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的元青花背后

自上世纪50年代“元青花”一词横空出世以来,对它的争议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尤其是被称为“至正型”——那些大器的代名词—的元青花。它们往往因被无限追捧而被天价拍卖。有人对“至正型”元青花标准器的真伪提出了质疑,它事关元青花存在与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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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馆《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中有多件元青花文物展出,它们总会成为参观者瞩目的焦点,图中这件“青花海水白龙纹八方梅瓶”大气端庄,可惜我们却无法得知关于它诞生的些许信息。


1994年,在遵义开饭馆的田先生,遇到一件通体绘制着繁杂纹饰的青花鸳鸯耳尊,喜欢古董的他认定这是一件“老货”,极可能是一件元代青花器,于是他用自己经营多年的川菜馆换来了这件青花尊,并为它取名“元青花鸳鸯束莲纹禽耳尊”,据说后来有人为这件青花尊出价25万……


这仅仅是流传的关于元青花的一则小轶事,事实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元青花在世界各大拍卖场不断缔造着越来越惊人的财富神话,2000年后更攀高峰: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向竞买者展示了一件高27.5cm,直径33cm的青花人物图罐——“鬼谷下山图罐”,图案中鬼谷子坐在由狮虎共拉的两轮车上,后面两位骑者中的一位还打着一面旗帜,上书“鬼谷”二字。结果这件藏品创出了中国陶瓷在世界拍卖史上的最高价:1568.8万英镑(约合2.3亿元人民币),以当天的黄金牌价估算,这就相当于两吨黄金。这件陶瓷罐也让“元青花”三个字一鸣惊人;就在鬼谷罐成交后不久的11月28日,香港佳士得又以人民币4998.96万成功拍卖了另一件人物故事图青花罐“锦香亭图罐”,这一次创出的是当年中国瓷器拍卖天价第三名;还曾有一件名为“双葫芦纹瓶”的青花瓷1900年被藏家以10英镑买入,在2005年的拍卖会上以334.5万英镑卖出,获得35万倍的回报。


“元青花”屡创高价,一骑绝尘而让其他的收藏品无法望其项背,显赫的名声自此风生水起,每当一只收藏着“元青花”的锦盒在众人面前打开,就如同一朵秋菊在绚烂的阳光下粲然开放,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但是,忽然有人跟我说,那些元青花的身份其实很有问题……




至正型元青花标准器的惊天之疑



袅袅茶汽在博古架前缭绕,就仿佛盘绕腾空的一个个飘渺的问号。


在首都博物馆附近的一家茶舍,与民间陶瓷研究者洪作稼先生已经倾谈了两个多小时,听他讲述一段对“元青花”从初识到痴迷,从追寻到质疑的漫长过程。


“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陶瓷热,那时候用担子担着‘老瓷器’来赶早市卖的人很多,有些是从乡下人家收来的,也有些就是‘地下工厂’做旧做出来的,有时10块一对儿这么吆喝。”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大瓶的样子,“这里面很难淘到好东西的,我上手的好东西基本都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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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或者说欧洲从18世纪开始就对中国所产的瓷器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千方百计搞走了很多珍品,一方面藏起来,一方面也进行研究。洪作稼解释说,在英国,有气氛很好的古董市场,也有大英博物馆和大维德博物馆这样对稀世珍品的公开展出。


“那时候,我也就知道‘元青花’不久,因为‘元青花’这个定义是在1950年以后才被世界普遍认可的,后来中国发生特殊状况,谈不上有什么陶瓷研究环境。”他回忆起在国外上百次地进博物馆观察同一件藏品的经历,“我真是细到要看清一件器物上的每一笔每一画,还有它是不是有什么特征啊,‘胎记’什么的。”


“大维德那件著名的元青花标准器你们知道吧,我几百次地去看它,看着看着就觉得它不对了。”


搞收藏鉴赏的人如果说“不对了”,通常就是说一件东西不真,或者有什么疑问。的确,洪作稼对元青花产生的疑问,正是从大维德博物馆所藏的这两只被世界公认为是元青花标准器的“云龙纹象耳瓶”开始的。所谓标准器,意味着以它为标准去衡量、判定其他的同类。元青花不足百年来在这个世界上所搅起的巨大漩涡都是从这两只大瓶而来。


故事还要从一位收藏和研究中国古陶瓷的英国人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说起,据洪作稼介绍,他已经从多方面查询和收集这位收藏家的生平资料,用以研究西方人对于中国陶瓷的鉴赏学和历史影响。


在他收集的资料中表明,大维德曾数次到中国寻宝,通过中国某银行购得大批清宫藏瓷,并在各地古玩行大量收购各种古董,这就是今天大维德中国艺术馆的馆藏基础。这次搜宝大行动让大维德更加热爱中国古瓷器,此后他结识了中国福建旅英华侨吴赉熙,当得知吴的手中有两只元代青花大瓶,他便欣然买了下来。这两只大瓶据吴赉熙所说是来自北京智化寺的寺藏之物,不过琉璃厂的古董商们都拒绝收售。瓶子颈口的几行落款非常特别,这数行青料写就的“供养款”可不同于一般的青花纹饰,很可能是大瓶的订制者为向神明供奉的器物而签的款识。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在这5行62字的落款中,包括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至正十一年”,这是中国元代末期的一个年号,也正是这位至正皇帝,强大的王朝在他手中消耗殆尽……


为什么古董商不肯收这两只大瓶呢,问题正出在落款上。“元无青花,此乃国史之定论也”。原来,传统的古董商怎么都不肯相信这种书写了“至正十一年”款识的大瓶真是元代之物。吴赉熙后将其带到英国,就这样两只大瓶也加入了大维德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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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见到了这批藏品,对于这位著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者来讲,远没有中国古董商的窠臼之绊,当他辨认出大瓶颈部的纪年款,立即兴奋地在一家名为《老家具》的杂志上公布了自己的发现,文章标题就是《明以前的青花瓷》,不过文章并没有立即引起学术界或者收藏界的关注。


时光荏苒,1950年的时候,大维德将他的全部瓷器都捐赠给了伦敦大学,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因此成立了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并且将这批稀世珍品陈设展出,这就是洪作稼多次观察“大维德瓶(云龙纹象耳瓶)”的地方。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波普拾起了霍布逊的发现,他还将这对大瓶与远在伊朗和土耳其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中国青花瓷器进行类比,完成了两篇名为《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和《阿德比尔收藏的中国瓷器》两本著作。因为大维德瓶上有“至正”年号,因此一些人就把这些青花以及与此相类似的都称为“至正型元青花”,在以后数十年的研究中,人们都将这两只大维德瓶作为元青花的标准器。


当你的手指有力地戳向水中,一波波的涟漪就会荡漾开去,并传到很远很远—洪作稼这样来比喻波普对元青花所带来的影响。令人好奇的是洪作稼为什么会对波普的研究持否定态度呢?


这首先要搞清什么是陶瓷的标准器。一部陶瓷史,可以说就是由一连串的标准器串成的。古陶瓷研究的标准器就是要求它有准确的年代、窑口,离开了这样的标准器,世上所有的古陶瓷遗存都将变成一团迷雾。人们就无法分清哪些是唐瓷、哪些是宋瓷;哪些是磁州窑,哪些是耀州窑。


所以“标准器”应当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称谓,换言之,一个具有高准确度且可作为一个标准的器具才可称为标准器。


大维德瓶显然不具备这种“清白身世”,一件传世品(也即代代相传的东西)一般是很难有参照物可以判别它的诞生年代的,所以通常不被作为“标准器”。


再仔细观察这两只大瓶,洪作稼认为它们显然有很多瑕疵,比如不够周正的器型,其中一只的瓶底甚至根本不平,需要垫物才能立住;两只耳部的痕迹说明当时还有两只吊环,但不知是出窑时,还是后来使用时失落了;另外从纹饰上看两只大瓶很可能也并非一对;在铭文中出现的文字中尚有不少存疑之处,如“星源祖殿”所指为何?“胡净一元帅”是陶工还是供养人?从字体中出现民间俗字是否可以判断这是普通民窑所出?难道元代这类大器已经在民窑中广泛普及?这与专家所公认的元代青花瓷所烧皆为贵重之物似乎不符


虽然这些都难以证明它是赝品(根据很多西方研究者的研究,中国明代有不少仿造早期青花瓷器的现象,如哈里·加纳在他的《东方的青花瓷器》中就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将这样一件传世品作为标准器,显然失之草率。


反之再看今日元青花的研究,莫不遵从波普对于大维德瓶的研究。而被波普用类比法认定为元青花的伊朗和土耳其藏品,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大维德瓶相似呢?至少从器型上存在巨大的差距,洪作稼说。


这才仅仅是洪作稼对于元青花是否存在的一个最初怀疑。但正是这样的怀疑引发他寻找更多元青花之谜的答案。




历史文献只字不提元青花



古代陶瓷器物,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英文China语源陶瓷,世界在遥远的古代就是通过陶瓷来认识中国的。可惜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对于陶瓷的记载少之又少,那些留存下来的只言片语,一方面非常生动,另一方面却又自相矛盾,必须小心对待。


在搜寻元青花方面的历史文献时,最先受到关注的是元史。可惜对于元史的研究空白和元青花一样多。


许多元代的资料查不到,未必是元代当年没有记载,也可能是毁于元末的战乱或者被明初统治者抹杀,现在我们读到的《元史》即为明朝所修,据说在雷厉风行的大明开国皇帝的命令之下,一部210卷的《元史》仅用两年时间就由宋濂等人“匆促成书”。可以说元代的原始文献资料几乎销声匿迹,在其中寻找元青花的痕迹几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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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可以抓住的线索是,著名航海家南昌人汪大渊的一份航海笔记《岛夷志略》,其中提到“青白花瓷”,而这四个字究竟所指何物,是青白瓷刻花还是青花白瓷?抑或是青瓷白花呢?都有可能。一言既出,猜想之声四起。


在通常的认知中,大维德瓶及伊朗、土耳其的青花大器皆为景德镇所烧,那么看看当地地方志等文献吧。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里的浮梁即是今天的景德镇。景德镇有一本《浮梁县志》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古陶瓷的文献,因为通过这本县志流传下了一篇名为《陶记》的文章,记述了景德镇窑业的情况,这篇专文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论著。


《陶记》对制胎、制釉、装饰、装烧、窑炉、产品、市场、税制等皆有记载,还论及了景德镇以外国内其他名窑争奇斗艳的盛况。这篇《陶记》通过康熙二十一年(1682)版《浮梁县志》流传下来,然而却并未注明其写作年代。


大量的学者专家对《陶记》的著作年代进行研究,总的来说有元代说和南宋说。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陶记》的著作年代呢?因为元青花研究者发现《陶记》中并没有出现关于元代曾经烧造青花瓷的记载,换言之没有“青花”的字样出现。


明代早期的《格古要论》在谈到元瓷时,也仅仅这样轻描淡写:“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者高。”完全没有提及元青花烧造的情况,仅有“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一句,似乎这种器物是非常微不足道和没有工艺水准的。


再说明代有一位大收藏家项子京,在其《历代名瓷图谱》中有对宋、元、明佳器的收列,但其中竟无一件元青花收藏。另一位人们熟知的记述“苏渤离青”料——一种制作青花的钴料—的高濂,也未提及元代即开始利用“苏渤离青”青料烧制青花瓷器的情况。还有陶瓷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清代《南窑笔记》和《陶说》,以及民国瓷书《陶雅》等都只字未提过元青花。


也许这就是琉璃厂将大维德瓶拒之门外的重要原因。中国陶瓷赏玩尊古重史,元代青花瓷从来没有被认知,也是因为这方面历史文献的空白。造成这种空白的可能,一是真实情况没有被文献记载下来(或者文献失传),再者就是元青花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事实上,在陶瓷鉴赏界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时期,通常会把不足百年的元代瓷器,分前后两期,前期归于宋代,后期归于明代,这其实是一种十分无奈的选择。


如果说那些历史文献中并没有留下元青花的身影,我们是否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证明它的存在?通常来说这是可行的,比如考古。

本文内容于 2008-12-17 18:53:55 被投笔请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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