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方局整风:彭德怀走了 邓小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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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8年12月18日 10:04环球网读书频道 中共北方局整风的高潮是在1943年,但从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我们关于整风的学习就开始了。那时,我在北方局青委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办青年干部训练班,训练县青委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杨献珍当时是北方局的秘书长,同时又担任北方局党校的教务长,实际上党校的工作都由他负责。北方局党校和青训班驻在一起(同住一个村)。我和献珍同志关系很好,他认为我不但政治上可靠,而且能干、会办事,不像他那样书呆子气(杨献珍自己这样说)。他把北方局秘书处和党

2008年12月18日 10:04环球网读书频道


中共北方局整风的高潮是在1943年,但从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我们关于整风的学习就开始了。那时,我在北方局青委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办青年干部训练班,训练县青委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杨献珍当时是北方局的秘书长,同时又担任北方局党校的教务长,实际上党校的工作都由他负责。北方局党校和青训班驻在一起(同住一个村)。我和献珍同志关系很好,他认为我不但政治上可靠,而且能干、会办事,不像他那样书呆子气(杨献珍自己这样说)。他把北方局秘书处和党校的一些事情都委托我办理。因此,这个时期,中共关于整风的函电,我全都看过。

关于中央发出来的函电,有一件闹了个大笑话,那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的误读。中央用电报发出了这篇文章,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都收到了。其中有一句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电码中“哗众取宠”有错(或不清楚)。献珍同志因电码不清,便回电延安要求重发。在未收到重发稿前即不往下传。《新华日报》收到电稿后,明明看不清“哗众取宠”这四个字的电码,却凭估计,臆想这四个字为“雾中取宝”。更荒唐的是他们不仅错误地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重要文章,而且还写了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来加以赞颂和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雾中焉能取宝?》,真是可笑极了!杨献珍一看见这篇文章就很生气,等延安重发的电稿来到,他确知“雾中取宝”是“哗众取宠”的误释之后,气愤地批评了《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你们把毛主席的文章弄错并发表,就已经犯了大错误,你们竟敢擅自发挥,而且是胡乱发挥,你们把毛主席和他的文章置于何地?”虽然《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何云)连连认错,杨献珍还是气愤不已。直到1988年,杨老(献珍)已年逾九十,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同住北京医院,他和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大笑不已,旁边的护士听了,也都觉得可笑。

1941年,北方局书记的职务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表的一切指示,都奉命唯谨。所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受到重视时,我们北方局却认真地学习了。

根据整风学习的要求,我们一方面认真地学习整风文件,一方面根据文件精神,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经过自我的思想检查,发觉自己过去在工作中,有不少主观主义,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地方。当发现自己的毛病那么多,而过去却常常沾沾自喜,自以为年轻有为、党对自己还重视不够时,就感到自己对不住党而非常痛苦。可是,经过大家友好的讨论和帮助,自己进一步学习和思考,便认识到自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乃是党性的提高,战胜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便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个人思想上的进步,这正是整风的要求。看来,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整风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改变立场、观点和方法,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合格的一员(合格的共产党员)。

随着整风文件的增加(后来增加到22种),我们学习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对《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和《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学习,领导上(当时的领导叫学习委员会)要求得格外严格。大家逐字逐句地学了又学,把“十二条”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随后还要根据文件精神,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当时我们这样做,确是自觉自愿的,并不勉强,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确实把自己的思想纳入了整风要求的框框里。正因为全党都纳入了这个框框,所以才能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思想框框,是很难突破的,直到20世纪末的今天还是如此。

当然,在整风学习期间,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例如:延安开了文艺座谈会,提出了文艺要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法的问题,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与此同时,北方局推荐了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在太行山引起的震动更大。我们一方面认为我们过去的思想太落后了,没有和广大的工农兵站在一个立场上,因而痛责自己,以后一定要把屁股转过来,和工农坐在一条凳子上。但同时在思想深处,仍有未能解决的疑问:难道古今中外的文艺都要为工农兵服务吗?难道只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才算是文艺吗?此外就没有文艺了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读过不少中外的文艺名著,很自然地会发生这些疑问。我们想:屈原、李白的诗当然不是为工农兵的,但能说它不是好诗吗?《西厢记》不能算是佳曲吗?《红楼梦》不能算优秀的小说吗?就是鲁迅的作品,也大多不是为工农兵写的,难道也不能算文艺吗?那毛主席在抗战时期为什么又把鲁迅鼓吹得那么高呢?对于西方的文艺,我们更想不通。希腊的文艺算不算文艺?文艺复兴算不算文艺复兴?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等,一切世界文坛、艺坛上的大师、名人,难道都要被否定吗?这些疑问都曾在我的头脑中闪过。但也只是一闪就过去了。因为那时整风学习正紧张,我们正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些疑问,这些“错误的疑问和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直到今天,我们的文艺界还在争论这些问题,还被这些问题所苦恼呢。

还有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青年工作的独立性问题。我们当时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都认为青年工作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服从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但是,青年工作应符合青年的特点,符合青年的特殊要求。只有这样,青年团体(当时叫青年救国会)才能具有真正的群众性,青年人才能自觉自愿地自由参加,并成为青年团体(青救会)的主人。而不至于像国民党那样,建立许多官办的团体,结果是死气沉沉,并无群众基础。我们在整风学习中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觉得我们过去在工作中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在青年工作应有相对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错。而在这方面各地党委领导却把青年工作卡得太死了,有不少地方,干脆把青救会取消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讨论中,我们青委的干部思想上大体是一致的,妇委(中共北方局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也大都同意我们的意见,因为她们也认为下面党委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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