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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蒋介石遗体灵榇置于“国父纪念馆”。


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菜、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


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播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绵、黑裤、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带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柩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 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柩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由99辆宪兵队开道车领前,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军、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2000 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跪地“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艶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从改。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工,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了“路祭”这个名堂,沿路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们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架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画作。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屈能伸”。


台湾当局设计这一情节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蒋总统秘录》作者古屋奎二对此解释说:


“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辑。


蒋介石死在海外孤岛,灵柩暂厝慈湖,可谓“屈尊”。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


“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唯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与厚望。”《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26页。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已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1)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2)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


(3)中央委员会设主席1人,推选蒋经国担任。当讨论第三项决定时,作为元老派首领的何应钦发言称:


“国家与本党不幸,总裁逝世,中枢与本党中央顿失领导,在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亚洲赤祸弥漫的时期,必须有迅速妥善的决定,以巩固国家与党的领导中心。现在总统职位。已经由严总统依法继任,本党最高的领导人,也自应依照事实的需要,迅速推定,以巩固本党的领导中心,此一领导人的职称,本会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刘季洪等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职称保留于党章之内,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 ”。


“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必须本党有全党倾服、内外归心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本席拥护……推举蒋经国同志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佩,由蒋经国同志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第1410页。


何应钦的说法与严家淦、刘季洪的提案相符,故为会议所接受。会议作出决定:


“今总裁不幸逝世,全党中央之领导,亟须力谋强固,以适应瞬息万变之国际局势与共产匪党之奸谋诡计,爰特根据党章之精神与本党中央之往例,决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综揽全盘党务,以适应现阶段革命形势之要求,应属迫切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6页。



会议对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决议是:


“蒋经国同志有恢弘之革命志节,卓越之领导才能,自就任行政院长以来,适应国际危机,则处变不惊;推进国家建设,则规模宏达;其坚决反共之决心,为常会所全力支持;其亲民爱民之作风,更为民众所拥戴;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本党为奉行总裁遗嘱,掌握革命机势,亟须坚强领导,精诚团结,方能发挥革命民主政党之最大功能,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经国同志实为最适当之人选,亦为全党同志一致之公意,决议:一致通过。”《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7页。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职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当蒋经国抓到党权之后,另一只眼睛总是盯着“总统”的宝座。对此,“总统”严家淦非常知趣,主动让“贤”。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他让“党国”大老们劝严家淦继续留任。但严氏坚决放弃竞选,蒋经国在盛赞严家淦在位时“德政”之际,于1978年5月当选为“行宪 ”以来第六任“总统”。


由于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称“蒋总统”,都会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叔孙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对蒋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再后来,由于大家为求简化和方便,称蒋经国为“蒋总统”或“经国先生”,对蒋介石也渐以“蒋公”二字代表了。


蒋介石的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林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经筹建小组广泛与慎重的考虑,择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其后,筹建小组又公开征求海内外建筑师提供建筑设计构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杨卓成建筑师的设计方案。1976年10月31日蒋介石9秩诞辰之际,“中正纪念堂”举行破土典礼,蒋经国、蒋纬国、何应钦、谷正纲等人出席典礼仪式。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1980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4000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蒋经国发表了《回顾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5年》的讲话,宣称:


“在此1800多个日子里,我们国家遭受的冲击,所面临的苦难,自然远比任何国家沉痛严重!可是在先总统蒋公‘庄敬自强 ’、‘慎谋能断’的遗训启导之下,尽管世人纷纭自扰,我们仍能‘处变不惊’;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乱迷失,我们一样‘慎固安重’,所以当中南半岛土崩渔烂的时候,中华民国不但砥柱中流,而且还消除了邻近国家的惶惑不安;当世界经济接连爆发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一齐致力于国家基本建设,不但阻止了不景气的趋势,还保持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当美国背信毁约……的时候,大家固然耻痛切心,但一样无畏无惧,团结奋起”。蒋还宣称这5年是“苦难而又充满着希望的5年”。《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3辑第519—520页。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坛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纪念堂”高70米(三层台阶高14.5米,主体墙高24米,斗拱至宝顶尖31.5米)。内部隔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正堂,平面为40米见方,四角各突出7.5米。后方居中矗立蒋介石坐姿铜像,铜像高6.3米,厚6—12厘米,全重约21.25吨,由陈一帆承铸,台座高3.5米。铜像基座正面刻了蒋介石遗嘱,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蒋的遗墨“民主”二字。蒋一生独裁,却以“民主”相标榜,真不知参观者作何感想。左右两边分刻了“伦理”和“科学”。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下层为展示室,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及喜读书目;放映室放映蒋介石的所谓“功绩”,“‘生活电影与录音”。距“纪念堂”中心线470米处竖立一高30米、横宽长67米的正牌楼,一列大小五个拱门,象征“五权宪法”。牌楼正中匾题嵌置4个大字“大中至正”。这4个字包含了蒋介石的名讳,它源自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一书。该书有这样的句子:


“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猝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蒋介石在讲述中庸要旨时,也曾提到:


“……‘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下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


在“纪念堂”南北两侧,竖立两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长19.7米的牌楼,一为“大忠门”;一为“大孝门”,寓意“大中至正”的蒋介石还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


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此举说明台湾当局在蒋介石病逝后在寻求精神寄托,如果蒋介石地下感知,一定会对他的传人的“杰作”大加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