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可口可乐重返内地 惊动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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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8_12_15_45107_8445107.jpg[/img]   从费城到华盛顿,城市繁华的灯火点缀着高速公路全程,交错的出入口伸向沿路大大小小的城市。佟志广对30多年前的这条“金光大道”印象深刻。   1976年,就是通过这条金光大道,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马丁来到华盛顿,找到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商务秘书佟志广,提出了要把可口可乐引入中国的想法。   由于当时中国政局的动荡,这个想法在两年后才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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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城到华盛顿,城市繁华的灯火点缀着高速公路全程,交错的出入口伸向沿路大大小小的城市。佟志广对30多年前的这条“金光大道”印象深刻。


1976年,就是通过这条金光大道,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马丁来到华盛顿,找到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商务秘书佟志广,提出了要把可口可乐引入中国的想法。


由于当时中国政局的动荡,这个想法在两年后才成为现实。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可口可乐曾于1927年进入中国,1949年随着美国势力一同退出中国内地。


时隔近30年后,这个曾经与美国大兵形象联系紧密的饮料,再次进入中国内地。


巧合的是,4天之后的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这个巧合,让可口可乐进入中国这一原本单纯的商业事件,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三次申请可乐终进中国


马丁与佟志广在1976年最初接洽时,佟志广并未对这种味似止咳糖浆的饮料太感冒。


2008年11月底的一天,已经退休的佟志广在自己北京的家中回忆说,由于当时国内的政局原因,当时他只给马丁回复了一句话: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


马丁没有放弃。为了表示诚意,可口可乐开着专机带佟志广到总部参观。这是很多美国企业的一贯做法,佟志广对这样的方式早已习以为常,“我想,看就看吧,不就是汽水厂嘛。”


这次参观让佟志广惊讶不已。在可口可乐复杂的生产线上,每瓶可乐都由机器自动完成罐瓶密封,单位时间内的装瓶量,比国内汽水厂的效率高出数倍。


尽管对可口可乐刮目相看,但佟志广还是向对方解释说,中国老百姓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而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朝鲜战争之后,可口可乐的形象已经不单是饮料那么简单了,“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口可乐这个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佟志广回忆说。


1977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粮公司工作。这一年,马丁访问北京又找到他,再次提出希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


“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中国人能接受可口可乐吗?”佟志广问马丁。


马丁说,可口可乐的目标是,“凡是有美国人的地方,就要有可口可乐”。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非洲和亚洲也有很多工厂。他们在中国设厂,主要是针对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至于上次说的美国兵,马丁强调说,可口可乐和美国兵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商人,只是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


然而,这次马丁的申请仍然未被批准。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个别外国企业先后在中国建厂,欧洲企业要来中国办厂经商的越来越多,可口可乐也加速了与中国的实质性接触,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国食品进入中国必须通过中粮。


最初,可口可乐香港分公司打算向中粮公司提供两万箱可口可乐作为样品,但被中粮拒绝了。


“这么多我们卖给谁呀?”佟志广说,可口可乐又希望送2000箱,但中粮依然不肯接受。


最终,佟志广与领导“商量很久”之后,他电话通知对方:“先来20箱尝尝吧。”


可乐到后,中粮的员工喝不惯,总感觉瓶子里装的是中药。但佟志广知道,可口可乐的生产包装技术远远领先国内饮料企业,“我还没听说过喝可乐把人喝坏的。”


由于当时通用、IBM、福特已经在中国建厂,政策上也不再对外国企业完全抵制,中粮决定,和可口可乐正式谈一次。


“中国元素”平息“卖国”论


在可口可乐与中粮公司在北京西苑宾馆展开谈判的同时,佟志广了解到,北京的一些大饭店出于招待外国游客的需要,还是希望有可口可乐的。当时中国生产的汽水,外国游客的确喝不惯。


经过数轮谈判,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了合作协议,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内地。


协议规定,美方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开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美方用寄售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


新中国成立前,可口可乐在上海曾有过生产线。因此,可口可乐最初希望将生产线安排在上海。


但是,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时,却受到上海强烈抵制。上海有些单位和个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粮引进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将进入中国内地迈出的第一步放在了北京。

佟志广回忆,当初中粮公司只希望小规模引进“试水”,甚至只想在北京设小规模的装瓶厂,于是把厂址选在了丰台五里店中粮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烤鸭厂腾出一间厂房放置可口可乐瓶装线,1981年4月,这条生产线正式投产。


佟志广说,这条由可口可乐赠送的瓶装线,每分钟可以装300瓶,中方每年要花30万美元购买可口可乐的浓缩汁。“美方本来预计投资60万美元,结果建厂就花了他们100万美元。”


这笔买卖引来了一片质疑声。


有老同志发问,“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


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粮对此做出解释,高层态度和社会言论也随后出现了质疑和抵制的声音。


为了平息质疑,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5点理由:一、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成功。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之后,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三、我们尚未掌握饮料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30万美元多出两到三倍。五、我们仅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


北京设厂也是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办理了审批手续。


五条从中国利益出发的理由,让质疑的言论逐渐平息,但佟志广没想到,又一场风波紧随其后。


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可乐内销


北京的瓶装线投产后,一开始出厂的可口可乐仅仅供应一些大饭店,收取外汇。


1982年初,征得外经贸部同意,中粮公司将供应饭店之后的剩余产品,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再投放市场内销。


时任中粮总公司糖酒杂品处副处长的孙绍金回忆,当时可口可乐内销4元一瓶,大饭店里要20元一瓶,对中国普通消费者来说太贵了。


为了尽快打开中国消费者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决定搞促销。中方有人提醒说,中国还不适应促销的方式,但美方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促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有学者称,这是中国当代市场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促销的方式吸引了不少人。


然而热闹的场面没有维持多久,孙绍金说,随后有媒体用内参的形式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


佟志广和孙绍金都清楚地记得,这件事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

中央领导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圈阅了。外经贸部根据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内销。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里撤下来了。


美方不理解,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竟引起轩然大波,卖个汽水还惊动了政治局。


当时,可口可乐从丰台五里店的生产厂往城里运,运输车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被警察拦下,不让进城。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请合作方中粮公司帮忙。


孙绍金说,当时负责协调此事的同事,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为了分担风险,中粮主管副总经理朱晋昌也在信上签了名。


信中说,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而且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


这封信辗转几人,送到了副总理万里的手上,在听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后,万里当即同意批准内销。


孙绍金说,万里的意见被批在信上转回给了中粮。


随后,外经贸部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拟报告向国务院请示,并最终获得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同意。


靠着这份被批复的报告,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这个“含有中药味”的饮料,自此开始逐渐为大陆民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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