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警狙击手参观法国精锐部队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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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武警狙击手参观法国精锐部队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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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19日,中国海军陆战队员为56个国家的驻华武官进行了军事演练。驻华武官团团长、英国驻华武官科尔准将在演习结束后与海军陆战队的女队员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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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狙击手射击训练

本报记者 李东航 罗铮


本版导言


三十载春秋,共和国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人民军队也在改革开放中前进。军事外交工作秉承“始终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始终服从并服务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抓住机遇,与时俱进,以开放、透明、坦诚、务实的理念与态度,通过高层互访、战略对话、双边与多边安全论坛、部队营区与演习开放、舰艇出访、联合演习等形式,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新格局,在世界上树立起和平、友好、文明、现代的军队形象,丰富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改革开放30年,是当今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的30年,是当代中国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的30年,也是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30年。


这一定位,同样也适用于人民军队。


回到30年前,谁能想到,我海军舰艇会劈波斩浪四大洋上,犁开一道道环球传递友谊的航迹;谁能想到,我空军战机会翱翔于异国演习场,留下一声声携手捍卫和平的惊雷;谁能想到,我陆军官兵会在众多驻华武官的注视下,协同演练攻如猛虎,守如磐石;谁又能想到,中国军人会出现在多边区域安全论坛、观摩外军演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多种场合之中……


军事对外交流与合作全面拓展


上世纪50年代初即开始从事军事外交工作的国防部原外事局局长傅加平,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负责外事工作的机构只下辖两个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科,与我国有军事关系的国家只有十几个。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一年出访团组仅一二十批,来访团组三四十批,在华设有武官处的国家也就二十来个。


然而,到新中国即将走过一个甲子岁月、改革开放迈过三十春秋征程的2008年,有关数据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国与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关系,在109个国家设立了武官处,在华设立武官处的国家达98个;我军出访团组每年近100个,有5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总参谋长等高级代表团来访;我国与22个国家建立了防务安全磋商机制,与俄罗斯、美国、韩国等国建立了直通电话。


傅加平说,军事外交工作之所以会有今天这样的生动局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之后,邓小平同志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做出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的科学判断,实现了国家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在军事外交领域,我国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全方位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军事关系,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


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中美两国军方领导人首次举行会谈,开启了我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军事关系的大门。一个月后,我国正式参加国际军控和裁军谈判,向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派出代表团,在一个全新的国际舞台上阐述我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立场。1985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出国访问,我军官兵作为和平使者访问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1989年5月,以中苏关系正常化为契机,中苏边境裁军谈判取得进展。1994年9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国签署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五国边界成为和平、安宁的边界。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军首次与外国军队联合举行实兵演习(2002年10月),首次参加多边联合反恐演习(2003年8月),首次邀请多国军事观察员观摩军事演习(2003年8月),首次与外军联合举行战略性战役演习(2005年8月),首次向外国客人开放战略导弹部队司令部(2005年10月),首次较大规模、整建制、多军兵种、携重装备万里跨国机动参加多国联合演习(2007年8月)……一个个“第一次”彰显了我军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拓展与深化。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一直有个观念,认为只有军事同盟国家才搞联合演习,而我国是主张不结盟的;但是,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一个个“禁区”或“误区”被突破了。就以中俄“和平使命—2005”联合演习为例,这一在中苏两国关系最好的时候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如今做到了,说明我们真的在与时俱进,不断迈出改革开放的豪迈步伐——这是自信的中国力量的展现。


全力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军人以和平为使命,军事外交关注的重点自然是国家安全环境。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冷战、热战威胁都有。30年后,我国赢得了历史上周边环境最好的时期。我国不仅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越南等国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争端,建立了良好的军事互信,还先后与印度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1996年),与蒙古国签署了《中蒙边防合作协议》(1999年),与越南签署了《中越海军北部湾联合巡逻协议》(2005年),就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透明、可控达成了共识。1998年,我国同美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两国元首还决定不把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2008年,我国又同日本就建立海上联络机制进行了首次工作磋商,为预防海上军事冲突提供了沟通平台。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原主任罗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军事外交工作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谈理念比较多;改革开放之后,务实性合作增多,更注重具体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后,军事外交工作据此开创了不搞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开放式新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活动,增进了与各国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张邦栋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了一系列防务交流与合作,增强了各成员国联合反恐行动的能力,有效地遏制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和各种跨国犯罪活动,为防止中亚地区因民族、宗教、边界等问题陷入动荡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也稳定了我国的西部边陲。而在东北亚地区,我国积极倡导并主持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积极化解有关冲突方的矛盾,劝说其寻求利益共同点,使一波三折的朝核问题不致脱离和平解决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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