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中国富豪形象集体崩溃

dongm777 收藏 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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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真是难以告别。


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换届、雪灾、地震、北京奥运、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每一个企业家的表情都定格在这个大背景中。


普通人不可能像会计出身的胡润那样,从数字里嗅出“富翁的味道”,甚至很难读懂一份专业的财务报表。所以,我们试图越过财富的数字,从企业家创富路径,看看他们内心的风景。


扑面而来的“争议”


“万科的LOGO”王石一直很偶像,可今年这个“最令人尊敬的企业家”陷入了“负担门”风波,他健康、公益、富有责任心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公众质疑。


“企业给地震捐两百万是合适的”、“慈善不能成为企业负担”的言论,引发了他个人信誉最大的次生灾害。数周内,他进入了自己痛苦的“汶川时间”。网友“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的批评,让这个胡子拉渣的硬汉不得不承认自己依然很“青涩”。


他的错误是,在不合适的时间表达出的慈善理念,触及了公众的主流价值底线。


当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宣布,因为金融危机,业绩不佳,其董事长兼总裁爱德华·李迪将仅领取1美元年薪时,想象力再贫乏的人都会联想到,坊间怨声载道的拿天价年薪6616万元之巨,每天收入18.12万元的马明哲。


1美元和6616万人民币深深刺痛着“中国国情”。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领带”的实干家牛根生,他“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的企业理念,他“裹尸布没有口袋”的裸捐行为,曾感动了整个中国。但三聚氰胺让这个把“奶卖到太空”的牛根生,坐上了舆论的“神舟5号”,陷入争议的漩涡。他电视上大讲“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的形象被颠覆,一夜间这个圈内的老大哥,被公众挂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蒙牛陷入了最危险的时刻”。


显然,这个掉进质量“陷阱”的牛根生,忘记了杰克·韦尔奇的忠告:你要变成质量问题的疯子,否则质量问题将把你变成疯子。


至今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技术疯子”任正非,被称为“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准能战胜一只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的那头“狮子”,同样难逃媒体的责难。


尽管任正非和他的华为成为中国企业30年的一个另类符号,他用军事企业管理理念,用毛泽东兵法治商、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把华为带向世界,战功赫赫,可华为员工自杀事件、辞职风波、劳工问题,让这个“最优秀的企业家”又担上“最冷血的企业家”名号。


人们一边为任正非的决断力叫好,一边反思他的狼性、狮性文化。


甚至有人将法国企业界的一句名言送给“榨干机”任正非:“爱你的员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


很阳光,很“姚明传奇”、很“白马王子”的李彦宏,不惑之年也遭遇了事业深度危机。因为“三鹿公关百度事件”,“央视曝光竞价排名丑闻”,“百度涉黄风波”,他被称为“互联网三聚氰胺的炮制者”。这个最懂中国国情的搜索引擎人,被斥为“最懂中国潜规则和最擅长中国潜规则的人”。


一夜间,这个“宏粉”无数、又红又专的IT界最富有的人,成了“灰色地带掘金的灰色人物”。


不得不提中国首富黄光裕那颗凌厉的光头,曾经它被称作圈内最智慧的头,可事发后,被证明那“不是高僧的光头,而是黑社会老大的光头”。因为操纵股价被拘捕,如同过山车一样,他的财富帝国跌进了有生以来最残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脑儿地被抛在了“并不健忘”的公众面前。


当这些公众眼中的企业家明星们突然“崩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审视他们为何如此。


形象集体崩溃的背后


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为什么企业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国有具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吗?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人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我们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当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这样一批人都出了问题时,谁能知道,那又是谁的错?难道是制度陷阱?


在这个陷阱密布的企业森林,朱新礼似乎是个异数。


尽管网上八成的网民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尽管他被骂为商界的“范跑跑”、“中华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战”把商业事件升级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坚持“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企业理念,力排众议,以“上帝都动心的价格”把汇源出售给洋品牌。


这个农民执意脱下民族品牌这件“华丽却长有虱子的袍”,选择了一件能“过冬的棉袄”。


他的企业理念不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选择了从竞争激烈的下游销售产业退出,转向上游,回到果园,跟农民在一起,为果子找出路。他认为这是他的“蓝海”。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禁得起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找到自己的“蓝海”。严格的说,当下,少有企业家有恒定的企业精神和企业伦理。


为什么关于企业家的争议如此多。为什么商人与官员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也像商人。


这都是“不确定”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没错,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把才华过多地花费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在灰色地带打捞第一桶金,后来纵横股市的资本玩家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彦宏何尝不是另一种“互联网上的投机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劳工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狠榨一笔”吗?马明哲不也是钻了薪酬体制很“中国特色”的空子?


当制度存在陷阱时,我们没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吗?


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说,企业家的职能本位是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汽车疯子”亨利·福特悬赏2.5万元,征求有办法让他在每一台汽车上节省一个螺钉和螺帽的人。正是这种没有止境的技术创新,让他拥有了汽车王国。


刘永行每生产出一种新的猪饲料,都要尝尝是什么味道,“这样我才知道猪吃了是什么味道。”这个听党的话、看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树“,始终在危难时刻,能让家族生意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他远离官场的潜规则,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实业创新。他与黄光裕同样被称为“首富”,却有不同的路径。


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纷争的2008,让很多人看到了,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缓。这一年,一条启示录是:全心全意经营企业,而不是刻意地去经营企业家自己。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生命是一个过程,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是沧桑和衰老。


责任、财富良心、慈善是这几年的流行词。企业家的精神内涵半径在扩大。


可企业家精神终归是个“大词”,李嘉诚用他的行为作了注脚。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两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便会掉到坑渠里,便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员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


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这枚两元硬币,让它滚到坑渠,这枚两元硬币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员,值班员便可将之用去。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财富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


“裸捐”的比尔·盖茨认为,企业家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


马云有言,做企业有三重境界,分别为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驱动者,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轻离别,但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如果一个人脑子里想的是钱,就永远不会成功,就永远不能成为企业家。只有当一个人想着去帮助别人,去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时候,才能真正成功。


马云这段有名的话,应和了管理大师德鲁克的理念。


有人问德鲁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鲁克回答说:“如果你不改变你提问的方式,那么你注定不会成功。”人又问:“我该如何提问呢?”德鲁克说:“只有你先问"我该如何贡献?"你才能获得成功。”


显然,拿马云、德鲁克的尺子去量,我们少有真正的企业家。


也许,这个冬天,企业生存维艰,谈企业家精神本位,实在是件奢侈的事儿,活着才是头等大事。


借用“一脸卡通”马云的话:连“朱坚强”都能活,你为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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