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高兴得几个晚上没睡着觉。他在《答友人》诗中写道:“林贼蛇蝎心,蔽空犹乌云;篡权之狠毒,远超狗彘行。”


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妻子甘英独自一人在单位从事劳动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她的背后喊了一声:“林彪摔死了!”当她回头看时,却不见了人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国的报刊、广播等传媒,在中共中央“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


在“以防不测”的方针指导下,未对此事作任何反应。如在林彪死后的第17天,即10月1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10期的目录时,还标明该期画报的封面图片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合影。


但“九一三”事件的第二天,9月14日,包括朱德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将领首先听到了林彪摔死的消息。


沉寂片刻之后,人群中爆发出欢腾的场面,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激动地晕了过去,更多的人则含泪大笑。朱德激动地说:“老天爷有眼!老天爷有眼!”


陈毅应该是在9月13日当天知道的——那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奉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议事。


会议完毕,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即赶到三零一医院,将这个绝密信息,向陈毅报告。但他不敢明说:“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说明。先让你高兴高兴。”

9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妻子甘英独自一人在单位从事劳动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她的背后喊了一声:“林彪摔死了!”当她回头看时,却不见了人影。


这位在林彪死去4天就知道消息并敢于向她通风报信的人,当然是属于能从高层获知重要信息的非一般百姓。

9月20日,奉命回国向中央报告温都尔汗坠机事件的驻蒙古使馆二秘孙一光,10月3日参加了外交部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他这才知道自己带回国内向周恩来汇报用的那些照片上的死人和飞机残骸,竟是林彪等人的遗体和座机。他甚是诧异:“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

驻法大使黄镇与国内来法通知他“九一三”事件的符浩,在巴黎举杯庆贺:“为‘死有余辜’的人干杯!”

罗瑞卿高兴得几个晚上没睡着觉。他在《答友人》诗中写道:“林贼蛇蝎心,蔽空犹乌云;篡权之狠毒,远超狗彘行。”

张云逸欣喜若狂,喝了个一醉方休,把手杖也扔了:“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我还要出一把力!”

秦基伟觉得,“心上有些疑虑也好像找到了答案。原来林彪是野心家,想篡党夺权,难怪他把那么多的将帅整得那么惨”。

在粤北黄陂干校劳动,已被“解放”、当了炊事班长的作家秦牧,一个人连夜炸了100多斤鱼,供人们喝酒庆贺。

在南昌郊区,被“监护”并在当地工厂“劳动锻炼”的邓小平夫妇,是1971年11月3日,在工厂听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时才知道“九一三”事件的。中午回家,因监视人在场,全家人什么也没说。卓琳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的手心中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邓榕又急忙来到大哥邓朴方屋里,悄声把消息告诉了他。

午饭时,监视人走了,卓琳特意给邓小平倒了一小杯酒,邓朴方也吵着要,父子俩仰脖痛饮。邓小平当时很兴奋,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在由上到下层层传达的过程中,尽管消息封锁严密,但它仍然飞快地以各种方式向尚未听到传达的、自己信任的、“最可靠的人”泄露出去,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小道消息”很快就扩散到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