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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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6]这篇文章是本人在读书期间因与人争论“中国的社会制度好,还是西方的社会制度好”,感觉到当代国人信仰缺失,有感而发 [/size] [size=14] 季羡林先生说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世界的文化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二十一世纪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从内心希望未来是由我们中国人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但前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要在自己的“家”里“独霸天下”才能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去“争霸天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实

这篇文章是本人在读书期间因与人争论“中国的社会制度好,还是西方的社会制度好”,感觉到当代国人信仰缺失,有感而发

季羡林先生说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世界的文化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二十一世纪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从内心希望未来是由我们中国人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但前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要在自己的“家”里“独霸天下”才能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去“争霸天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刘孔伏、潘良炽,1997,张祥龙,2003),兼收佛道两家之长,扎根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民族文化。在这里就以儒家文化为例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处境。

胡军先生认为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模式,以内涵来区分有三个层次,第一是行为模式,第二是制度模式,第三是价值模式。他认为这三个模式又从外到内去区分,政治活动,经济运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等有关现象是行为模式,制度模式决定社会具有的行为模式,而制度模式是完全建立在价值模式上,所以文化最根本的核心是价值模式,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关于人生价值,人生意义,人生的基本理念是根本(胡军,2004)。张祥龙先生认为文化的存在与否,主要看她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或社团的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标志是(1)这个文化是否还有严格意义上的传人,即一些以团体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在自觉地传承她的“道统”的人们;(2)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3)她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4)她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感情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简言之,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张祥龙,2003)。我概括了一下:判断文化存在的依据一是群众基础,二是社会制度,三是信仰。

中国古代社会自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始,历经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官学、明理学与心学、清汉学等发展阶段,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除秦朝遭到法家的毁灭性打击之外,始终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坚实的社会制度和最虔诚的宗教化的信仰(张树武、王确,2000)。但从中华民国至今,随着西方文明挟“船坚炮利”之势而来,儒家文化就苦苦挣扎在矛盾的漩涡之中,一方面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的引入伴随而来的是其文化的侵略,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成为解决西方民主痼疾的一贴良药的同时却在中国欲振乏力。

先说群众基础,郭齐勇和王达三先生曾提到“百姓日用而不知”(郭齐勇、王达三,2004),似乎想说明儒家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在自觉的实践,但我认为仁、义、礼、智、信的观念同样存在于西方的***文化中,这些只是文明社会的普世性(杜维明,2004)的行为准则,而儒家文化中“知天畏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弋不射宿”的生态资源节用观,“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恐怕都是大家先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后才翻故纸堆而得吧。从我自己来讲,我自认为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中国人,因为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正统的中国式教育,幼儿园开始背古诗,小学开始写毛笔字,中学开始背古文,高考根本不惧历史文化知识。但《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最后一堂课李伯聪老师谈到当代人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说老实话,我很无奈,因为过往种种似乎都在验证着这个说法:其一是我喜欢看网络小说,但却发现目前国内文化底蕴深厚,文学功底扎实的网络写手真是屈指可数。其二是我自己一直向往那种诗书耕读的生活,但却悲哀的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这只能是梦想,我甚至在想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除了对高速发展的经济感到吃惊,也许对心目中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现实有些失望吧。最主要的是当我想要慷慨悲歌时,顿觉自己语言的苍白无力。

再谈社会制度,干春松先生写道“一方面是儒家本身的制度化,这种制度化是通过科举、经学化而确立的儒家著作的经典化和儒家传播、儒家与权力之间的联系而确立的;另一层面则是体现着儒家意识形态的国家观念、宗族制度、政治社会结构的现实的制度存在。这两个层面通过权力、真理和制度之间的互相配合而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干春松,2004)”

儒家的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现,有着不少的糟粕,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思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回护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政治制度而存在,为统治阶级的权力稳固提供了坚实的道德保障。吴思先生的新作中也提到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教职和特权地位,并具有既是儒家道统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雇员的两重性(吴思,2003)。从中不难看出有些人提出的儒家即儒教还是有些道理的,尽管儒家不像西方***、天主教那样在一个历史时期甚至“神权”大于“君权”,但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决定其在宗族、国家的层面上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今天正如余敦康先生所说,现在很多人把文化看成唱歌跳舞,演昆曲叫挽救文化等等的,那个是文化吗?……文化部搞的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余敦康,2004)。不得不提的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如前所述,尽管我从小到大从未脱离过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但在西方式的教育和考试制度的压力下,我只能选择机械式的断裂式的知识的拼凑,今天我们最好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西方研究生院的预科(张祥龙,2004)。儒家语言集中存在的《四书》、《十三经》等经典著作只能是极少数专家学者的吃饭的家伙,而不能为教育制度所推行(庞朴,2004b)。

最后是信仰,现在道德沦丧、尔虞我诈充斥着整个中国社会,人们纷纷感慨“人心不古”。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更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何光沪,2004)。过去一百年间,中国经历了中西文明的几度碰撞,经历了文化上的自我怀疑和放弃,传统的信仰、道德、伦理、文化认同几近崩溃;经历了政治上的几番冲击,曾经给人以支撑的意识形态对一些人也失去了影响。不受节制的商业化浪潮,则最彻底地冲刷了人们的心灵(秋风,2004a),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民谚也讲“发财立品”,都是说温饱解决了,才谈得上知书达理。这话不全对。在物质财富与精神生活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道德、怜悯之心、公益之心和公共精神。或许在中国古代,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单纯的信仰中,物质财富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认同和自身对社会准则的求同。但现代中国的历史却是从知识分子彻底否定本民族的传统开始的,中国人已经遗忘了祖先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信仰、规则和价值;全能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侵蚀了人们的精神空间;市场越过了自己的界限,向整个社会泛滥,唯利是图,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它使人们的心灵趋向于功利、算计(秋风,2004b);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信仰的缺省导致了学术腐败,急功近利的思想扰乱了严紧的学风。

现在该放眼世界了,人类社会现存的三大文明:西方基督文化,中亚***文化与东亚儒家文化,是主导地球人口最多的文明体系。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尽管在许多论述上已经遭到中外学者的抨击(杜维明,2003),但我们却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世界历史上由于文明的差异与隔阂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分歧与冲突,美国9.11事件虽然不能看成是纯粹的文明冲突,但决不能否认其有深刻的文化、宗教和历史的原因;欧洲的基督文明已经稳固地被推到了历史文化的最前列,一个统一的强大的西方文明阵营已经形成,夹带着强大的经济与文化开始猛烈地对外扩张;***文明的分崩导致战争与混乱成为其地区主题,极端势力的存在完全背弃了***文明的价值理念,并面临绝境;儒家文明被西方文明改造的命运早就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如前所述,我们现在既留恋过去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又对西方文明趋之若骛。

洋洋洒洒堆砌了这么些文字,我的目的是我们不仅要清醒的认识到儒家文化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更重要的是我们该怎么办。中国的儒家文化生于斯,长于斯,但她旺盛的生命也延伸到了东亚其它国家,并且开花结果,那么这些国家的经验是否有其可取之处呢?

毛勒堂先生通过分析东亚五龙(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认为所谓儒家文化推动东亚五龙的经济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责难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阻碍和凝滞有失偏颇;把东亚经济的成功归结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也不全面(毛勒堂,)。陈心颖先生将东亚各国与地区经济的崛起首先归因于其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其次是儒家人本哲学结合西方科技而产生的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的发展模式(陈心颖,2000)。而王勇辉先生深入探讨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东南亚经济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兼有稳定性和脆弱性的家族经营模式。可见单论儒家文化对当代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影响,还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儒家修身养性、以人为本、重视教育和兼容并包的层面上,这些成功的例子足以证明儒家“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经天纬地之能。

我比较赞同杜维明先生的观点(杜维明,2003,2004),他批判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狭隘的二分法,并认为全球化不等于现代化和西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的同质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通过对话进行彼此了解,反省自我。从而达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进而“美人之美”,最终“美美与共”才能“天下大合”。在儒家文化的发展中,他提出了道学政三个领域要齐头并进,第一是经过对经典的诠释了解传统精神文明的核心价值;第二是恢复书院、讲学,使儒学成为活的学问;第三是开阔视野,除了民族之间和谐相处,也要考虑对世界政治,经济做出贡献。

我认为儒家文化的推行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在抛弃封建糟粕的同时,正确的诠释儒家经典:比如说对中庸之道的解读,很多人认为中庸的处世哲学与现代社会培养竞争意识和精神相冲突(韦丙海、孙彦杰,2001),认为中庸之道是折衷主义,和稀泥,老好人,没有是非标准。但庞朴先生将中庸之道细细的剖分为四个部分,认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使用不同的办法是中庸的原则,这有别于折衷主义的无原则(庞朴,2004a)。比如说认为儒家倡导的忠恕是皇权至上的糟粕,吴照明先生指出儒家的“忠”并非只是“忠君”甚至“愚忠”,孔子曰:“尽己为之忠”,“忠”的本义是为别人尽心尽力做事,是一种克尽职守,殚精竭虑的敬业精神;“恕”是不忍之心、恻隐之心。忠恕合为仁,构成一种宽容兼爱的精神,儒家主张把这种仁爱推广到宇宙万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进而爱人类,爱自然万物(吴照明,2001)。再一个就是人们通常有这样的观点:儒家文化重文轻理导致了中国百年积弱。

从国家层面上确立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兼收各家之长: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当然是讲个人的修养,个体的行为模式,“不逾矩”就是说需要有一种行为规范。儒家文化的复兴,有识之士会身体力行之,那别人呢,指望全社会的觉醒,自觉自愿的遵从难矣,这时就需要制度模式的作用。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三农”问题,中国的政治昌明,经济腾飞如果没有解决“农”的问题只能是空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以西周的“乡遂(村社)”、“辟雍(学校)”为始,三千年中基本保存了“耕读传家”的特点(张祥龙,2003),但自中国倾全力以西方的工业化为强国之术后,只占人口30%的城镇占据着大多数的国家资源,享受着从生到死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农村变成了竞相逃离的死地。我认为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更不要说工业化是否适合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居多数的国家。我理想中的农村应该是从作物栽培到动物饲养,拥有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从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到生老病死皆有所靠,拥有自己坚实的社会保障;从诗书耕读到邻里和谐,拥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氛围。这样的农村发展模式不一定要依靠社会财富的巨大积累,而更有赖于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

积极投身国际事务,扩大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外交最辉煌的篇章莫过于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通行于国际外交舞台。它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智慧。这一点上,美国政府没看清,所以从越南到朝鲜再到伊拉克,处处碰壁;俄国人也没看清,所以从阿富汗到车臣到最近的人质危机,处处吃瘪。西方文明讲究实力高于一切,霸权主义加单边政策只能使事情绝对化,非此即彼。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的社会所必需。”

事实上,儒家文化的精华,尤其是他的道德规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民族精神,是今天我们用来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教育资源.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根本。西方用牺牲传统道德换来了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了.道德滑坡了,人“异化”为金钱,丢失了人格,于是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盗窃、抢劫、凶杀、赌博、吸毒、卖淫、嫖娼,以致于黑社会日益蔓延、家庭解体、艾滋病肆虐,吞下的是一颗无法下咽的苦果。中国不应该重复这条充满罪恶的道路。探求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吸取儒家文化的丰富积淀,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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