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三十岁

很庆幸我出生在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年,地点是吉林省榆树市青顶乡。


那时还小,能懂的道理只有一个——不吃就会饿。


听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家家粮食不够吃、柴禾不够烧,几个月见不到肉。正月初六就到生产队干活(听说叫“开门红”),直到年三十才歇工,可还是填不饱肚子。吉林省包产到户是在1983年,此前的父母始终过着入不入不敷出的日子。母亲说,每年秋天分粮食时都是一个特别壮观的场面,其实每家能分到的粮食并不多,但几乎家里的人都要到场,生怕分到自己手里的粮食短斤少两,那时想找个装粮食的袋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一周岁那年秋天,分粮食的日子到了,可父亲不在家,母亲不能带着我,只好拿根绳子把我拴在窗户上,两个小时后母亲回到家,发现绳子已经缠在了我的脖子上。直到今天,母亲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那个年代似乎什么都是稀缺资源,就算生活在农村,对于菜园子里出产的菜也是一样,也许是因没有其他替代食品的缘故吧,至今我仍清楚的记得,因为剥葱的时候觉得好玩多剥了一层,结果被母亲训了一顿。


1983年,吉林省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包产到户。积聚了很久很久的力量似乎一下子被激发出来,农民挥洒着泪水在土地上耕耘,终于可以填饱肚子,可以有余粮招待客人了。那年我五岁,能记得的只是大人们在地里高兴的干活,而我则在地头上跑来跑去采摘那些缤纷的野花。接下来的几年,每到秋天就会看到家家户户都会树起高高的粮囤,里面满是黄灿灿的玉米。进了腊月,就会有来自十里八村的马车牛车等在粮库门口交公粮。


1985年,改革的春风渐渐吹进了这片土地上仅的有两个企业,一个是植物油厂,另一个是砖厂。父亲作为砖厂里学历相对较高的工人,和另一位叔叔以每年4000元的价格联手承包了那个年年亏损的砖厂。对于一个仅能维持温饱的家庭来说,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为此,父亲四处借钱还和母亲说了谎,说自己只是个挣工资的管理人员。生活渐渐好起来,两年后还添了新设备。很清楚的记得,1988年农历新年的那一天,父亲和他的合伙人带着两家的孩子去给值班的工人送吃的和鞭炮,仅是二踢脚就装了半化肥袋子。这在以前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因为此前每家过年只是买几个,家庭条件好的也就买十几个而已,还得盘算着初一放几个,初二放几个,还得留两个正月十五用。家里有小孩子的还得看着点,不让小孩子偷着放。


1986年,电视机走进了那个祖辈都是农民的小村,黄日华、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传》成了我所在的那个村大叔大婶全部的娱乐生活,我家成了一个免费的电影院。至今还清晰的记得邻居老爷子看花样滑冰时的表情,老头说人家穿得太少,呵呵。年青人们则迷上了录音机,流行歌曲悄悄在小村里弥漫开来,不知道从何时起,他们也穿起了花衣服喇叭裤,烫起了卷卷的头发。


上学了,我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因为学校离家比较近,所以中午一般会回家吃饭,只是天气不好时才会带午饭,同学们和我的情况都差不多。生活的变化也反映在我们所带的午饭上,最初都是粗粮,然后是细粮,再然后是只带钱,饿了就去学校旁边的商店买。可那时依然有很困难的家庭,还记得有个姓沈的同学偷了我的咸鸭蛋。如果是现在,哪个孩子也不会这样做的。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小摊上出现了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不甘胶贴纸,香港的一些影星,如黎美娴、周海媚这些漂亮美媚出现在各种贴纸和贺年片上,让小女孩们爱不释手,男孩子们也很喜欢,却不敢珍藏。小学毕业时,女孩子们互赠礼物留念,选择的礼物多是手绢、秋月香粉、小镜子之类的东西,男孩子则不是特别在意这些事情。今天的孩子们在送什么?恐怕早已不是这些了。


变化总是在人们不经意时进行着,回味时才发现它的神奇。初中毕业时,我家到县城去的那条沙石路终于修成了柏油路,当年四面露风的大客车也不知在何时换成了软座的空调车。高中毕业时,见到越来越多的人腰间多了一个可发出滴滴声的BP机,从数字的到汉显的,寻呼台一度成了十分盈利的行业,寻呼小姐成了炙手可热的职业,后来人们开始用起了移动电话,寻呼机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移动电话已经不再是可以显示人身份地位的奢侈品,而只是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大学毕业了,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如果我不出门,不打电话,不看电视,不上网,也许十天半月后就无法再跟上这个时代,甚至于连一些新创的词汇都无法听得懂。也许真的会像网络上所说,一不小心就会被某些新近发生的奇闻怪事“雷”到。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三十岁了。我亲见了中国的变化,自己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