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之魂――石达开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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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太平天国运动中,令人怀念的,不是洪、杨,而是石达开。 历代农民起义,不乏洪、杨一类人物,作为最高领袖,他们有的是权谋和帝王思想,能忽悠和驾驭民众,使民众甘愿为他们献身。他们的身影,覆盖了整个运动;他们的话语,决定了运动的方向。但他们却不是运动的灵魂。 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他祭的不是李自成,而是李岩,是李岩成为了明朝末年那场民众运动的灵魂。灵魂,要有悲剧性,李岩之死,是为运动献身,其身心之悲苦,足以感动后人。石达开更是如此,作为天王的叛逆者,他的命运,是一出更为壮丽的悲剧,是由

太平天国运动中,令人怀念的,不是洪、杨,而是石达开。


历代农民起义,不乏洪、杨一类人物,作为最高领袖,他们有的是权谋和帝王思想,能忽悠和驾驭民众,使民众甘愿为他们献身。他们的身影,覆盖了整个运动;他们的话语,决定了运动的方向。但他们却不是运动的灵魂。


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他祭的不是李自成,而是李岩,是李岩成为了明朝末年那场民众运动的灵魂。灵魂,要有悲剧性,李岩之死,是为运动献身,其身心之悲苦,足以感动后人。石达开更是如此,作为天王的叛逆者,他的命运,是一出更为壮丽的悲剧,是由伟大的民众运动造就出来的深刻悲剧。


石达开是当之无愧的太平天国运动之魂,正是有了石达开,我们才从这场血雨腥风的运动中,看到了真善美的存在。运动早已终结,可灵魂还在召唤未来,一本《石达开遗诗》问世,召唤了一批又一批共和国战士,当红军沿着他当年西征的道路来到大渡河边,是他的灵魂成了引导红军绝处逢生的先知。要让他的灵魂在我们的共和国里安息,要让他的悲剧给我们一点永恒的启示。


天国悲剧,从石达开出走开始,他为什么要出走呢?他的悲剧,是命运悲剧,也是性格悲剧,他是命中注定要与王权决裂的,不管是清王朝的王权还是天国的王权,他都要决裂,这由他的性格即自由意志所决定,这就是命。


一、石达开为什么要出走


战场上,石达开是曾国藩的苦手。


本来两人用兵,一善用正,一善出奇,各有千秋。


可曾国藩自出兵以来,遇石达开,始一败再败。他与石达开第一次交手,是在湖口。那时,他率湘军水师,势如破竹,直扑湖口。


石以大船载沙石,沉堵航道,于湖口西岸扼一隘口,湘军水师突入,被石氏堵塞隘口,分割在外江和内湖,分别击之。


曾国藩因座船被夺,文牍俱失,愤而投江,被左右救起,棹入陆营。此后,石氏已占江西大部,曾氏被困于南昌,却不动如山。


恰于此际,东王杨秀清飞檄石达开,命其东返,谋解天京之围。


石氏奉命,班师回朝,行前仰天长叹: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矣!


或曰:吾观曾氏用兵,不过尔尔,先败于湖口,再败于九江,今又被困于南昌,何必多虑呢?石氏叹曰:用兵非其所长,然其将将,无可匹者。


曾氏治军凝然,石氏用兵潇洒,皆一时之帅才。


两人风神各异,自不待言,然行为亦有相似,却被人忽略了。


两人都曾负气出走,可君臣际遇不一样,结局当然也就不同了。


比较一下两对君臣的关系,先来看曾国藩和咸丰帝。


曾国藩以丁忧,说走就走,虽曰守制,但尚未请示就放下军机,这不是小问题。皇上没有因此责他,反而赏了他三个月的假,示以小恩。


可他一提到要实权,皇上就毫不含糊的批准他回家,给他卸了磨,却还留着他这条驴,让他这条驴在家守制,成全他做一头名教之驴。


他有一肚皮官司堆积如山,可他还是忍。君臣之间心照不宣,来往的上谕和奏折,讲得都是面子上的大道理,将那些肚皮官司泡了一坛子酸菜汁,放在一边儿发酵。


他扛着名教的旗帜,要理学的面子,皇上就给他搞面子工程建设,尽量照顾他的面子,他呢,也很能体贴皇上的用心,因此,他们没有闹翻。


他知道,湘军是一支体制外的力量,要朝廷接纳它很难,将它纳入朝廷的榫卯也很难,朝廷如何接纳它是皇上的事,怎样将它纳入朝廷是他的事。


这就要磨合,在磨合期内,要搞面子工程建设。


而石达开与洪秀全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面子问题,而是骨子问题。天王在天京滥砍滥伐,面子早已千疮百孔,不值一提,一刀刀都砍在骨子里。


石氏出走,起初非有战略远图,亦无既定政治目标,更非一时率性,如浪子远游。他在天京主政,可人身并不自由,以讲道出了南门,立马就走。


由铜井渡江,前往安庆。他在安庆,驻留了三个多月,看透了一切。洪秀全这才慌了,罢免兄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派人送来“义王金牌”,邀他回京主政。


可石达开不信。一来不信洪秀全所谓“诚意”,二来反对洪只守天京。


天王两次调他回京,他都无条件遵命,结果葬送了他的西征。


这次,他提出了折中方案:赴援江西,进取浙江,配合天京作战。他虽然对洪不满,但还不想与洪闹翻,因为,他还要维护太平天国政权。


此时,他已深知洪为人阴险,起义诸王,如今只剩下他俩,要么他取代洪,否则洪必灭他。现在一切都水落石出,惟有他知根知底。


那些死去的人,死到临头,都不知早已被洪算计,而他已知。


洪秀全的算计,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开始。那时,洪本来是去投靠冯云山,可他却利用冯云山入狱,起用了萧朝贵和杨秀清,用巫术将冯排挤。


萧最早看透了洪,难免恶言恶语,金田起义时,洪又与杨秀清合作,将萧朝贵排挤,所以永安建制时,原来五王共和,改为皆受东王节制。


冯、萧二王,力战而死,看似偶然,实亦欲以死明志。


洪、杨合作,从表面上看,杨飞扬跋扈,占尽上风,实则洪已阴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握有绝对优势,却以忍辱蛊惑杨的野心,并煽动韦、石二人。


韦与杨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杀手,洪佯装不知,待韦杀够了人,就以石氏来号召,再将韦杀掉,看似平民愤,其实是杀人灭口。


一个文不得、武不得的家伙,竟然一步步走向专制。


第一步,依靠杨、萧二人,不惜以巫术确认其教权的合法性。


天国初期,教权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权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权乃五王共和,冯、杨、萧、韦、石都有自己一份实力,而洪没有,故政教分离。


因此,洪地位虽高,而实力却有限,没有实力,哪来实权?


第二步,洪欲从教权进入政权,便拉拢杨秀清,实施政教合一,先从教权内排除萧朝贵,使教权从三权分立,政权从五王共和,同归于二王分治。


在二王分治的格局里,洪成了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取得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而杨在教权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权上节制诸王。


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政权自有平山登基之后,还要有永安建制。平山登基,确立了三权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制则以二王分治打破了这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权分立排挤了冯云山,永安建制以二王分治排挤了萧朝贵,此二人者,一为洪秀全老友,一为杨秀清老友,洪杨合谋排挤了老朋友。


本来,二王分治,一掌教,一执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后,权力交叉。洪执掌教权,杨却能代天父立言;杨执掌政权,却须奉洪为天王。


两人分庭抗礼,而天王示弱,东王用强。东王不仅在政权上将天王挂起来,在教权上,还常以天父下凡占据上风,甚至以天父名义棍责天王。


谁要天王当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赋予他的权力合法性?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从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难过,却忍着。


而动不动就拿天父来演戏的东王,其本来面目日渐暴露,此术久用必败,何况用来作恶!天王用弱,获得普遍同情;东王用强,日久失人心。


翼王东征,安定了东南半壁,东王伸手来要最高权力——逼天王封他万岁,连名义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该出手时就出手!


东王一味用强,却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当。东王自以为握有军政大权,可西征以后,兵权都归了翼王,有了翼王声援,谁敢向天王下手?


石达开与冯云山相知,当年,他率领自家宗族起义,立马投奔冯去,他有实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风云际会,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青春气息。


他一味打仗,不问政治,对天父下凡之类的鬼把戏,从来就不感兴趣,却认定冯、洪一体,冯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变,他也有预谋。


可天王知道,让他去诛杀东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讲义气,是性情中人,不喜欢这样的阴谋。可天王有了保护者还不够,他还需要杀手。


于是,天王跟北王结成盟友,亏了天王有眼力,一眼就能看透。同在东王屋檐下,一起低过头,阴谋,眼神就能交流,只要握一握手。


韦昌辉动手了!原以为,杀个把人是小手术,没想到是恶性肿瘤,一刀下去,癌细胞就扩散了。跟着,一刀接一刀,越杀越收不住了。


洪与韦、石单线联系,他既没有制止韦的杀戮,也没有通知韦,要让石回来安定大局,他这样安排,使韦、石相疑,杀戮蔓延石的家室。


于是,天国将士无不以为韦氏罪大恶极,人人皆欲杀之。


翼王举兵,而天王诛之,韦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宫里,可怜似汉献帝,韦氏替他开了劫,他以数万天国将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娱。


此劫无他,不过想做王而已。他一开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觉,因此,他要把打劫进行到底,打出一个真“秀全”——“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来。


他以韦杀杨,以石诛韦,三下五除二,原来五个王,如今只剩下翼王了,是与翼王分治,还是由他专制?当然要专制,翼王成了绊脚石。


不专制,做王还有什么意思?赤手空拳,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他要扬眉吐气做真王了,可偏偏还留着翼王这么根刺。


他决定,不管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他都要拔掉。


石达开当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与洪合作,要么等死,要么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走!


二、石达开出走以后


石达开出走以后,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流动作战。


穿州过府,飘忽不定,时而浙江报警,忽而福建告急。


可他在江西,却没有占到便宜,几个基本点,都被湘军围定,此次来争江西,他已落了后手,连清将福兴那样平庸的家伙,都算准了他“必先窜回江右”。


以皖制赣,本应力争九江,那时,九江被湘军围困,成了一座孤城。守将林启荣是他的老部下,他为什么不去救?救了,可兵至湖口就掉头。


李续宜率湘军迎击,他掉头就走,既来之,何以又要走?


一来,湘军重兵在此,他的本钱不想在一次决战中就拼掉。


二来,他将大部队都留下了,只带了数千人马从安庆出发,往江西去集合旧部,以数千人马援九江,只能虚晃一枪,示形于敌,欲使湘军北趋。


而他则转道南下。当时,他的重镇临江府(今樟树市)与吉安府也被湘军围困,那些日夜盼望援军的血战将士都是他的嫡系,焉有不救之理?


救此两地,再攻南昌,则九江之围自解,前次西征用兵,就是如此。自从临江、吉安两府被困,他在江西的大本营已向抚州转移。


因此,进援临、吉二府,须先至抚州,而后救之。


他在景德镇集合旧部,大会诸将,分兵南进,自率一军沿乐平、万年、安仁(今余江县)、东乡一路南下,在东乡击溃湘军,然后进驻抚州。


在抚州,他本有建设政权的想法,曾征各县童生应府试。


他原以为湘军用兵仍偏重在九江、安庆一线,他南下用兵,乃避实就虚,从容赴敌,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谁知湘军有备,没给他什么机会。


曾国藩虽已丁忧回籍,但他早已在江西做好了准备,乘石氏回师,他及时出击,抢占战略要地。待石氏回来,再战江西时,就碰了硬钉子。


当年,石达开乘虚而入,转战江西,所过州县,无不望风披靡,而今他每据一处皆需力战,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如此打下去,即使每战都胜,他的军队也要被消耗殆尽,而况他遇到了劲敌,陆战稍占上风,水战处于劣势。


没有水师,要救临江与吉安两城,谈何容易!两城均在赣江之西,要想赴授,必须渡江,而江面有湘军水师炮船游弋,他在丰城抢渡不成,挥军沿江南下,七天之中,行军二百里,经由新干、峡江,直到吉水,仍难如愿。


难救临、吉二府,他又瞄准了浙、闽两地。当湘军全力防他进取临、吉二府时,他却一转身,杀奔浙江而去,以江西战闽浙,他得了先机。


衢州一战,将东南大局搅翻,以此冲击闽浙赣,三省震撼。


石达开战衢州以牵制三省清军,然后分兵掠浙东之地,补充财力。当湘军于铅山河口镇聚齐,欲大举援浙时,他又一转身,率军潜入闽地。


曾国藩督师入闽,此时,其弟国荃攻克吉安府城,宣称赣省肃清。


而石达开军却从福建进入赣南,迫使曾国藩也从铅山移师建昌。


就这样,他率军在闽浙赣一带游击,战江西虽然未占上风,可以江西战,却扯住了曾国藩的后腿,将湘军主力拖在赣南,难以向皖南出击。


这就使得陈玉成、李秀成等能从容退敌,于皖北庐州三河镇全歼湘军劲旅。不久,那惊天的噩耗就传到了曾国藩的耳朵里:李续宜胞兄李续宾战死!


他的弟弟曾国华也战死,湘军兵勇六千人全部战死……


三、人格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


石达开本想在闽浙赣边界建立根据地。


如此,则进可以猎取江西;退可以牵制江西。


可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原因是,天王调走了辅王杨辅清。


杨辅清带他的部队走了,去接受天王新任命。石顿成孤军。


兵力不足,只好游击,可他的战略却很有效,把湘军主力牵制在赣南地区。而杨辅清部,则从福建邵武出击,越铁牛关,挥师北上,扬长而去。


杨辅清一路,攻克安仁,由万年入饶州境,屯踞景德镇。


而石达开一路,先是游击于新城(今黎川)、建昌(今南城),后又转入赣州、南安(今大余),因疾疫大作,移师湘赣边,乘虚入湘境。


曾国藩急忙分兵,一路攻景德镇,一路救湖南宝庆(今邵阳),湘军的战线又被拉开了,于是,陈玉成乘势席卷皖北,而李秀成则大举经营江浙。


石达开孤军远征,充满了悲情,他离弃了天王,却放不下天国使命,虽自领一军,却未自立门户,而是以高度想象力的运动战,呼应天京。


退出湖南,他游击于湘桂边,一退再退,回到起义的原点。


抚今追昔,感慨何止万端!当年兄弟,几人还能回来?


可他回来了!也只有他能回来,回到故土,他哭!


他的故土贫瘠,部队给养成了问题,多灾多难的故土,一再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再也挤不出乳汁喂养子弟。部队怀念江西,很多人想回去。


他不留,挥一挥手,那是无言的问候,然后分道扬镳。


他继续前行,到四川去,那里是目的地,最适宜割据,可他不在意。奔他而来者,都说他有天日之表,龙风之姿,跟他打天下,值!


可他不动心,抱定了起义时的宗旨,帝王算什么东西!


可天王变了,东王变了,北王也变了,一变就翻脸。唯有他还没变,他要证明给天王看。他看透了天王,可天王却看不懂他——用帝王的狗眼。


这世上有比帝王更重要的东西,是人性,人的真性情,他要让天王看看,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的真性情。挽救天国不靠王权,要靠人性。


他入川了,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又意气风发了,不用攻城略地,只要他往四川一站,清妖从上到下就战栗。他坚信,只要他还在,天国就不倒。


皇帝急了,要调曾国藩入川。曾国藩都到宜昌了,一想,不对啊,我为什么要跟着他去入川?不仅我不能去,连左宗棠也不要去,回江西!


果然,石达开一入川,天京方面就发动了第二次西征。


而且天京方面对于他的入川计划,早就知道。还在入川前,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不久,艾约瑟等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李秀成以后,说道:

至于太平军将来是否成功的问题,我们完全不能说什么,一个首领曾说过,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征服四川,这个省实际上已在他们掌握中。


这位首领,当然就是忠王李秀成了。这一说法,出自《华北捷报》第519期 1860/7/7刊载的《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

一个月以后,该报又发表《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一文,说:据探明,翼王石达开仍旧与运动相连结。这是事实。

但他把运动与天王分开了,他忠于运动,却不再忠于天王。

史式先生著《石达开远征始末》系列,也强调了这一点。从江西到浙江,从福建到湖南,石达开的作战始终属于太平天国全局战略的一部份。


平心而论,此言甚是,可语焉未详。他从天京出走时,并非战略所驱使,而是被天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引导之,他反专制!


在安庆,他的战略目标,指向江西,拟以江西战湖广,基本上还是西征时的老路子。不过,他留了一手,如战江西不下,则以江西战闽浙。


这一战略构想,成了天国后期战略的框架,陈玉成、李秀成用兵,便在这一框架内进行。此二人者,皆一时名将,而均非统帅才。


驰援赣西未果,即欲于闽浙赣一带立足,而杨辅清提兵北上,他以孤军难以自立,且军中疾疫,故转战赣南,于南安决策时,始提出“谋蜀”。


以饥疲之卒,无饷之师,而欲“谋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乃悲剧之英雄矣。“谋蜀”之难,难在战线太长,无奇可用,而其妙处正在无奇之奇。


石氏用兵,改弦易辙,一改其神出之本色,一举一动皆张声势,唯恐湘军不知之,何也?欲以偏师钓湘军,支撑安庆、天京,力挽天国颓势。


战衢州,顿兵于城下,久战不退,使闽浙赣三省清军辐辏,方离去。围宝庆、桂林也如此,看似一次又一次错失良机,实则有意钓湘军矣。


他知道,只要他在那里,湘军就不能不来,湘军一来,安庆、天京之围自然就缓解。他就是要在那里等湘军来,湘军不来不走,一来就走。


就这样,他将骆秉章钓到四川来了,连曾国藩也差点被他钓来。


其他湘军,如萧启江部、张运兰部,这些江西战场的主力,都被调来了,致使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所拟“四路图皖”计划,未能实施。


于是,朝廷指示:要先除西南之患,然后全力东征。


这才是他“谋蜀”的目的。他坚信,只要他不倒,天国就不会亡。可他倒了呢?那就听天由命吧。人算不如天算,他在大渡河边,真的倒了。


大渡河乃岷江支流,两岸高山耸立,陡峭险峻,河道急流汹涌,险滩密布,人称天险。他来之前,河水还浅,洪水未至,他还有机会过河。


可是,太平军到达大渡河边的当天夜里,他的妻子生了儿子,高兴之余,他传令部队庆祝三天,没有立即过河。没想到,山洪突发,河水暴涨。


强渡几次,未能成功,数十万清军挡不住他,河水挡住了他。


试想一下,如他强渡成功,进入雅安境内,控制那条著名的西南贸易通道——茶马古道,那他就财源滚滚,何愁无饷了。此为“谋蜀”第一步。


然后,取成都,握全蜀,顺流而下,与下游合势攻武昌,太辉煌!


可就差这一步,他算准了清军动向,却没算到河水暴涨。


就这一步之差,使他倒下,真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自沉妻儿于大渡河中,临江悲叹“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


他两次西征,第一次在东南半壁,虽成功,却不稀奇,因为兵书史册里不乏战例,朱元璋就是他的先驱;而第二次西征却远涉西南之域,后来红军沿他的路线长征,称开天辟地第一回,是以成败论之。


在军事上,不敢说他是红军的导师,但他的确是红军的先驱。游击于闽浙赣和湘赣边,试图建立根据地,他没能做到的,红军却做到了。


远征亦如此,他以一步之差倒下,而红军却跨越了这一步。


记得有位历史学家说过,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悲剧虽然失败,但有着更高的审美价值,令人叹息。


他的悲剧,是人格悲剧,也是命运悲剧,以人格悲剧——“出走”始,以命运悲剧——“洪水”止。为了拯救将士,他一人去接受凌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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