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江宁的房产局周久耕局长突然出名了,以一句要查处“割肉”开发商的言论,说要维护人民利益,打击房地产商低价销售商品房的官员,令其一举成为关注焦点,又因为自己的香烟和手表太拉风。有人跑到江宁区政府网站去举报,还说了“如果贵局不给我一个说法,那我一定会给贵局一个说法”这样的话。为什么周局对房地产降价出售这么敏感。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转贴给大家。呵呵,就明白了。

袁剑撰文指出,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中国GDP完美保持27年增长态势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几乎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相对贫困化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

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也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可能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以旧的政治体制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容易指向各级政府及部分官员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改革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及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员逐渐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凭借几乎完全不受约束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部分领域的改革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中国很多改革决策渐渐变成了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被代表少数利益集团人的私人化的态势。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中国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实际通行的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府行政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27年改革中,政府行政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府行政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的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政府行政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行政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

政府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近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行政权力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进行坏帐剥离,实际就是全民买单,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然而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尤其当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更是在不断加速。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种积累就不会停止。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相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

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府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府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多年改革未曾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