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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著作中另一个引起很大风浪的是2002年发表的 《对日关系新思维》,其震荡不比《交锋》小。

经济观察报: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引起的争论,在《交锋三十年》中你又阐释了一些看法,这些言论势必还是会引起争议,你打算如何应对?你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争议甚至谩骂?

马立诚:《交锋三十年》书中专有一节描述了我在2002年发表 《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前前后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确在一段时间里遭到网上谩骂,愤青们骂得昏天黑地。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我觉得近年来网络暴力十分猖獗,并非只攻击我一人。我的朋友有很多也遭遇到类似攻击。比如茅于轼,他写了一篇文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网上骂得厉害。再比如李银河,受不了那些不堪入耳的攻击,干脆把博客关了。各国都有骂人现象,但我国尤甚。至于网络暴力产生的根源,我觉得一个是社会上言论表达渠道受到局限,有些人就在网络匿名的契机下,发泄发泄。这种发泄带有扭曲的意味,结果就是谩骂。再一个原因就是网民多为年轻人,激情有余,但社会经验、社会智慧不足,有时候不能环顾到事情的四面八方。就比如茅于轼所说的为富人说话,他指的是不少私营企业家也顶着很大压力,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要为他们争取平等竞争的权利。年轻朋友可能没有理解到这一层。我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也是这样一种情况,遭到误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柏杨所说的,中国人太情绪化。柏杨给自己的写作确立了一个终生目标,就是“把理性输入到中国人的脑袋里”。我觉得柏杨的话很有道理,我也是照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第二,一些网民的情绪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不了解或者看不到中国的大局和国际关系的复杂。对于中国来说,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长期和平环境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说一千道一万,这是最根本的一条。除了和平环境之外,我们还需要大力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日本也是发达国家,我们需要向日本学习。因此我们要采取睦邻政策,维护中国的长远利益,这是大局,不能图一时口舌之快,什么打到东京去等等。中国的长远利益不是靠这个解决。中国今天已经足够强大,不存在清末那种亡国灭种的危险,但有些年轻人不了解这些。

另外,国际政治有一条规律叫“误会连着误会”,就是说国民之间对骂,会导致彼此误解和敌对情绪循环上升,最后导致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两国政府将逐渐处于被动地位,政策选择空间日益缩小。此时发生意外的擦枪走火,政府想和平处理就不行了,民众会骂政府是汉奸,说政府卖国。这样就会迫使政府采取强硬态度解决国际争端,对方国家也是如此。于是双方剑拔弩张,一旦有个小小的导火线,很可能就失控了。就中日关系而言,前一段时间的情况正是如此,这是非常危险的,国际上已经有中日战争的预测了。

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我是从维护中国国家长远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维护的是大局,所以我心坦荡荡。尽管有网民骂我是“头号大汉奸 ”,我也只是付之一笑而已。近来,随着温家宝、胡锦涛先后成功访问日本,确立了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我的处境也改善多了。有很多网民也给我来信说,马老师,我过去骂你骂错了。历史证明,新思维正在变成现实。

经济观察报:日本人的民族情绪也很强烈,对于日本方面的非理性行为,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

马立诚:我还是那句话,要维护中国的长远利益,要有政治智慧,要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这也是我2003年到凤凰卫视当评论员做的第一个节目的主题。所谓理性大国就是减少情绪化,责任大国就是担负起世界和平的责任,平衡大国就是善于平衡各方面的矛盾,不能偏执。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国民需要有这样一个姿态,这样一个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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