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政策的近忧与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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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即刻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政策,市场一片欢呼,国内股市也开始走好。各级地方政府更是热情高涨,继国务院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后,各地政府先公布投资计划,其投资计划总额达到近18万亿元,而这仅是20多个省上报的投资计划。

现在要看的是,这些各地方政府上报投资计划到底是什么项目、可行性如何?中央政府的4万亿又是如何安排,与这18万亿又有什么关系?据了解,在各地方政府上报的投资计划中,有十一五规划中已经确定的项目,一些计划明年和近两年开工的项目提前开工,有十二五规划中的项目提前释放,有一批地方政府想立项但中央政府没有批准的项目,也有一部分是新增的项目等。

而从中央重点投资项目来看,中央政府的投资规划重点放在“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上。因为,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程度取决于中国城市化率的高低,而城市化速度又取决于市场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也应该看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同样要与各地城市化进程情况相适应,否则,就容易造成巨大的投资浪费。比如说,珠海在1990年代的机场建设,由于没有进行很好的市场可行性研究,机场建设营业后,其客流量极低,给珠海市政府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可见,如果安排不好,公共基础设施资源浪费程度也会很大。

在4万亿或18万亿投资规划中,中央政府财政安排比重不高,大多数项目都得通过地方政府及企业融资来解决,需要银行融资来解决。如果这些融资项目投资收益好,那么商业银行安排的贷款可能逐渐回收。如果这些投资经济效益很低,或者投资回报率很低,其结果必然将导致企业的投资亏损,银行贷款就可能会变为不良贷款,即这样的投资短期内是拉动投资增长,但长期来看则给中国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潜在风险。

当前,政府扩大内需最为重要的是放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上,让更多的商业银行资金流入市场、企业及个人。但是,在这一轮的经济下行中,将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与破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也就会随着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恶化。特别是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银行利率一再下降,商业银行的利差大大缩小。对以信贷利差为主要赢利模式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在这一轮经济下行中将面对着巨大潜在风险。如果这些商业仅是政治化的方式来从事宽松的信贷支持,而不注意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控制,那么早几年刚刚消化掉的巨大的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可能卷土重来。

同时,我们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居民的消费。而居民的消费增长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及减税的方式来进行。但在居民收入预期下降的情况下,简单的减税并不能放大内需,也不是扩大内需仅让居民增加几件衣服的购买。关键的是找到当前居民扩大内需的热点与重心,找到其切入点;同时也要找到中国内需扩大最有潜力的地方在哪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激发出来?

在我看来,目前城市居民扩大内需的热点或切入点是住房消费。但是,目前中国住房消费为什么不能够真正发掘出来?并不是居民不愿意住房消费,而是地方政府以GDP与土地财政为目的,强行通过地方政策把当地房价维持在当地居民实际购买力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让大量住房无法销售出去,全国各地大量住房空置,而且也让许多城市居民基本的住房条件无法得以改善,居民住房消费无法扩大。

此外,最大的内需扩大是农村地区得以发展,让农民消费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的消费力远远小于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为什么?因为,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来牺牲农民的利益。即使是现在的新农村运动,尽管政府对“三农”的支持比以往改进了许多,但还是无法扭转城市居民与农民生活水平严重差距。因此,扩大农民的内需最为重要的就是农民的城市化。而城市化最大障碍是农业是否实现产业化。农业是否能够集约化经营,并通过农业的集约经营提高农村生产率。

所以,目前,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就是要推动土地经营的集约化,就是提升农业效率,就是让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或产业工人。这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可以说,8亿农民是最大潜在消费群体,是中国扩大内需的关键。对此,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通过什么政策来激发农民的消费,如何来创造农民的消费。而不是仅给予农民的一点补贴。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及扩大内需的长远之策。否则,它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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