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出卖了维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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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四黎明,上(光绪)诣宫门请安,太后(慈禧)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奏章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恽逸鼎《崇陵传信录》


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一节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可说是历史上少见的一段宫廷秘闻。究竟他们之间谈了什么?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而袁世凯是怎样告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


疑点重重的传统说法


传统的说法认为: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谭嗣同八月初三夜(公历1898年9月18日)访法华寺,请袁世凯发动兵变,袁假意答应谭嗣同,但于八月初五下午返回天津后,即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回京向慈禧告变,后党于八月初六发动政变,这是最传统的说法。其实通过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分析不难发现,根本原因应当从统治集团的保守性及其内部矛盾中找寻,其次应当检讨改革阵营自身素质的缺陷以及战略策略上的失误。


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传统说法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袁世凯在八月初五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纪略》)。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当时京津之间的火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荣禄于八月初五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上午。


多年来,袁世凯是反面人物,他的《戊戌纪略》(即《戊戌日记》)也就“因人废言”了,而梁启超的记载则被视为信史。但梁的《戊戌政变记》中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内容当据谭嗣同转述,系流亡日本后追记,并且袁世凯告密这节,梁并非当事人。《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除《戊戌政变记》外,当时几乎所有的资料均表明维新派确有此密谋,最近发现的维新派激进分子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是湖南长沙人,与谭嗣同交好。《诡谋直纪》以日记体记录了他在北京的活动,其原件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更是不可辩驳的铁证。所以完全有必要怀疑《戊戌政变记》的真实性。


当然也有些学者认为:八月初六慈禧实行政变时,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那谭嗣同是怂恿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上谕中何以罪名仅仅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直到八月初九,才下令逮捕谭嗣同,此时罪名才是“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


《戊戌纪略》漏洞百出


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说,谭嗣同深夜来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不肯答应。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直言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袁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毋庸讳言。


可是《戊戌纪略》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王奕劻、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四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返津见荣禄,“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叶祖邽入坐,只好等明天再说。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难道袁世凯不会糊涂到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第三,第二天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可两个人“筹商良久”,研究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二人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这岂不蹊跷?袁世凯在以上所引《戊戌纪略》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因此不可偏信。


八月初四政变即已发动,而维新党诸人有个错觉,总认为政变要到天津阅兵时才会发生,其实政变之谋已如箭在弦上。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派时常攻讦维新派,并在太后面前泣诉皇帝妄变祖法,要求慈禧重新临朝训政。慈禧本来就相当反感维新派,此时忍耐几乎已达到极限。八月初三杨崇伊上的一道密折点燃了政变的“雷管”。这道密折显然是杨崇伊在天津与荣禄等旧派大臣商量后而拟的,核心内容是请太后重新训政,附带有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光绪马上要见伊藤博文(八月初五光绪帝确实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而且聘请他到中国政府来当顾问,祖宗所传之天下,要拱手让给伊藤博文。并有谣言称伊藤博文是由康有为勾结而来,目的是要绑架太后到日本,光绪也参与了预谋。


大多学者认为政变是八月初六发动的。但负责光绪帝起居的恽逸鼎在《崇陵传信录》中清楚表明,八月初四这天,也就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若干小时之后,政变就已经发动了。据《德宗实录》,太后初四由颐和园还西苑驻跸(根据清宫《穿戴档》记载,光绪在初四卯正到乾清宫见母后,而其他档案则记载慈禧在申刻或酉刻曾到达西苑)。当天光绪即离开他日常居住的养心殿,搬到了瀛台涵元殿,即他后来被长期幽禁之所在。那么,光绪在初五还召见袁世凯和伊藤博文,又作何解释呢?


查袁世凯《戊戌纪略》所记初五面君时:“上为动容,无答谕。”而众多记载中光绪有密诏给他的情节,袁世凯却没有只字提及。数天前圣眷正隆,勉励有加,临别何以无语?光绪要么是此时已经被控制,要么是已经意识到被这个臣子出卖了。根据伊藤博文在《谒见清国皇帝陛下始末》中的记载,光绪的谈话多是些礼仪性的问答,与他被幽禁以后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太大区别。为了减少外交上的压力,在已预先安排好初五日会见伊藤博文这一活动没有过去之前,慈禧没有发出训政的懿旨。实际上维新派自八月初二以后,就没有得到光绪发出的任何信息,至少在初四以后,光绪已处于被控制的状态。


袁世凯的告密是落井下石


根据袁世凯之子袁克齐记载,当谭嗣同离开后,“大人(袁世凯)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杨度在日记中也直指:“时袁在京,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已告庆王,事遂败。”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可能。前文所说:有学者以八月初六只下令缉拿康氏兄弟,谭嗣同到初十才被捕为由,作为袁氏被迫告密在后的佐证。这种观点可备一说,但也必须注意到:首先,“围园劫后”之谋关乎封建人伦,需要拿到确切证据,慈禧从搜检的奏章上查不到证据,故要先抓幕后主使人康有为;其次,变法首脑人物康、梁在逃,清廷尽可留下谭作为诱饵,直到确信捕获康、梁无望,才最后收网;第三,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袁初四凌晨只举报有人谋危宗社,后来才扯出谭嗣同。北京告密可能性不能排除,但需要补充的是袁世凯的告密应该是发生在政变之后,也可能是政变之时。


荣禄的亲信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载另外一幅情景:袁氏八月初五回津见荣禄,说有人“结党煽惑,谋危宗社”,但是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故没有说出谭嗣同的密谋;初六杨崇伊从北京带来太后训政的消息,袁害怕康有为被捕,从而供出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且“袁乃跪求荣为作主”。陈夔龙在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而袁世凯的亲信张一磨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与陈夔龙类似,并补充:在袁告密时,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点很值得注意。由于光绪已封袁为兵部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见维新派大势已去,故说出实情。张一磨在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从《戊戌纪略》那些吞吞吐吐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袁世凯摇摆不定的心情。


无论是北京告密还是天津告密,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确凿无疑。袁在戊戌政变中间所起的负面作用不能小看,袁的告密是戊戌政变强有力的助推器。当时的袁世凯已经被绑在了维新党的战车上,无论他愿意与否,都将与这个大事件发生必然的联系。袁告密的内容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这时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立即扩大,八月初九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上谕)。北京和其他地区随即展开了大范围的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事后的告密,使维新党雪上加霜,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之死,怕是与袁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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