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后期西方国家的延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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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作者:李世安 1941 年前,由于西方国家的反共态度和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处于孤立状态,西方国家很少知道边区的情况。但在1941年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中国的西方反法西斯人士纷纷从北京和天津等地取道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达延安,有的再经西安到重庆,然后分赴印度和中东。在旅途中,他们向英美政府和新闻媒体提供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这些报告引起了西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形成了西方国家的延

作者:李世安

1941 年前,由于西方国家的反共态度和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处于孤立状态,西方国家很少知道边区的情况。但在1941年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中国的西方反法西斯人士纷纷从北京和天津等地取道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达延安,有的再经西安到重庆,然后分赴印度和中东。在旅途中,他们向英美政府和新闻媒体提供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这些报告引起了西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形成了西方国家的延安观。

抗日战争中后期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高度赞扬

1941年前,西方关于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报道,主要来自西方一些对中国共产党友好的新闻记者。其中埃得加·斯诺及其所写的《西行漫记》影响最为广泛。然而这些报道只反映了陕甘宁边区早期的情况,未能反映抗战中后期我党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情况。因此1941年后西方到过陕甘宁边区的人士的报告,对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就显得极为重要。从1942年12月起,到过陕甘宁边区的西方人士开始不断向英美政府和新闻界报告和报道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在这些报告和报道中,影响最大的有1942年12月荷兰人布朗基(Brond geest)向英国外交部所作的报告、1943年6月法国人乔丹(D.Anjou)和魏尔曼(Whlmann)向英国驻华大使馆所作的报告、1943年9 月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台齐曼(Techman)给英国驻华大使薛穆(Seymour)的报告、1944年3月英国人邦得(Band)和林迈可 (Machiel)的报告、1944年底外国五人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报道以及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负责人李约瑟的报告。当然,其中也有美国“迪克西军事代表团”(Dixie Mission)于1944年访问延安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这些报告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

布朗基原是北平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在日军侵占前逃离北平,取道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达延安。他访问了延安的许多地方,包括“白求恩医院”。他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八路军,第二部分写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在第一部分,由于他亲自目睹了八路军英勇打击日寇的战斗场面,因此对八路军的报道比较生动。他认为八路军虽然缺乏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资供应,但是士气高昂、领导有方、战斗力强,沉重打击了日军,是一支对日军构成巨大威胁的军事力量。在第二部分,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例如把土地分给农民、向需要的农民发放低息贷款、帮助农民进行生产等。他说,在延安,没有黄包车,没有勒索,没有妓女,没有鸦片和乞丐。他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真是一个奇怪的中国!他们没有奢谈‘新生活运动’,但是他们却有了新生活!”

乔丹和魏尔曼的报告比布郎基更详细。乔丹和魏尔曼原是法国海军军官,1940年到北平。1942年4月乔丹离开北平,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延安。在途中,他到过聂荣臻的司令部,受到过聂荣臻的接见。在延安,他又受到毛主席、朱德、周恩来、贺龙和高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走访了边区的许多地方,因此比较了解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他们认为八路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民主的军队。他们特别提到八路军战士的每月薪饷为1元钱,而最高司令官的薪饷为每月5元左右。因此他们在给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报告中称,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将军等人的薪金比国民党普通士兵的薪金还低。在根据地的建设上,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给予人民一种新的社会公正、爱国主义和进步的新思路。他们列举了边区政治清明的各种表现:第一,男女平等。边区培养了大批新的青年,全国的优秀青年都汇集到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这些人将是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是中国的希望。第二,实行民主,农民都参加选举,并且非常认真。边区贯彻了真正的民主原则,即实行了“三·三制”的政府组织原则。这种制度受到人民的拥护,为未来的中国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报告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繁荣,货币稳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有了基本的保证。他们赞扬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唯一光明、被称为“五无”的地方。所谓“五无”,即“没有妓女、没有乞丐、没有吸食鸦片者、没有腐败的政府官员和没有沉重的税收”。

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台齐曼于1943年9月报告了他在从重庆到新疆途中得到的情报。台齐曼说,从他所知的信息,完全可以证实在西安广泛流传的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言论。邦得和林迈可原来都是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在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当天,就逃往抗日根据地,后来到了延安。邦得在延安工作了2年,林迈可则工作了近4年。他们担任延安电台无线电技术顾问。邦得着重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农民参加八路军、减租减息、廉政建设、信仰自由、普及教育和建设民主政府方面的成就。这些政策的成功,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林迈可的报告则集中在边区政府实行的“三·三制”和经济成就上。林迈可说,他与朱德和成仿吾进行了谈话,并进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朱德和成仿吾畅谈了战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强调了战后中国的重建要以发展交通运输和轻工业为先。

1944年美国“迪克西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对延安取得的成就表示赞叹。他们的报告,在美国和英国引起强烈反响。1944年底,外国5人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他们一致赞扬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他们特别强调在陕甘宁边区,人民与领袖、军队与人民之间有一种平等的精神,人民吃得饱,穿得暖,士气高昂。

当时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的李约瑟博士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也作了报道。李约瑟博士报道了延安陕北公学的学习情况。他还发表了一些收集到的图片资料,形象地展示了陕北公学学生的学习生活。李约瑟博士对陕北公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大学白手起家,开始时比较简陋,主要是开设短期训练班课程。然而现在发展却非常快,正在开设大学的各种课程。虽然这所大学缺乏教学设备,但是它正在努力提高学术水准,朝着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奋进。

上述西方人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报道,引起了西方国家政府的重视,英国政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西方政府官员对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评价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收到乔丹和魏尔曼的报告后,立即向英国外交部作了汇报。他说:“在延安根本看不到旧中国所常见的腐败、投机、妓女、乞丐和抽鸦片等现象。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国民党控制区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薛穆强调,这些报告证明,占陕甘宁边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享受着社会福利和经济安全,这在国民党地区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他还说,八路军有严格的纪律,受到人民的爱戴。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农民怕士兵就像怕土匪一样。最后他作出结论:“延安政府是未来取代国民政府的唯一政府”,是“中国的希望”。

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有影响的看法,引起了英国外交部的讨论。布来克爵士赞同薛穆的观点,他说:“薛穆报告中的最后一段关于中国共产党将取代国民党政权的见解非常正确。”英国外交部中保守的官员斯科特等人,虽然不喜欢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认为是“令人

吃惊的唯物主义”,但他们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绩。英国外交部中最赞赏中国共产党的人是乔治·扬。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正如孙逸仙博士领导的革命政府比满洲政府先进一样,中国共产党人要比国民党人先进。他们有国民党所缺乏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如果国民党继续镇压共产党(看起来仍然会这样),那么在打败日本后非常可能发生的第一件事(也可能提前发生)是新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新中国人’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即使俄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个人的看法是,少年中国一定会建立一支革命军队。这支革命军队一定会像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革命军队那样,取得震撼世界的胜利。”应当承认,这一预言的准确性是惊人的。

通过讨论,英国政府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国共产党将是中国的未来。美国国务院事实上也得出了与英国外交部同样的结论。但由于战后美苏斗争的激烈和冷战的开始,出于反共的需要,美国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事实,逆历史潮流而动,支持国民党进行内战。

"《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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