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阶层,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团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落入到历史的窠臼,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拾人牙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宣传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者社会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须逐渐剥离政治选举中的财产收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的存量资产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亚洲民主政治的历史轮回,彻底洗刷清算与报复所留下的斑斑血迹。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以至于在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曾经有一个在学术界私下流传的笑话:中国学习苏联,结果却建立了封建官僚体制;中国学习南斯拉夫,结果却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学习越南,结果却打乱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中国学习美国,结果却出现了金融危机。


其实,民主政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是不能杂糅百家,相互借鉴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的基本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选举制度,也不仅仅是选举或者考试制度下的官僚制度,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融入到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传统。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民主****成为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当前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大陆试图在宪法体制下,借助于执政党的力量,不断地更换执政团队,吐故纳新,巩固执政党的利益基础。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的百弊丛生。首先,在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能徒增选民的反感,而不会给执政党带来实际收益。在传统的清官政治文化中,人们只注意行政首长的所作所为。行政首长要想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亲自组阁,并且对自己的阁僚负责。可是,由于大陆实行所谓的公开选拔制度,行政首长的权力被上一级行政机关所取代,行政首长很难对执政团队的行为负责,这就出现了行政首长形式上享有行政权力,但却没有实质权力的尴尬局面。所以,公开选拔干部,非但不能组成精干的团队,反而出现了权责不明的现象。一旦出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突发事件,行政官僚体制运转不灵的现象,就会直接暴露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分子加入执政团队,可是,在执政团队中精英分子越多,行政的效率就会越低。


其次,从改革的策略和价值取向上来看,执政党试图通过吸收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加入执政团队,以此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但这样一来,却颠覆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务员制度,使得一大批公务员正常的职务变动受到影响。这场改革非但不能提高执政效率,反而会挫伤公务员的积极性,使得相当多的公务员在正常的体制之外,寻找终南捷径。


第三,由于没有实行广泛的总辞职制度,在执政团队内部积累了大量的公务员。执政党一次次进行精简改革,然而,改革的结果却是公务员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在公务员队伍无法分流的情况下,执政党将一些国家设立的事业单位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乃至大型国有企业行政化,并且把这些单位的岗位作为公务员的犒赏,而这样一来,就使得许多企事业单位越来越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在官本位体制下,这个社会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官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