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扶持最多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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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汉三个帮:对毛泽东扶持最多的人是谁?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等。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也起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往往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提法,但两人的密切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两人中,毛泽东当然起着主导的作用。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同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恩来。而对毛泽东来说,他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1924年在广州相识并共事,到1976年相继逝世,前后超过半个世纪,跨度很长,中间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又很多很多,特别周恩来曾三次谦让于毛泽东,一次次把毛泽东推上党的重要领导岗位乃至最高领导岗位。 第一次是让毛泽东恢复军权。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正是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时期。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奉命来传达决定的人还误传为开除毛泽东党籍,致使毛泽东有一阵子在党内沦为“民主人士”。1929 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对红四军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批评和决定提出抗辩。他在回信中指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向来虚怀若谷、对下属从不抱成见并且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的周恩来,看罢毛泽东来信,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有许多不妥之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后又有了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他握着行将离沪返任的陈毅的手,郑重地嘱咐他:“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定。”毛泽东因此得以摆脱厄运,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从而结束了一次军内危机。毛泽东复职后,马上修书中央。信中流露着他复出的喜悦之情。毛泽东这才有指挥若定驰骋赣南之举,也才有机会在随后建立的红一军团出任政治委员。将红军中的“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是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提出的建议。从此,“毛代表”便改称为“毛委员”了。 第二次是让毛泽东东山再起。1931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因受王明排挤,被贬到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周恩来于1931年底到达苏区首都瑞金,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毛泽东。上海临时中央在1931年10月间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开展了“高强度”的批判,给他戴上三顶大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11 月,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然而由于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在苏区“一大”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通过了在上海起草的宪法《大纲》,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毛主席”之称由此而来,沿用终生。毛泽东在苏区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剥夺了,苏区党和军队仍然笼罩在一片危机之中。这就是周恩来到达苏区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周恩来是在带兵啃不动赣州城这块“铁骨头”时,派项英去请称病“休闲”50 多天的毛泽东的。这虽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但在他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的“急急如律令”时,便不顾贺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劝告,冒着倾盆大雨下山了。然而上海临时中央此时仍在批毛泽东,仍坚持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他们来电批评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游击主义”,是当前“极大的危险”。针对苏区中央局一再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建议,周恩来也一再复电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以免“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勉强被恢复了职务。 第三次是让毛泽东全面领导。长征途中,周恩来三次在三个层次、三个会议上将毛泽东推上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前两次是为遵义会议做准备的,遵义会议是这两次会议的必然结果,都是出于周恩来的苦心。1934 年12 月12 日在湘桂边的通道县召开了一次“飞行集会”一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使红军避免了与五六倍于我之敌作战,从而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1934 年12 月18 日,周恩来抓住在黎平休整三天的时机,召开了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政治局会议。李德仍然坚持北上湘西的主张,争吵得很厉害,气得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灭了,这才把一向骄横的李德镇住了。周恩来发挥会议主持人的作用,再次否决李德的错误主张,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抢渡乌江北上,通过有名的《黎平会议决议》。这样,李德靠边站了,毛泽东又一次得到党和红军的支持。1935 年1 月7 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在那里按预定计划召开了中共一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了四项重要决定:一、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取消“三人团”;三、调整军事指挥的分工,朱德仍为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四、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党内总负责。毛泽东曾经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遵义会议后,部队一出发,遇上敌人一个师盘踞的一个据点,大家讨论怎么办。多数主张打,毛泽东认为打了要吃亏,双方争执激烈,毛泽东也急了,扬言如果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不干了!张闻天眼看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竟说:“你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一听这话,便扬长而去。毛泽东原以为他这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众人竟举手通过撤销他的前敌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回去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觉得这样不对,便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要周恩来把命令暂时压一压,还是想想再发。周恩来本来也是不同意此时去攻坚的,所以不忙于下达攻击令。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时,终于把大家说服了。毛泽东仍然当他的前敌政委。鉴于集体讨论作战部署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军事形势,毛泽东于是向周恩来建议恢复“三人团”。 中央政治局同意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而以毛为首。周恩来喜不自胜地对毛泽东说:“这就好了,今后会要打更多的胜仗了!”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神情这样兴奋喻决,心中甚为感动。因为新的三人团的成立,意味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地位颠倒过来了,毛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而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周恩来对此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非常高兴,再一次把毛泽东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自己的这位战友、这位同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他身上有一种像纯玉一般、像水晶一般晶莹的品质。 刘照兴认为,在那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维护毛泽东、推举毛泽东,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和谦让,在使毛泽东在革命征途中得以跨越一个个坎坷崎岖,成为全党、全军,后来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使他得以施展其雄才大略上,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领导对被领导的谦让,是让贤、荐贤。尤为可贵的是,周恩来的谦让不是消极的闪避和撂挑子远走,而是一种积极的协助与扶持。这是非常值得每个领导干部学习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新的历史进程,形成于遵义会议的毛周结构得到历史的确证: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而且同样离不开周恩来。毛是开拓前进的导师,他以自己正确的理论和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周在毛的领导下,以自己的精明和智慧使理想变为现实。有了毛周的结合和领导,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周恩来而言,造反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最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毛泽东来讲,周恩来是最好的最离不开的助手,因此有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的说法。尽管在抗日战争后期,刘少奇上升为党的第二把手,毛刘体制代替了毛周结构,但是改变不了毛周的本质联系: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同样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仍然是毛泽东的最得力的而且是离不开的助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又开始了新选择,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这一关,对于领袖人物的考验,首先是看谁能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到达彼岸。毛泽东在接受历史选择的过程中,气质和思想发生了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使毛的雄才大略和不断进取的气质等到进一步的强化,而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却偏离了正确的航道,形成了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企图依靠领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以及政治思想领域的不断变革来指导经济发展的思想路线。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周恩来,却不能完全依靠周恩来;周恩来要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并且得做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周恩来的英明是执行中纠正毛泽东的某些错误。这就是周恩来自己所讲的:要做弄潮儿,必须因势利导;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面把你冲垮。 随着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曾决定邓小平命运的巨人,最后由邓小平来盖棺认定:“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尽管毛主席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尼克松也曾说过: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地讲,这话不无道理。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统筹全局,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周恩来更多地是周密细致地负责执行和落实。但这只是相对地说的。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不过问。相反,对他认为在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环节,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一直抓到底,抓出结果来。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商议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决策。没有这种能力,也谈不上成为一个好的执行者。 周恩来还有几个别人难以相比的优点是毛泽东最离不开他的原因。一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异常丰富的复杂经历中,他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熟悉,都拿得起来。这样的人才是很少有的。1949年初,苏联的米高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谈到新中国政府时说:你们不是有个现成的总理在那里吗? 二是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历来细致周到,办事入情入理,稳妥可靠,并且始终全身心地投入。郭沫若曾这样赞叹他:“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他短时间内所做的工作,别人往往要花很长时间也做不完。他工作时间之长,他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同他比拟。 三是他连续近5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担任领导工作,对党的干部十分熟悉。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对党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相知很深。他待人诚恳、谦虚、宽厚,处处替别人着想,因此能得人心,能够团结方方面面的人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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