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为衰落做准备


□ 薛涌


随着强劲的? 济增长,中国已被公认为是崛起中的大国。国际媒体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何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 济体,由此还触发了“中国威胁论”。在国内,“大国”话语也主导媒体和人们的思想,“大国论”铺天盖地。再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以经济起飞震动世界之时,电影《日本沉没》轰动全国。虽然这不过是一部科幻灾难片,但日本居安思危的末日感,和中国太平盛世的陶醉,形成了鲜明对比。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现在应进行准备的,不是未来的崛起,而是意想不到的衰落。也许20年后,中国衰落的可能性更大。崛起好驾驭,衰落则很难对付。如果现在缺乏准备,到时候会措手不及,使国家陷入深重的危机。


前车之鉴:日本的衰落


20年后中国有可能衰落,看上去耸人听闻,其实有人口、环境、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先看看20世纪的世界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并即将超越美国,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大国的兴衰》、《日本第一》等著作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预言:美国面临的已经 不是会不会衰落的问题,而是如何像当年的大英帝国那样体面地衰落。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所得确实超过了美国,随后以坚挺的日元大肆收购美国资产,乃至媒体风行“日本并购美国”之说。但到了90年代,日本立即陷入“平成不况”,经济停止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转眼间生活水平又落到了美国之下。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当然和日本当时的经济泡沫 、冷战结束后对美国有利的国际形势有关。不过,一个更深刻的原 因恐怕还在人口。日本战后,65岁以上的被抚养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远低于美国和欧洲。而1947到1949年,日本平均每年有270万人口出生,形成一个巨大的婴儿潮。这代人在上世纪60年代末进入工作年龄,使日本有了比欧美更年轻的劳动力。不过,日本的婴儿潮虽然来得比欧美猛,持续时间却短。美国的婴儿潮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的出生率则在50年代明显下降,过度限制移民的政策又使日本难以大量进口劳动力。结果,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人口老化、劳动力供给赶不上美国,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中国最近30年的经 济高速增长,正好和计划生育产生的人口红利同步。如今四五十岁正当年的劳动力,也属于婴儿潮一代。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又抑制了被抚养人口和教育投资的增长,现在是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最充分、最没有负担的时候。再过10年,婴儿潮一代先后步入退休期,将形成庞大的被抚养人口,而计划生育造成的低生育率无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中国的人口优势将很快丧失。


丧失人口优势并非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过度依靠人口优势。一旦这一优势丧失,则全无依托,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衰老最快的国家,预计2050年人口数量会从现在的1.27亿跌到9500万。现在日本四个劳动力养活一个退休者已感吃力,可到2030年,将出现两个劳动力养活一个退休者,到2050年,将出现三个劳动力养活两个退休者的局面。不过,相对而言,日本应付得相当出色,尽管经济衰退,但社会富足安定,秩序井然。其中最重要的原 因,在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把劳动力成本一下子提了上去,逼着企业走高技术、高创新的道路,否则根本无法竞争。到了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雄贯全球。上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界的风尚就是向日本学管理。到90年代,日本经济已开始走下坡路,但笔者亲眼看到日本普通的公司雇员到了美国,依然花着美国人花不起的钱,甚至连婚礼也“外包”到美国,动不动包下最好饭店的整整一个楼层。高技术、高创新使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高,这一高额的剩余价值,使现有劳动力能够承担较多的被抚养人口。另外,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促使企业为职工的一生设计,进行长期的培训。这样,日本的工人不仅素质高,而且“折旧率”低——当劳动力短缺时,许多退休职工被召回,他们身体健康并保持着良好的劳动技能,这减缓了劳动力不足的压力。


当心中国丢掉自己的“王牌”


中国走的则是相反的路。近代以前西方人刚到中国时曾惊叹: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劳动力,而是庄稼——使用劳动力要付钱,庄稼则割下来就行。如今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显著改变。中国经济的主力是能讨来薪就不错的民工,他们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基本的福利,孩子得不到教育,使完了就被炒掉,成本微乎其微。所以,一些外国先进企业到中国设厂,不仅不采用高技术,第一件事情反而是把已有的先进设备淘汰,改用人工,因为人工比机器便宜得多。廉价劳工成为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廉价模式,在劳动力充足、被抚养人口少的情况下,自然有其竞争优势,但在被抚养人口急剧增加、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这种发展战略如何继续维持?企业不为劳动者作长远打算,民工子女的教育也被耽误,这样,民工将很快丧失劳动技能,折旧率非常高;其子女也无法成为高品质的劳工。未来维持被抚养人口的责任,要由更少数劳动力来分担,可这些劳动力本身创造的剩余价值就低,养自己都困难,更谈不上抚养别人了。


中国经济已起飞30年,明后年就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国际一流企业少之又少。在美国的书店找不到《中国第一》、《向中国学管理》之类的书。事实上,未来5年、10年内也很难看出中国能造就多少国际一流的企业,几十年内难以出口先进的管理技术。而日本在经济起飞1/4世纪后,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前期,已涌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日本以如此高超的管理和技术,在人口老化过程的初期还出现10多年的“平成不况”,中国目前这种状况如不改变,20年后岂有不衰落的理由。


中国面临的真实挑战,不是什么崛起,而是能否像日本的“平成不况”时代那样“体面地衰落”。日本几乎是亚洲最为均富的社会,大部分国民都有技能和资源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社会在这种竞争中也格外有创意,所以能够做到井然有序地衰落;而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有训练的国民依然不多,也缺乏创意的土壤,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没有创意、没有高附加值、缺乏保障的经济一旦衰落,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都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已遇到巨大的环境屏障,如不采取果断措施,这种环境屏障将变得不可逾越。不久前,“绿色GDP”计划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下搁浅。其中一个理由是,如果根据“绿色GDP”核算,许多地方的经济增长接近于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工业化制造的环境祸害,以后总是要偿还的——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长年治理,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如今这种不计环境损耗的高增长,实际上是把未来增长的百分点加到了现在的增长上,透支了未来。


问题是,环境的透支还能支持多久?20年后,中国不仅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萎缩,而且环境污染威胁国民健康,经济增长前景堪忧。


如今中国的环境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即使现在开始全力治理,在未来10年内仅靠过去的惯性也会愈演愈烈。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一段时期内一味寻求以最省钱的办法促使GDP增长,竭泽而渔。比如,中国每产一吨钢,要比国际钢铁业的平均标准多消耗1/5的能源,水泥多45%,乙烯多70%,建筑物内供暖和制冷所需要的能源,则是欧美的一倍。


总之,从劳动力到环境,中国正在消耗自己的本钱。过去30年,中国赶上全球化打开的国际市场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没有经历上世纪70年代那样的石油危机和大的国际经济萧条,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不能指望未来20年还一切如故。所以,从现在起,中国就要趁着日子还相对好过的时候,为“体面的衰落”作准备。其中一个核心战略,就是大幅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并强制企业支付环境代价。只有追求高技术、高附加值,减小对环境伤害,优化企业管理,才能在竞争中胜出。不能让那些被惯坏了的企业,不进行技术、管理竞争继续躺在廉价劳工的优势上睡大觉,肆意进行环境掠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像印度这样劳动力更充足、价格更便宜的国家的崛起,中国现有的王牌将丢得一干二净。


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便宜的杂牌货使用寿命往往不长,经久耐用、性能稳定的,多是贵一点的名牌。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如此。廉价劳动力其实就如同石油等自然资源,如果仅以此为本钱,资源枯竭后就没有了出路。中国的时间已不多了,现在如不改弦易辙,未来的衰落可能会真的到来。


(作者系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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