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润之的敌后抗战

整个抗战过程中,总的来说,正面抵抗日军的基本上是国民党的军队,而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共产党军队在进行。大陆的历史教材一向为了突出中共的地位而比较强调游击战争的贡献和地位,对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贡献和牺牲则加以淡化。因此有些重要的战役在大陆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得到应有的体现。比如三次长沙战役,据我所知,至今似乎还没有在教材中提到过。近年来大陆的历史教材多少有些进步了。但是在历史课程的教学中,强调中共军的贡献仍是主流。

但毕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组织的战争规模,每个正视历史的人都回避不掉。在受大陆有色的历史教育引导国以后的学生,接触到这些长期被淡化的事实以后,都会有被愚弄的感觉。但这又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即不能正确对待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战的地位。敌后战场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本文试图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作一些分析。

敌后战场的发展和扩大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而逐步实现。最初,敌后战场同时存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在坚持。1939年,日军对自己的后方进行了三次“治安肃正”。这让敌后的国民党抗战力量损失惨重。而共产党游击军则依靠对游击战的丰富经验存活了下来。 1940年起,日军后方的抗战活动已为共军所主导。

共军在日占区利用日军统治薄弱的区域建立基地,依照十年来与国民党作战的模式对抗日本人。主要的模式是先铲除当地的伪政权、土匪,建立自己的政权,发动老百姓参军或者组织民兵。

日军发现有些区域开始失去控制,起初不太在意。但是日本进行的战争必须依赖从占领区搜刮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共产党占领区的日益扩大,总有一天日本人会感到必须动用武力去围剿。

1937年和938年,日军的大部分力量在打击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对自己的后方关注比较少,国共两党的游击队乘机发展壮大。后方的不稳定使日本人无法容忍。1939年开始,日军进行后方的治安肃正运动。该运动进行了三次,持续到1940年初。日军动用了关内23个师团中的10个,可见后方的游击战让日本人多么恼火。

这次运动是敌后国民党抗战力量的灭顶之灾。在华北日据区国民党的敌后力量几乎伤亡殆尽。共产党的游击队通过游击战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共产党的战术大致如下:日伪军进犯根据地的情报传来,就一方面调兵袭扰敌军,一方面发动人民坚壁清野疏散群众。然后开始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寻找战机。当战机出现,就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孤立的敌军一部。这样持续下去,直到敌军被迫退走。敌军退走后,再乘胜追击,消灭敌军孤立据点,扩大根据地。总的来说还是红军反围剿的套路。

共产党的抗日史中,唯一公认的大规模出击就是百团大战。此外,共军的大规模对日进攻作战几乎没有了。百团大战,消灭日军约2万,杀、伤、俘伪军约3万,八路军也损失2万余人。这些数字和国民党的那些大会战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如果仅仅因此就认为共军的贡献微不足道,那不但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如果有大量的小规模战斗,加起来的效果未必逊于一次大会战。事实上,后方的“治安问题”一直令日本人头疼不已。与国军正面对峙的日军,占关内日军总数的比例,在抗战的初期和末期形成两个高峰,中间是一段低谷。中间这段时期日军行动的重点成了巩固后方。正如上文所说,1939年日军调集占关内总兵力近一半的力量打击后方的游击队。1940年,这个比例并没有随着国民党游击部队的削弱而下降,恰恰相反,这个比例反而上升了。此后一直到1945年,五六年中,在后方与共军作战的日军都占其关内总兵力的60%左右。如果把伪军也加进去,这个力量的比例还要大大上升。

可见,共军的敌后抗战,虽然缺乏大规模主动出击,可是其作用和影响绝不逊于正面战场,而绝非郑浪平在其《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所说的“无足轻重”。至少在抗战中期,说敌后战场成了主战场,也是不过分的。

共军之所以采取了这种作战战略,是由共军的实力和地位所决定的。共军不可能像国军那样打大仗。淞沪一战,国军在3个月内损失30万人以上。而八路军开始抗战时总兵力亦不过3万人,不可能支持这种大消耗的战役。而且国民党有广渺的大后方可以补充兵员和物资,还有苏联和美国的支援。但是在敌占区活动的共军没有这样的条件。郑浪平在其《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以共军缺乏大规模作战为由来推测共军是发展第一,消极抗日,为将来国共的最后摊牌做准备,是缺乏说服力的。

而且还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在日据区生存,“发展”和“抗日”是同一个概念。理由很简单:日本人不会坐视你发展。要在敌占区发展,就不可能不与日军作战。一次又一次的“治安肃正”、“治安强化运动”、“囚笼政策”、“清乡”、“扫荡”、“三光”就是证明。共军对这些进攻,习惯用前面已经说过的战术对付。而郑浪平等人,对这种战术颇有微词,认为只有主动地大规模进攻才是真正抗日的表现。其实他们的意见就是要让共军用李立三、王明对付国民党的方法来对付日军。而那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取败之道。共军的战术其实是遵循了“凡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原理。必须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点的保证就是根据地。所以从表面上看,共军行动的中心环节就是建设、保卫并相继扩大根据地,所以看起来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但是毕竟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由共军特殊的地位和条件所决定的,更何况在敌后发展和抗日本来就是同一个概念。

此外,共军保卫根据地,多采取根据地内线作战的办法,这也受到了现在很多人的攻击。比如郑浪平在他的书中就提出这种打法把平民百姓当成了主要的贡献者和牺牲者。“中国人民为了支持中共的游击战,所付出生命与财产的代价,远远超过支持国民党的正规作战。”,还说游击战中人民的伤亡“远远超过日军与游击队总和的几千倍”。

首先中共的游击战的确会招致日军的报复,人民如果躲避不及就会遭受屠杀和劫掠。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损失是否如郑浪平所说那么大呢?本人估计是不可能的。因为共军活动的区域主要在人口分散的农村,日军一次屠杀,受灾的人不会特别多。而相比国军的正面战场,一旦人口密集的城市失守,人民遭受屠杀破坏就要容易的多,所以也必然严重的多。有以下数据可以参考。

共军根据地遭受的较大规模的破坏有如下一些:

1941年8月, 11月,日军扫荡北岳区,总计残杀4500余人。

1941年冬,日军以5万兵力扫荡山东区中心的临沂、留田,屠杀群众3000多人。

1942年,日军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共捕杀冀中群众5万余人。

1943年9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北县区进行了三个月的"秋季大扫荡",制造了"阜平平阳惨案"、"易县寨头惨案"、"平山岗南惨案"、"灵寿大寨惨案"、"井陉黑水坪惨案"、"平山焦庄惨案"等血腥暴行,残杀我人民6674人

这些数字看起来都很多,可是它们加起来,也远远达不到南京大屠杀的30余万。

除了农村人口比较分散以外,共军的保护措施也减少了民众的损失。在根据地里,一般有民兵组织放哨,发现日军向村子进发就会通知村民转移疏散,同时民兵也发动地雷战和麻雀战袭扰迟滞日军的行动。在太行山,吕梁山等山地根据地,村民可以躲进山里。在冀中等平原地区,则利用青纱帐,后来又发明了地道。所以说,绝非某些不了解的人所臆断的那样,共军都是扔下老百姓自己一走了之。除非日军到来得太突然,或者当地民兵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或是老百姓藏身之处被发现,才会遭到屠杀。

至于“几千倍”的说法,则完全是不动脑子地信口开河了。因为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死亡人数是约3500万。用最有利于郑浪平的假设:3500万全是平民(虽然这绝对不可能),再假设这个“几千倍”是2千倍。这样说来,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军队的死亡总和应该不超过 1.75万人。郑浪平就是这么滑稽。

共军进行的民众战争,民众的确成了战争的主要贡献者和牺牲者。但是这难道不是所有战争的必然规律吗?国民党的正规战所需的钱粮物资难道不是人民的贡献吗?枪声一响,征车马,拉民夫,抓壮丁,损失的不是老百姓?反倒是共军,还动用军队开荒生产,让老百姓减轻了一些负担。(顺便提一下,有网上传言说南泥湾开荒后种的都是鸦片。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是至少美军观察团没有发现陕北“红区”有种植罂粟的现象。见《红色中国的挑战》)

国军有过这样吗?没有。在河南,国军横征暴敛之甚,让河南人民将汤恩伯视为和“水”、“旱”、“蝗” 一样可憎的灾害。而在豫湘桂战役一开始,河南国军却一触即溃,其战斗力之差,令日本人都大吃一惊。因为日军本打算一个半月达到的目标,只用了21天就完成了。像国军这样平时聚敛,战时大败,国土沦陷,然后日军掠夺沦陷区,用掠夺来的资源继续杀中国人,损失的难道不是民众吗?回顾国军的大部分大会战,都是“ 海赌——惨败——国土沦陷”的模式。犹以近段时间宣传的最厉害的淞沪会战为最。国军损失30余万,日军只损失4万人。这是中国军队的惨败。而今伤亡惨重反而成了光荣的事情反复宣扬,如果不说厚颜无耻,至少也是很不妥的。国军的大会战基本上就是这种货色。它们比共军的敌后抗战更有意义么?可能不见得。这种会战只对日本人有意义,那是他们的重大胜利。可是对中国军队来说只是奇耻大辱,无意义可言。

而且和共军比起来,国军的失败更为彻底。共军的根据地被日军占领,不久后会收复,重建根据地,恢复生产。可是国军丢掉的土地一朝落入敌手,大部分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自从南京沦陷生灵涂炭后,直到抗战结束,国军可有一兵一卒能回来替30余万冤魂复仇?没有。

反倒是共军,把国军丢掉的领土捡回来,使得日军不得不继续战斗来夺取这些资源,而这些资源他们本来只要一声令下就能得到了。郑浪平等人认为共军的游击战没有什么战略意义。可是如果没有共军几年来把日军困住,让日军全力进攻国军,国军挡得住吗?从豫湘桂之战来看,本人认为是很成问题的。

说到豫湘桂之战,郑浪平的书中对此战失败的辩护不得不说两句。郑浪平对这个失败的解释是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的援助不到位,二是中共没有发动一次新的百团大战牵制住日军。这实际上是照单全收了蒋公当年的解释。

蒋公解释说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被调到缅甸去了,所以导致华东力量空虚。可是他隐瞒了一点,那就是在战役之前,他曾经下令把河南及其周边6个精锐军调到陕北和新疆去对付共产党。所以兵力的空虚蒋公自己也难辞其咎。但是即使如此,战役开始时河南还有30万国军,而进攻河南的日军只有10万,可是国军在数日内就彻底土崩瓦解,全线崩溃。连汤恩伯自己也说,国军作战不力无可讳言。(说句题外话,史迪威有他自己的道理。他掌管对华援助物资,原则是必须确保这些物资用来对日作战,而不能被用于打内战。从上文所说的那6个军的去向来看,史迪威的担心不无道理。所以史迪威认为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物资尽量用来武装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至于说中共没有发动进攻来牵制住日军,则是胡搅蛮缠了。当时史迪威曾向蒋公建议动用中共军向河南的日军进行反击,可是蒋公严词拒绝。可见蒋公自己也不愿意共军参与对日作战(本人估计原因是担心共军再次借机扩大势力),又怎能把失败归咎于共军没有发动进攻?退一步讲,当时国军的力量再弱,比共军还是要强很多的,所以理应多承受一些日军的压力。而此前若干年中一直是共军抗击了一半以上的日军力量。这些年里国军一直对共军进行封锁,双方处于半敌对状态。如今国军战败,反而怪罪共军没有把日军牵制住,无疑是荒谬之极。

最后谈谈抗战中的国共冲突问题。国共在抗战时的冲突,是亲痛仇快之举,但又是十年内战留下的后遗症,本就很难消除。不管谁先动手,都是一场悲剧。可是如郑浪平等人,坚持认为“应该是共军采取主动的成分居多”,则是毫无道理的。郑浪平的理由只有一条:“因为国民政府的部队,一样是共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与日军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别”。问题是难道国军不想消灭共军吗?双方都想消灭对方,你怎么就肯定是共军为主动呢?像郑浪平这种观点,除了用国民党长期的偏见以外,实在没有别的可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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