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战质疑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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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1]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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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1]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2]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3]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私属”,径作“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 [4]数字之差,语意全非。刘定之在《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著为此录。”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5]杨善《奉使录》今不传,估计亦不及此。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6]。沿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7]。从“官军人等死伤”到“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录》作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8]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修《实录》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9]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但“死伤数十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战争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但此说一出,不但同样不采“五十万”说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连相信“五十万”之说的《国榷》、《明通鉴》等也采用之,以与“五十万”相呼应。另外一些不采“数十万”说者,如薛应 、雷礼、徐学聚、谷应泰、查继佐等多以损失“骡马二十万匹”搪塞。此说来自李贤所记:“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10]李贤亲历土木之变,侥幸逃生,[11]所记当较单凭在京“耳闻目击”者可靠。后人既然摘其记录,却仅断章取义,而对其详细的军队人数和伤亡记载不予理睬,实在难以理解。[12]


另外,土木之变前夕朱勇率军败死鹞儿岭。《实录》载其率军四万,[13]《献征录》卷五李贤《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贞、徐学聚、叶向高、谈迁因之。《否泰录》载:“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高岱、黄光升、谷应泰因之。三万骑与四万人尚可相辅相成。不过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又说是“率五万兵迎之。”雷礼、严从简、查继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传》却作“所率五万骑皆没”,显然是专取最大数目,又擅改“兵五万”为“五万骑”。(其卷三二八《外国传·瓦剌》又作“四万人”,显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贞记土木之变时于出征、伤亡人数一并不书,却又记朱勇军数。严从简在此同样详事而略数。[14]看来明后期已经有人对传世的明军人数和伤亡数大为怀疑,因而阙略不书。


明军出发时究竟有多大规模呢?《实录》载:“车驾发京师亲征。……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此前三天,“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15]可见明军仓猝出发,兵员仅来自三大营以及必备的亲军。关于三大营的兵额,明代中后期以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永乐时有三四十万。[16]而对土木之变前京营规模尚无令人信服的说法。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17]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扈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18]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19]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20]十五万军中必然已本包括京卫军,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即便按这样计算,京营规模最大有多少呢?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名,实有1,464,638名。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21]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十四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七万人。若按叶盛所记,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为十一万人。合计得十八万人。若减去朱勇所言征调各边的京营兵与逃亡者,则京卫操军军数尚远不及此。


土木之变后五天,“令新选余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22]新选余丁、官舍无疑是匆匆凑集的新兵,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报效者应来自殚忠效义营,[23]匠人、火夫可能来自专供匠役的武功诸卫,他们都应属战斗力较弱者,故得留守。官军显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军。土木之变后次日“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24]就是指这些留守军队。姑且以旧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万人计,合计班军、京卫操军与幼官舍人,当时京营最多三十万人。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25]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明军从京师出发时,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即三十万加七万,再减去十万和四万五千,规模当在二十三万上下。即使“私属”队伍庞大,[26]明军总数也就在二十五万左右。


明军几经辗转到达土木堡时,人员组成已经有不少变化。据《实录》,六月派到大同、宣府的将领中,陈怀、井源、王贵等死于土木堡,吴克勤死于土木之变前夕的断后之役,[27]说明明军离开大同、宣府时,六月派来的京营兵随行回京。《否泰录》说英宗进兵到宣府时“井源败报踵至”,《李侍郎使北录》载明军到大同后遣“平乡伯”即陈怀出战败绩,说明此部明军已经大受损失。而明军在到达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损失惨重:“庚申……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亦陷焉。” [28]吴克忠军作为后卫,其数量当以万计。这样增损之后,再算进行军过程中的减员,明军到达土木堡时的规模应约二十万,与李贤所记正相符合,这也间接证明了以上对京营规模的估计。


明军号称五十万,可能只是沿永乐时以五十万大军亲征的说法[29]以大造声势而已。相比之下,《正统临戎录》引也先语:“前番营里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30]倒比“五十万”更近事实。


《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31]


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32]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33]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34]后来于谦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35]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36]他“伤”了哪几个“小边城”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37]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38]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39]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


在元代,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40]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雕鹗堡、赤城、云州、独石,逾塞垣以达开平,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41]所谓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后英宗即由此回国。[42]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景泰时使臣曾走此路。[43]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当虏之冲”。[44]从上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45]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


尽管瓦剌军趁宣府东北明军溃败而得长驱南下,但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46]据《宣府镇志》卷二一《兵籍考》可得下表:


时代

军士全额 操军数额 驻宣府城军额 驻宣府操军额

洪武

126,395 56,152


正统、景泰

90,346 55,195


正德

66,979 50,759 23,274 18,930


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47]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李贤《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而实情恐不止此。


《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48]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来往频繁,彼此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非不可能。后英宗被拥至大同,侍从袁彬进城接洽,“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49]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50]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保持沉默,实乃与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


明英宗率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51]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53]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54]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动撤退,集中于宣府塞外,置杨洪重兵于不顾,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际,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


在后世记载中,土木之战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所谓明军五十万精锐一朝尽丧于瓦剌二万众之手,多被归咎于明军的孱弱和王振的胡作非为。正统末明军的战斗力当然已不如洪武、永乐时,但此时距永乐时期仅二十余年,距宣宗率京营亲征兀良哈更不足二十年,军队实力下降当不致如此之快,土木之战中明军规模并非五十万,而是二十万,或可稍为明军战斗力低下的解释。从群臣击杀王振余党开始,后人就把英宗被俘归咎王振。《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纪》赞曰:“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是有代表性的说法。但英宗以永乐、宣德亲征获胜为楷模,在瓦剌日益侵逼、边报日急的形势下亲征,也是合理的选择。史载王振在到达土木堡后贪等辎重而不入怀来,又错选扎营地点,以致为瓦剌追及。[55]实则瓦剌已先于明军到达土木堡以东,明军就地驻营乃至无法取水,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明军情报错误,进无敌踪,退为所乘,才是致败的主因。而宣府东北防御崩溃,给瓦剌敞开大门以伏击明军,宣府兵在战局紧张时不予配合,使瓦剌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胜利。[56]总之,土木之战的结局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宦官弄权在本次战争中并非明军失败的关键因素,而明军战斗力下降应是制度多年败坏的结果,当时并非后世所渲染的那么不堪一击。


由于明代军数是当时的秘密,历来对不同时代京营的规模众说纷纭。明代后期往往有诸如“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的说法,虽不可靠,却经常被现代学者引用。其实,就某些特定时期而言,根据《会典》提供的制度资料,《实录》提供的军事调动与军队分配情况,以及当时方志、笔记提供的具体数字,具体探讨京营规模并不困难。这对解决一些历来难有定论的战争、军事制度问题或有裨益。


关于明前中期史实,同时代记载本已匮乏。在明军人数这个问题上,李贤虽有较准确的记载,《实录》却不加采用。明代中后期史学家撰述时,多辗转传抄,对史实往往不加辨析,或照录刘定之耳闻号称之辞,或虽有疑问却不能解惑,致使以讹传讹,五十万大军尽丧土木堡之说遂成定论。清初人私修明史,又率抄袭明人旧说,乃至妄省文句,使讹误更深。至修《明史》时仍粗汇实录与各家之说,对明显可疑的说法也没有作出解释,甚至专取叙述明军失败情况最严重的记载,不但贻误后人,且难免夸大失实之讥。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




[1]刘定之《否泰录》,《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本。

[2]见高岱《鸿猷录》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郑晓《吾学编·北虏考》(隆庆三年刻本),《宣府镇志》卷三《巡省考》(《中国地方志丛书》本),薛应 《宪章录》卷二五(万历二年刻本),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万历二十八年刻本),雷礼《皇明大政记》卷十一(万历三十年刻本),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十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等。唯黄光升《昭代典则》(万历二十八年刻本)作“官军五十万”。

[3]《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七月甲午条。

[4]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查继佐《罪惟录》卷六(《四部丛刊三编》本),夏燮《明通鉴》卷二四等。

[5]李实《李侍郎使北录》,《国朝典故》本。

[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

[7]叶向高《四夷考》卷六(《宝颜堂秘笈续编》本),《名山藏·典谟记》卷十二(崇祯刻本),《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8]见《献征录》卷十三、卷二十诸碑传。

[9]《张太岳先生集》卷三七《纂修事宜疏》,万历四十年刻本。

[10]李贤《天顺日录》,《国朝典故》本。

[11]见《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12]《献征录》卷一三《大学士曹文襄公鼐传》和《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引唐枢语均有“死者十余万人”的记录,无人注意。

[13]《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14]见《 山堂别集》卷六五《亲征考》,《殊域周咨录》卷十七。按严从简误记朱勇为张辅。

[15]《明英宗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庚寅条、甲午条。

[16]马自树《明代兵制初探(上)》(《东疆学刊》1985年第2期)与黄冕堂《论明代的京营》(《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均有详细的总结,二人并指出“七八十万”之数乃包含了所有京畿卫所与班军。

[17]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营政通例》。

[18]《明宣宗实录》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丙戌条。

[19]《明英宗实录》卷三五正统二年十月甲戌条。

[20]祁三七正统二年十二月辛未条。

[21]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四《职方清吏司·城隍一·都司卫所》。参见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京卫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当时陵卫仅三个,较万历修《会典》少六个,陵卫均由五府所属京卫改置,故共三十九卫而非三十三卫。

[2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寅条。

[23]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旧三大营制》。

[24]《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条。

[25]《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九正统十四年六月戊寅条。

[26]关于“私属”,实难判断其所占比重。正统末募兵和家丁尚未成为普遍现象,故其规模不会太大。明人一直以“私属”冠于“五十万”前,未尝不是因五十万不可信而作的含糊之辞。

[27]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壬戌条。

[2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29]见金幼孜《北征后录》,《国朝典故》本。

[30]哈铭《正统临戎录》,《国朝典故》本。

[31]《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辛酉、壬戌条。土木堡南十五里应为桑干河与清水河。

[32]《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卷七保安州山川条载:“鹞儿岭在州城西北四十里”,建置沿革条载:“景泰二年,以僻不便往来,城雷家站,移置州、卫治于此。”则雷家站即后来保安州城。

[33]《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长安所城……正统间都督杨洪砖石包修,属堡曰靖安、靖虏……洪赞、麻峪口、大海头……共十有九。”长安所城即长安岭堡。观《宣府镇志》附图第三幅,长安岭堡位于土木堡以北群山之中,北联雕鹗、赤城。麻峪口堡作为长安岭堡唯一以“口”字命名的小型属堡,当为地图上标为“通,大举(寇)新城处”者,即位于保安州(新城)与长安岭堡之间,在保安州东偏北不远。

[34]《明经世文编》卷五九叶盛《边关紧要疏》;《謇斋琐缀录》卷一,《国朝典故》本。

[35]《宣府镇志》卷四二《凶臣杨俊传》。

[3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条。所说“王子”,当指进攻辽东的脱脱不花,与土木之战无涉。按传统的对瓦剌军行军路线的看法,对此条有不同解释。如曹永年《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认为阿剌知院“只‘伤了几个小边城’就放手了”,明军是“不战自溃”。

[37]《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条八月辛未条。

[3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二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寅朔条。

[39]见《大明一统志》卷五《保安州·山川》、《万全都司·建置沿革》。

[40]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韵引《析津志》;《寰宇通志》卷七《隆庆州·古迹》。

[41]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42]可参见《正统临戎录》。

[43]见《李侍郎使北录》。按金幼孜《北征录》、《北征后录》,杨荣《北征记》(《国朝典故》本)等记永乐诸亲征路线,或与《译语》稍异,但相去不多。

[44]《吾学编·北虏考》。

[45]李光璧已指出瓦剌分两路进攻,但认为东路军南下与西路军同时,似未注意宣府以东早已失守。见《明朝对瓦剌的战争》第五节《土木之变》,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版。

[46]参见梁淼森《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7]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四记景泰时宣府马额为二万余匹,按镇城驻军占总额近半的比例,宣府城军马有一万匹左右,恰与《宣府镇志》所记相符。

[48]见李贤《天顺日录》,又见《献征录》卷十陈循《昌平伯杨公洪神道碑铭》。

[49]与上引均袁彬《北征事迹》,《纪录汇编》本。

[50]《正统临戎录》记英宗被俘后大言道:“你是也先么?你是伯颜帖木儿么?你是赛刊王么?你是大同王么?”

[51]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酉条。

[52]见和田清《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下)》,《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昭和三十四年,东洋文库。

[53]由《正统临戎录》、《北征事迹》、《李侍郎使北录》所记英宗、也先夏季驻地推得。

[54]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马文升《抚安东夷记》,《纪录汇编》本。

[55]前事见《否泰录》,后事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辛酉条。

[56]李贤《天顺日录》:“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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