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考古第一挖:明定陵开启的惊天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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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明定陵开启前后的种种巧合 历史上的“巧合”太多了,这里仅说一位皇帝——明定陵的主人朱翊钧。 朱翊钧是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多起盗墓事件的“幕后策划”(见本书《人物篇·最荒唐的盗墓者狂人陈奉》)。三百年后,朱翊钧的陵墓也让掘开了,被考古专家选中“考古”。 明陵在北京有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等“十三陵”。这么多皇陵中,专家为什么会被选中定陵?个中经过,极具巧合。 更巧的是,朱翊钧还能与新中国的“革命小将”——红卫兵相遇。当年,红卫兵对着他

明定陵开启前后的种种巧合

历史上的“巧合”太多了,这里仅说一位皇帝——明定陵的主人朱翊钧。

朱翊钧是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多起盗墓事件的“幕后策划”(见本书《人物篇·最荒唐的盗墓者狂人陈奉》)。三百年后,朱翊钧的陵墓也让掘开了,被考古专家选中“考古”。

明陵在北京有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等“十三陵”。这么多皇陵中,专家为什么会被选中定陵?个中经过,极具巧合。

更巧的是,朱翊钧还能与新中国的“革命小将”——红卫兵相遇。当年,红卫兵对着他的尸体,还开了一场批斗会呢。

明定陵本来可以免被考古

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一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祐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死后当上了。

在北京的“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据已公开的资料,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

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

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了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原则同意”四个字。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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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wb1951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


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


献陵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陵,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


朱翊钧是陈奉盗墓的“幕后策划”


朱翊钧(1573年-1620年),于1572年开始当皇帝,时仅10岁。到1620年病死,在位长达48年。万历是其年号,所以人称“万历皇帝”。先后有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定陵即为他与两位皇后的合葬墓。


朱翊钧是大朝王朝的第13位皇帝。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并不是有作为的君主,但因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第一挖”,让他名声大振,成了现代人眼的著名皇帝。


朱翊钧的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源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


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阳差错,也可以说神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前推336年,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这种所谓的“报应”,根由在一个叫陈奉的宦身上,陈奉是有明一朝最让人不齿的盗墓者。


在朱翊钧执政时期,从上层到民间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现在民间流传“要想富去盗墓”的说法,那时也有人眼馋地下的宝藏。当时有不少大臣上奏,呈述陈奉盗墓恶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于朱翊钧意在借宦官(太监)之手敛财敛物,竟然“默许”此现象的存在,以致于民间盗墓之事难禁。


从《明史》上可以发现,朱翊钧敛财有术,颇有经济头脑,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名“外向型”领导。开挖矿藏,征收矿税,就是他的一大发明;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则是另一种创造。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钧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至做出把怀孕妇女肚子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的事情,总之是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


起初,陈奉看到呈报上来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杨贵妃杨玉环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密告称盗贼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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