目前出现欧洲宪法框架,统一欧洲货币。美国则想方设法破坏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用英国牵制法、德,用新出现的东欧诸国牵制西欧大国,让法、德两国相互猜疑,令人想起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连横战略。

可见,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恐怕是很难有解释力的。对此,中外历史学家多数还是有共识的。那么,为什么还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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