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军阀阎锡山讨口彩却倒了霉:“九”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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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所重视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中立的策略: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

在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所重视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中立的策略: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一报道并非虚言。客观地看,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头20年的中国,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策略,的确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据《山西史纲》记载,自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特任阎锡山督军兼山西省省长起,阎就使山西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自成体系”,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不许外省军队入晋,筑起军事堡垒,对内推行“自存自固”策略,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呈半独立之状态。所谓“保境安民”,是面对北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表示“中立”,即“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但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保卫地方治安,埋头经济建设,扩充本省实力,坚持相对独立。


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1917年,阎氏发表《兴利除弊施政大要》,次年发表《山西国民政治实行大纲》,均以农业为首务。以农业为首,阎锡山提出三事六政:种棉、造林、牧畜;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


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


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万名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相应发展,阎锡山颁行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促进了这一发展势头。


观察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形成过程,不可忽略1920年前后中国曾经涌动过的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社会呼声。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的中央权威渐渐衰微,各省要求自治的声音随即高涨,这里有军阀们确保地方割据的私欲,也有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憧憬。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发起的“联省自治”。1920年7月22日,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向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还要制订省宪法,主张“湘人治湘”:“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


在呼吁地方自治的声音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言论格外响亮,他就是毛润之:


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瞒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孙卓,《百年潮》,2005年3期)


阎锡山把山西经营成“独立王国”,与意在建立于宪政基础上的“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在自治方面却又有相似之处。确保个人统治,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阎锡山的山西在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政策与努力,使山西令世人刮目相看,阎锡山从而也具备了发动中原大战的实力。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阎锡山的一贯作风和策略。当读到下面的这段叙述时,我开始有些明白:


8月,正当中原大战进行当中,6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的代表参加,组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央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并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举阎锡山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在北平就职。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所选定的就职时间:9月9日9时9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均以九为至尊,阎锡山此刻难道不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成为全国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与蒋介石的势力划分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好,与冯玉祥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好,能够靠自己的实力一夜之间走出山西“独立王国”,成为一国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阎锡山改变自己的一贯作风,贸然走出一步险棋的内在原因。


“9”的选择并没有让阎锡山美梦延续。巧的是,在他就职典礼9天之后,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把阎锡山和冯玉祥逼进了死胡同。这一与数字“9”有关的巧合,对于阎锡山无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将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一段富有含义的插曲。


时间的巧合,不只发生在阎锡山身上。


张学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支持蒋介石的,一年过后,1931年,还是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由河边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职,再度开始对山西的统治。失败过的阎锡山不会忘记教训,他回到了从前的自己,把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暂时失去了与他人争天下的雄心。如今在河边村阎锡山故居的一对廊柱上,可以看到镌刻的一副阎锡山亲撰的对联:业宏根于识足,国健凭于计周。其中的自省颇值得细细体味,不知是否为他在失败后撰就。


蒋、冯、阎三人重新站到了一起。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日本的侵略?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原大战已使彼此元气大伤。等待他们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还有他们各自命运的大逆转。此时,他们或许真的该为进行中原大战而后悔——如果他们有反省的话。


握手——交恶——对阵——再握手……三巨头的历史变奏曲,就这样在硝烟弥漫中起承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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