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小岗村 改革30年回望 严俊昌绝对比朱元璋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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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陆子修:风起小岗村 改革30年回望 作者: 陆子修 发布日期:( 2008-10-30 )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偏僻的小岗村生产队的18户农民聚在一起,冒着坐牢的风险干了一件事: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突破铸造了辉煌。   穷则思变。30年之后,当我们重新面对小岗村之时,它已不再仅仅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而存在,而更以一个普适价值观而存在,这就是:只有生产的自主与人身的自由,始有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经济与人性的规律,始有社

陆子修:风起小岗村 改革30年回望



作者: 陆子修 发布日期:( 2008-10-30 )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偏僻的小岗村生产队的18户农民聚在一起,冒着坐牢的风险干了一件事: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突破铸造了辉煌。

穷则思变。30年之后,当我们重新面对小岗村之时,它已不再仅仅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而存在,而更以一个普适价值观而存在,这就是:只有生产的自主与人身的自由,始有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经济与人性的规律,始有社会的进步。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作为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以满腔热情的态度支持这种责任制。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把包干到户作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予以确认,给“大包干”这个“黑孩子”报上户口,受到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赞赏和肯定。正如万里在省委会议上所言:“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当时,我是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年富力强,如今,我已年过古稀,陪同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年届耄耋的老书记,步入小岗村,多少抹不掉的往事记忆涌现在眼前。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包括小岗村在内的安徽城乡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安徽正在加快崛起,我们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振奋!

小岗村再一次踏上起飞的跑道

我们对小岗村过去的人和事真是锅膛掏红薯———熟透了。破败的小岗村茅草屋不避雨,磙子一停就外流,人人到江浙“数门头”(要饭别称),令人揪心;大包干一出世,尽管是悄悄地,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影响力”引来了麻烦,说他们搞单干走资本主义路,小岗人的丰收喜悦与对上级的期待、渴求支持的面容,令人动心;大包干包一年,粮满仓,油满缸,户户卖余粮,人人喜洋洋,令人开心;在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时,很多关注小岗村的人发生了疑问:大包干一年跨过温饱线,20年进不了小康门,大包干的模式是否正确?我们这些支持大包干的人,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今日的小岗村,经过几年的发展,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一次踏上了新的起飞的跑道。

一条宽阔的水泥路修到了村里;一所漂亮的小学建在了村上;村北边,几百亩葡萄硕果累累;村东边,一个个种蘑菇的棚子连成一片;在村口,矗立着一栋栋现代信息文化中心和村医疗卫生室的建筑群;

村道旁,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型种猪场,象征着现代养殖业的新跨越;

小岗人开启了工业致富的大门,村口除了一个面粉厂,还有已经建成投产的节能电器厂、钢构厂;

村东屹立着万里同志题名的“大包干纪念馆”,一批批外地人正在参观。

村里一排排、一幢幢的楼房,取代了过去破败的茅草屋。彩电、冰箱、洗衣机进入寻常百姓家,有4户村民购置了高档轿车。村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生活。

举目远视,五月的小岗村,田野一片金黄,今年午季又是一个丰收年。小岗村每年人均产粮4000多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三四十万斤,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小岗村的规模扩大了,成立了村党委。村党委书记由省财政厅下放锻炼的干部担任。这几年,省委组织部从省、市、县机关选拔一大批年轻党员干部,到村里任职,一方面培养、锻炼干部,一方面为乡村输送领导骨干,促进农村改革发展。这位年轻党委书记已在小岗村干了5年,表示小岗村不搞上去,他就不回去,与小岗人共谋伟业。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目睹小岗村的变化,见到这位愿为“三农”献身的基层组织带头人,相信再一次踏上起飞跑道的小岗人,一定会为大包干谱写出更加壮丽的乐章。

风起小岗的背景及其影响力

小岗村的大包干是怎么产生的,它又是如何排除障碍向外拓展的,乃至大包干统一了滁县地区、安徽省……?我们在参观了小岗村现今物质上的变化后,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村部与市、县、镇、村干部和带头搞包干的农民代表就这些问题进行座谈。老友相逢,老话重提,大家沉浸在无限的追忆和热烈的漫谈气氛之中。

小岗村生产队是凤阳县最穷的梨园公社的一个穷队之一,农业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户、175人,30头牲畜,耕种1100亩土地。解放后,这个村同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有了土地,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摆脱了封建压迫和剥削,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发展很快。合作化以前,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都在十八九万斤,好的年成可达二十万斤。下中农成分的严家齐,当时全家6口人,3个劳力,一头牛,种40多亩地,最多的一年收过水稻、小麦、高粱、山芋(折粮)、豆类(折粮)共计9200斤,平均每人1500斤。那时全村根本没有外流,人们把外流讨饭看成是极不光彩的事。

1955年初级社时,这个村没办起来。1956年入了高级社,当时办社的工作队说,小岗村一步跨进了“天堂”。入社的第一年情况还可以,全队收了16.5万斤粮食,平均每人600斤口粮,留下种子,其余4万多斤卖给了国家。这4万多斤粮食是小岗村生产队合作化以来23年第一次向国家作的贡献。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岗村,在讨论“优越性”时谁说个“不”字,不管你是贫农雇农,都要被大批一顿,甚至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从此,政治上鸦雀无声,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年冬天,小岗村就开始发粮票吃供应了。1958年以后,在农村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现象,在小岗村都发生过。尤其是1959至1961年三年期间,小岗村出现了种二十(斤),收十八(斤),不用镰刀用手拔的生产衰败现象,坠入饿、病、逃、荒、死的深渊,队里搞了“责任田”,社员称为“救命田”,官方批为“复辟田”,好景不长,又拢了“大堆”。以后,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小岗村,打了10年“内战”。从1966年到1976年11个年头,县、区、社、大队有38人次到这里搞过工作队、宣传队,每年最少一人,最多十八人。每期工作队、宣传队都首先大抓“阶级斗争”,支持一部分人,整一部分人,搞得生产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动力,有15个人先后当个队长、副队长,20户人家户户当过干部,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粮食斗少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

小岗村生产队尽管遭到错误路线如此摧残,但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还是充满感激之情。从1962年到1978年17年中,全队每年人均分配口粮只有一二百斤,生产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济支持,度过艰难。从高级社以后,国家给这个队贷款15632.28元,无偿投资2425元;从1966年至1978年的13年154个月份中,吃国家供应粮87个月,共吃供应粮达22.8万斤,占13年总产的65%,占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79%,供应各类种子6.5万斤;现有的10头牛和所有农具,都是国家给钱买的。“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过去,我们在小岗村调查时,许多农民回顾这一段历史,都感慨地说:“我们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看着田地大片荒着,心中如油煎一样。种田人不交一粒公粮,常吃着国家供应的粮,感到惭愧,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但是政策不允许啊!”这是多么复杂的感情,既有感激又有苦衷。这次座谈会上,一些老社员又向王郁昭和我们一行,倾诉这段往事,备感亲切,又把我们带进30年前的日日夜夜,心情又是多么震撼啊!

1978年春天,包括凤阳县在内的滁县地区7个县、市按照地委统一部署,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省委相关指示过程中,根据群众要求,从实际出发,在全地区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在那种谈“包”色变,谈“户”害怕的政治气氛下,这种大包干责任制,始则“一组四定”,后为大包干联产到组,名誉上不算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禁区,踩着红线行进,这是一种创新的实践。可是,滁县地区不少生产队,尤其是小岗村生产队,这个20户115人的生产队开始划为四个作业组,后来不行,又划成八个组,还是不行。这块斗红眼的地方,两三户在一起也还是“捣”。以后18户社员一起开会秘密搞了“包干到户”,对外也叫“大包干责任制”。全队517亩地,按人分到户,10头耕牛评好价,两户一头,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的补贴,按人包干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剩多剩少都归自己。虽然他们也知道只能“包干到组”,不许“包干到户”,但是,他们总觉得这样干能干好,结果还是冒着风险这样干了。

小岗村的这件事很快被公社发现了,公社书记觉得这个队太“难缠”,不守“规矩”,几次限时纠正,以免给包干到组好政策带来“麻烦”。如不纠正,贷款、化肥、种子不供应。公社书记念起了“紧箍咒”,小岗村队长无可奈何,找到了县委书记陈庭元。这位在农村工作几十年,饱尝过酸甜苦辣的县委书记,深知党的“规矩”,更同情农民的苦衷。他想,全县3000多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搞“包干到户”,就是“复辟”也无碍大局。于是,他就对公社的同志说:“小岗人穷毁掉了,算了吧!就让他们那样干吧!”,“允许他们干一年,秋后再说吧!”,小岗村队“包干到户”的办法就这样幸存下来了。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是让数字回答:全队粮食总产132730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的5年粮食总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200斤,群众说:“过去20多年总共也没有收到这么多花生。”生猪饲养量达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全年粮食征购任务2800斤,过去23年一粒未交还年年吃供应,这一年向国家交售粮食35200斤,超额7倍多。社员还卖5000斤山芋干。油料统购任务300斤,从未卖过,这一年卖给国家花生、芝麻,24933斤。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卖肥猪35头。全队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元。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七八千元,人均700多元,最差的户人均收入250元以上。

小岗村的这件事儿,很快在凤阳县一些地方传开,有的叫“吸引力”,有的叫“影响力”。在梨园公社成了群众舆论中心。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小岗村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尽管公社三令五申,不准“包干到户”,可是,1979年秋种时,不少地方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学习小岗村。群众一夜之间就把田分到户了,把牛分到户了,鸡一叫就下地种麦了。公社干部捂不住了,埋怨小岗村影响了人家。小岗村影响一些地方,这是事实,但是,小岗村从来没有宣传自己,更无权向其他地方发号施令。为什么小岗村能吸引许多地方,其他许多地方却“影响”不了小岗村?这个问题从小岗村过去出现的一件事上可以得到回答:1974年公社党委下决心要改变小岗村的落后面貌。公社书记挂帅,人保组长坐镇,一行18人进驻小岗村(当时小岗村是19户)。一位负责人在开动员会时说:“你们小岗村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今天我们要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子,无产阶级的枪杆子、皮鞭子,非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不可。”18个人兴师动众地“赶了一年”,结果小岗村的粮食产量在原来很低的水平上又下降了许多。大家在谈到这些问题时,座谈会气氛更加活跃,一位从事过理论工作多年的同志,无比感慨地说,这一结局是对“大呼隆”,吃“大锅饭”的惩罚!小岗村生产队过去那么多年捆在一起“大呼隆”,穷到那种地步,谁也不敢搞“包干到户”,大包干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

正当小岗村包干到户成为“众矢之的”之时,因为要拍摄《征服饥饿人们》,电视纪录片,我陪同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了小岗村考察。小岗村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村感到骄傲,由于吸引别人反而带来麻烦,担心自己也不能搞下去。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向地委书记倾吐这一苦衷,渴求支持!王郁昭沉思片刻,当即表态说:县委支持你们干一年,我们地委支持你们干三年!包干到户是生产责任制一种形式,与“分田单干”是两码事。实行这种办法,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大家凭自己的辛苦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社员又是为兼顾三者利益而生产,它没有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实行这种办法,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有利的。大家放心地干吧!“王书记批准我们干三年啦!”小岗村传开了,户户欢天喜地。这一信息,迅速在凤阳县传开,凤阳许多社、队也采取瞒上不瞒下办法,由大包干到组走向大包干到户,不推自广。1979年夏粮空前丰收,安徽日报发表了《凤阳大包干带来夏粮大丰收》的新闻,在全省产生了轰动效应。

1979年9月,滁县地委在凤阳县召开了有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开法不同寻常,开始没有报告,组织大家到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实地参观,随意进村入户,访问农民。说到这里,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这年春上,凤阳县同其它县、市一样,普遍推行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实行的“一组四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分组作业,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统一分配。我随王郁昭、陈庭元一道,来到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调查。这里正在召开作业组长和社员代表会议,商讨包产到组的具体做法。大家争来争去,都说办法太繁琐了,不好办,这个队初中毕业的会计和几位老社员提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产量包到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多少是组里的,既简单又省事,一刀一个血口子,干部省心,社员放心。王郁昭、陈庭元觉得这个办法好,同意他们这样干。这种责任制名称叫什么?王郁昭说,就叫“大包干”吧!大家都赞成。从此,凤阳县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都叫大包干,“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多剩少是自己的。”“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这些新歌谣在全县上下传颂着。出席地委三干会的同志们在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和大庙公社后杨等生产队参观后,不仅感受了社员们的丰收喜悦心情,而且弄通了凤阳大包干责任制的“秘密”。当时有许多干部要求到小岗村生产队参观。当天晚上,地委、行署领导成员、各县县委书记、地区机关科局长,由王郁昭带队,到小岗村访问。小岗村的巨大变化,小岗人的喜悦心情深深地感动了大家。临走时,社员们把炒熟了的花生,成筐往汽车里倒,表达对上级领导支持的感谢之情。王郁昭在会议总结报告时,根据地委研究决定,究竟采取什么责任制形式,由群众决定。全区可以推广凤阳大包干责任制的做法,作业组规模可以三户一组,尊重群众意见,由农民当家作主。许多区委、公社党委书记说中央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地委书记说到这个地步,已经够了,三户一组,实际上就是父子组,兄妹组,等于包产到户不要再逼地委表态了。从此,大包干在皖东大地开花结果。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同志来到小岗村生产队,他挨门挨户看了一遍,非常高兴。他笑呵呵地说:“这样干,形势大好啊!我早想这样干了,就是没有人敢干。”严宏昌说:“我们干了,大家说是开倒车,还能干下去吗?”万里说:“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吧!一定要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严宏昌说:“如果有人告我们怎么办?”‘万里说:“如果有人告你们,这场官司我包打啦!”

1980年元月3日—11日,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研究农村政策,核心是要搞责任制,实行按劳分配。王郁昭在会上作了《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大会发言。在结束他的发言后,他脱开讲稿郑重提出:“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责任制一种形式。”会议经过几天的大会发言和激烈争论,思想认识逐步取得共识。万里作了会议总结。万里同志说:“王郁昭同志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由不合法到合法。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应该批准、同意报户口承认它是一种责任制形式。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帮助它完善,一年二年三年都可以,使农民富起来。”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消息和万里的总结报告在《安徽日报》、省广播电台公布以后,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江淮大地,大包干到户迅速在全省推广开来。

这时,包干到户是一种责任制形式,尚属安徽地方户口。包括安徽在内,一段时期,包干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在安徽乃至全国范围内仍然没有停息。1980年5月31日,邓小于《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拨开迷雾,中央又发了(1980)75号文件,“双包”到户,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有了一席之地。

1982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一号文件,文件的核心和亮点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肯定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最受农民欢迎的大包干到户责任制,以燎原之势,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有人戏言:“过去,凤阳出了个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统一了全中国;今天,凤阳出了一个大包干,也统一了全中国。”

替小岗村加油,为大包干喝彩

30年时光过去了,沧桑巨变,举世公认:大包干是中国农民治穷致富的一副灵丹妙药,大包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大包干这一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是宝贵的财富。在我们重访小岗村的座谈会上,大家如此谈论着。包括小岗村在内的凤阳农民为什么能够首创大包干?问题一提出,王郁昭深情地说:“凤阳小岗村搞起‘大包干’,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绝不是偶然的。”这位饱经沧桑八十高龄的老人,理论造诣颇深,娓娓说道:风阳是个穷出了名的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敲着花鼓走四方,人民生活苦啊![size][/size]解放后,由于长期‘左’的影响,农村生产力一直发展缓慢,十年动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民不聊生。小岗村又是凤阳最穷最苦的地方之一。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全国政治空气趋于活跃。1978年秋季大旱,加上六十年代安徽“责任田”的背景,以及省、地、县一批冲破“左”的禁锢,勇于探索的干部的支持保护,犹如在一堆干柴上泼了油,一下子点燃起“大包干”的燎原烈火。

风起小岗村。中国的改革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兴起以来,这场伟大的革命真正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她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彻底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不可逆转。党的十七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一系列精神,正日益深入人心,激励全党全国人民朝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前进。小岗村30年变革,如今旧貌换新颜,农民人均收入突破了6000元关口,在一个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地方,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啊!小岗村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勇攀高峰,再创辉煌?王郁昭的发问,期待着小岗人的回答。小岗村党委书记说,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与挑战同在。在全国10大名村中,我们发展水平居后,压力很大。小岗人决心把压力变动力:谋划新的改革发展蓝图。他介绍了今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化农业;第二步,以“大包干纪念馆”带动旅游业;第三步,着力办好工业园。到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000元,努力实现“又好又快新跨越,率先全面奔小康”!大家听了很高兴,也积极为之献计献策。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严宏昌说,我们绝不躺在大包干上睡大觉。一定不辜负党和政府希望,弘扬大包干首创精神,放开胆量,迈开步伐,团结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新名堂:让老领导放心,永远为大包干喝彩。

陆子修同志简介

1933年8月出生,安徽省来安县人。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地方报记者、编辑、总编辑;中共滁县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秘书室主任、地委办主任、副秘书长,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安徽省四届、五届省委委员,省七届、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九届人大代表等职;现任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安徽省人大工作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高级顾问;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

长期从事“三农”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亲身参与促成了以“大包干”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参与了前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制订工作。

牵头或直接进行了150余次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广涉安徽农村经济、农村税费改革、劳动力资源、农民负担、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为中央和省委制定和实施“三农”政策,提供了切实丰富的资料、理性的思考和建设性意见。较早开始研究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呼吁重视农民工问题,为农民工的权益大声疾呼,被称为“农民工的代言人”。

2003年策划拍摄的5集电影理论片《中国民工潮》,被广电总局授予2004年电影电视片一等奖。2005年被《老年日报》评为“十大老年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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