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策动一二九学生运动 冲击新华门

中共策动一二九学生运动 冲击新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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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策动一二九学生运动 冲击新华门

2008-12-09 13:58:16 来源: 网易历史综合 网友评论 12 条 点击查看

* 解放前绝大部分反日反内战的学生运动都是由中共发动的。

1935年12月9日——中国北平的学生发起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抗日,史称一二九运动。

11月18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召开联席会议,秘密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选举北平市立女一中18岁女学生郭明秋(共产党员)为执行主席,姚依林(共产党员)为秘书长。实际领导人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临委学联党团书记彭涛(辅仁大学学生)和黄敬(北京大学学生)。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会议,决定联络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动员全国对敌抵抗,提出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华北为核心的9项政治纲领,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此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于是学联决定将请愿活动定于12月9日。

经过

12月9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凌晨,军警包围了不少大中学校,并关闭了西直门,请愿的学生群情激愤,纷纷冲破封锁。于上午10时30分,到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门前,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等口号。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政府提出6项要求:

1. 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2. 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3. 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4. 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5. 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 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何应钦的代表和学生进行了对话,拒绝了学生打开西直门让清华、燕京学生进城的要求。学生随即开始大规模游行,队伍经过各学校时,不断有学生冲破封锁加入队伍,人数扩大到六七千人。队伍至西单和东长安街时遭到军警木棍、鞭子、水龙、大刀的攻击,百余人受伤,30多人被捕。被阻挡在西直门外清华、燕京两校学生,辗转赴阜成门、西便门,但因所有城门关闭未能入城,便在凛冽朔风中坚持终日,含泪向围观市民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

“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发动领导者之一、时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谷景生,生前曾追忆过他所亲历的那次运动。他的追忆使那些因时间的久远和某些特殊缘故语焉不详而产生的疑问,得以解析。

有关伟大运动的发起领导者语焉不详

毛泽东曾把“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说“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但一直以来,关于“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是谁的问题上,歧异纷纭……

在运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观点中,将领导层定位最高最广的是毛泽东,他1939年的讲话中说 “没有共产党做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再次是共产党的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他这里说的,是包括从狭义“一二九”运动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救亡运动,是一个被大大泛化了的概念。

关于中共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 (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衍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他才被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市民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作为中共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回忆,不单单披露他了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赶到北平,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其三是后面开出的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人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辗转传递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谷景生:“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寥寥:“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1950年代中期受迫害,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革”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在1961年因病去逝。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文革”中他身陷囹圄,“文革”后,他历任广州军区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等要职,但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持低调。

可是难道就因为他们政治上的坎坷和过早的辞世,一场对民族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运动的高层运筹,就将永远一语带过吗?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当“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有规模的纪念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准备召开一个有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此时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学生会执行主席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开会人名单。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对中共党史相当熟悉,他看了名单后指出缺少两个重要人物:“谷景生和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不久,谷老就接到了邀请。他在会上作了发言,讲得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此前他经反复斟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引起巨大反响。

多少年来,面对讹传失真的“一二九”,作为存世的当事者却不能澄清历史原貌,谷景生一直心绪不宁。此刻,他才感到完成了一项使命,可以告慰那些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结成生死之交的战友们了。

运动险些胎死腹中

谷景生的文章,勾勒出“一二九”运动的完整脉络:针对日寇的进逼,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渐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市工委撤消,新组成市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当我们依据谷景生文章的线索,通过研究发现某些缺失的细节,竟然是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成败乃至有无直接相系的关键;而还有一些细节经过深思品嚼。

在运动酝酿期间,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他们并没有直接得到来自党的上级机构的指示。他们只是从外文报刊上看到了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

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的《八一宣言》更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谷景生等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在北平市工委会议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意见。但遭到了时任中共北平市工委书记王健、组织部长朱子贞的极力反对,当彭、谷、周要求将他们的主张上报中共河北省委裁决时,他们不予转递,还将彭、谷、周定性为“右倾小集团活动 ”,撤了彭涛的职,还试图切断他们与各校学生组织的联系。

彭、谷、周只得“一面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面设法找省委联系。”最后由周小舟赴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市工委,新组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正是由于形成了李、谷、彭、周为首的北平地下党新领导集体,“一二九”运动才得以发动。

几名党员点燃运动熊熊大火

1933年秋季谷景生是让人抬进北平的。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在日伪和国民党的夹击下全军覆没,他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北平地下党通过红十字会的关系,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救出,送往协和医院。因血腥的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组织几经严重破坏,未等谷景生伤愈,就和党组织断了联系。

后来,他偶遇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展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

1935年夏,王健受命组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就在这时,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于贞任组织部长。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

彼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是因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决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主体。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学联的主席是谷景生发展的党员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个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紧张有序地运行着。

运动期间单线联系

谷景生说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他的住处召开的。“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的记不得了。”

当时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处于很隐蔽状态,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单线联系的是郭明秋,谷景生的很多意见都是通过她传递出去的。因此,郭明秋成为运动期间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并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行动。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强烈要求“再来一次”。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设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谷景生讲了个小插曲:此次行动让口才好的黄敬扮演重要角色,当游行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领袖的口吻谈论过运动,真相在相当长时间里被淹没尘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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