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袁隆平、李四光是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最大功臣

谁是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最大功臣?


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解决的,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当然也会有人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言外之意是台湾怎么着怎么着。确实,台湾人的吃饭问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解决的,想当年,国民党因为解决不了国人的吃饭生存问题,从大陆败缩台湾,临走还卷走了国府的全部黄金和外汇储备,有了这点家底,加上美国的支持,经过二十多年的惨淡经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终于解决了台湾人的吃饭问题,一度还被誉为什么“台湾经验”。可以看出,蒋记国民党政权虽然没有解决整个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能力,但解决中国一个省2000来万人口吃饭问题的能力也还是有的。相比之下,共产党则要伟大得多,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中国共产党既然能够解决大陆13亿人的吃饭问题,那要解决占中国2%人口不到的台湾人的吃饭问题自然不在话下。


当然今天主要不是和爱抬杠的人磨嘴皮,今天主要是想选出几个代表,选出几个在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上功劳最大的人。因为现在时兴排行榜之类,如流行音乐排行榜,大学排行榜,历史人物排行榜――例如美国佬搞的什么穆罕默德第一,秦始皇第十八,毛泽东第二十,华盛顿、拿破仑第二十几、三十几等等等等,排行榜满世界都是,排几个在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上功劳最大的人有什么不可?


那么,谁是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最大功臣?我的看法是:陈永贵、袁隆平、李四光。


在论证我的命题之前,应该先回答两个常识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解决吃饭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解决吃饭问题的核心是充足的粮食供应,在中国,则主要是粮食生产能力。中国不是新加坡那样的弹丸小国,依赖国际贸易分工就可以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粮食供应必须依靠自己的生产能力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解决吃饭问题的标准是什么?


我认为,解决吃饭问题的标准是粮食产量能够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随着老百姓需求量的增长而增长,在耕地面积既定的条件下(耕地面积近年来还在不断减少),主要是指单位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和老百姓的需求增长趋势相一致。


下面开始论证我的命题。


我认为,粮食生产主要依赖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土壤,二是气候,三是种子,四是肥料。


过去有过一个“农业八字宪法”,是毛主席总结的,说的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农业生产要素,虽然很全面,很具体,也很有操作性,但一旦论证起来可能篇幅会比较长,况且有些人一看到或听到毛泽东几个字就头疼,所以为了偷懒,也为了不得罪人,我干脆就把“八字宪法”抛到九霄云外,只讲我自己的理解。


第一,土壤和气候。


为什么把土壤和气候一块讲?因为土壤和气候都是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两者之间又密不可分。一般来说,土壤气候条件好的地方,粮食生产总是要好过土壤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南方好于北方,平原好于丘陵山地。有办法改变没有?也有,比如对低产田进行改造,比如修水库防洪抗旱等,都属于改变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做法。但是历代统治者在这方面的作为很小,几千年来国人始终也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宿命。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淮河、黄河、长江、运河、辽河、松花江、珠江,七大流域都先后进行规划治理。不论筑坝防洪,修堰引水灌溉,国家参与程度,群众动员人数,都远远超过了大禹治水、李冰父子修都江堰、隋炀帝开大运河等历代水利工程的总和。据统计,1952年至1980年近三十年间,国家用于水利的资金近800亿元,其中地方及社队自筹近百亿元,整修、新修堤防、圩垸、海塘165,000公里,疏浚整治排水河道,开辟排水出路;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6,000万座(另有资料显示为83000座。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库。当然解放前也有大中型水库23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包括电力投资的库容11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机电排灌动力由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7000多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发展到209万眼;水利结合发电装机900万千瓦。其中1958年开工的的濞史杭灌区是全国最大的灌区,灌溉面积1200万亩,主要受益区是安徽和河南,在1973年全面投入运营。


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初步控制了普遍的洪水灾害,牢牢缚住了黄河,稳定了七大流域。另外,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全国灌溉面积由解放初的2.38亿亩发展到7.1亿亩,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初步治理了易涝地2.6亿亩,占全部易涝耕地面积76%。


红旗渠大家都知道,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新中国的兴修水利和农田水利化建设是开天辟地的事业,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宏大、最波澜壮阔的改造土壤、改造气候条件运动(当然作用、意义远不在此),如果在这中间选英雄人物,无疑可以列出好多好多,但如果要选一个代表,我认为陈永贵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选。


第二,种子。


关于种子,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在几千年的农业史上,粮种质量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粮食单产从来没有过质的提高。使种子质量获得质的飞跃的代表性人物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国小麦之父”李振声等,其中袁隆平声名最著。(事迹昨晚电视刚播过,网上也是铺天盖地,这里从略)


第三,化肥。


由于传统农家肥肥力有限,所以几千年来粮食作物一直是营养不良,老百姓虽然积肥刨粪,辛苦得很,但效果总是不佳,所谓“四海无闲田,农民犹饿死”。化肥的使用使这一切都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那么,化肥是什么?化肥是石油的副产品,没有石油,也就没有化肥。那么这中间谁功劳最大?那自然是“石油之父”李四光了。


李四光的横空出世,使中国的农业生产跨越了传统的自然畜力农业而初步进入石油农业阶段,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质的飞跃。(哎!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要是早十年二十年发现该多好,那样中国六十年代初的饥荒就可以避免)


什么是石油农业?下面有一段资料,是从网上下来的:


“石油农业”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之所以被称为“石油农业”,是因为它大量地使用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大量使用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机械化和化学化是这一农业现代化模式的共同特点。


以美国为例,1920年到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增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1970年农用化学品的使用量是1930年的11.5倍。1990年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与此同时,美国农业的投入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0年农业投入中劳动、不动产、资本三者之间的比例为50∶18∶32,这一比例到1990年变为19∶24∶57。


农业的现代化,使美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930年到1990年,美国的小麦单产提高了1.45倍,棉花单产提高了2.57倍,土豆单产提高了3.48倍,玉米单产提高了5.12倍。1950-1975年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4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数,1910年为7.1人,1989年增加到98.8人。农产品商品率1910年为70%,1979年已达到99.1%。同时,农业生产同农产品加工、销售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制造、供应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美国的这场“石油农业革命”不仅使美国的农业实现了现代化,而且还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现代化努力。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石油农业”迅速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60年代末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立了这一模式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把它作为此后二十年改变全球粮食供应紧张、消灭饥饿的主要措施。这一努力的积极成果是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世界养活了比原来预期多10亿以上的人口。


以上就是我的论证,虽然罗嗦了点,但自认为还经得起推敲,陈永贵、袁隆平、李四光确实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有时我就想,这样伟大的人物如此集中地同时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他们最主要事迹的形成时间),真是中国人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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