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广州起义81周年祭(兼谈张发奎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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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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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南昌起义主要依靠军队,秋收起义多为农军,其中安源煤矿工人武装也多是刚刚脱离土地的农民,只有广州起义有成规模的产业工人赤卫队)。

广州起义军于11日凌晨起事,当日上午即占领大部分市区,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城市苏维埃——广州苏维埃政府(苏兆征任主席,张太雷代理);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面对张发奎的反扑,起义军伤亡惨重,至12日夜已明显不支, 13日凌晨起义军残部被迫撤离,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就此失败。

相比1927年的其他两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失败是最快的,究其原因,我不得不说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针对错误的对手,发动的错误起义。

我们不妨从起义时间、地点、对手等方面比较1927年的三大起义,从中探讨得失。

先说时间。在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为显示共产党人的不屈意志和革命到底决心,发动起义,无疑是必要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就是给国民党右派予有力还击。但有必要在前两次起义已告失败,党所掌握的部队损失殆尽的情况下,动用最后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第4军教导团),做一次吉凶难卜的赌博吗?

相比之下:南昌起义军拥兵2万(还有一些没赶上的,如秋收起义主力第2方面军警卫团、广州起义主力第4军教导团等),且战斗力强悍,条件最为有利,起义是理所当然的;秋收起义虽无如此大的力量,但所部多为临时组合的农军,长期集结无所事事,势必士气低落,不免溃散,因此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而广州起义军的情况如何呢?他们据说也有5000之众,但除教导团1000多人装备完整以外,近4000人的工人赤卫队只有50支枪,近乎赤手空拳,总体装备水平甚至不如秋收起义军。而当时广州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张发奎仍以“左倾”面目出现,对工会、农会组织比较优容,革命力量有所恢复(在广州大规模“清共”的是李济深,27年11月后李被张驱逐,屠杀基本停止),共产党人在教导团中潜伏较好(暴露是在起义前夕,当时起义计划已定,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因此,从军事角度看,在1927年底发动起义,并不是一个好时机。

再看地点。江西、湖南都是北伐主战场,战争破坏非常严重——尤其是南昌,是战争中往来拉锯的主要地区,曾在各方间多次易手,甚至遭到乱兵洗劫,百业萧条,时至27年8月仍未恢复元气,秋收起义起事的萍乡、修水地区也大致如此。一般来说,在贫困地区革命易于获得支持——贫民相对更少牵挂,更勇于改变现状。而这样的地方反动统治(指代性称谓,无政治指向)相对薄弱,不至于起义伊始就遭到重兵镇压(当时的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主力不在南昌,湘赣边境附近也没有多少正规军驻防)。

而广州就不同了,尽管作为北伐大后方,一度负担甚重,但至少没有战火之厄,民众生活相对较好,一般尚可维持温饱。在这种地区起义,胜利后财政确实较有保障,但胜利前能得到民众多大程度支持就不好说了。而且广州是张发奎的根本重地,势在必争,一旦得知起义消息,势必全力反扑。

另外,广州附近地区交通状况显然好于南昌和萍乡、修水一带,便利的交通显然更有利敌人调动部队镇压起义。

接下来谈对手。上文说过,南昌起义军多达2万(实际参与战斗的也超过1万),而南昌守敌不过6个团(第5方面军警卫团、第3军2个团、第6军1个团、第9军2个团),大约三四千人,这些部队战斗力一般,且互不统属,如一盘散沙,起义军显然据有绝对优势,稳操胜券,事实上南昌城内仅有轻微战斗,对多数守敌仅是缴枪了事(一些守军后来也加入起义军)。而南昌周边虽有张发奎第2方面军余部、朱培德第5方面军等部队,但一来兵力有限,任何一部的数量都少于起义军,二来两者互不统属,又积怨甚深,难以配合协同。因此,在南昌发动起义,至少起事阶段已立于不败之地,其后即便面对江西敌军围攻也大可一战(其实若不是长期行军疲惫,加之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军未必会败给广东诸军)。

秋收起义的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唐生智辖下的一些二三流部队,战斗力一般,并非强敌,起义军虽然兵力有限,但士气高昂,可以一战——实际上,起义军初期进展比较顺利,初战告捷后失之大意,加之各部相隔较远,联络不畅,配合不够默契,才造成惨败(若换成24师或25师这样有经验的部队,要打进长沙可能兵力不足,要在湘赣纵横往来几个来回并不是什么难事)。另外,湖南军阀是中共最凶狠的敌人(“7·15”后,张发奎、朱培德等“分共”多采取“礼送出境”方式,唯有湘鄂军阀如何键等专事屠戮,一味斩尽杀绝),与秋收起义军很多将士有血海深仇,将打击矛头指向他们势在必行。

广州起义的对手当然是张发奎的第4军,该部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虽然在南昌起义中损失不小(10师、24师、25师等主力脱离建制),但实力尚存,回师广东后重整旗鼓,据说有4万之众。虽然该部主力外出,与李济深部对峙,广州防务空虚,但这仅仅是暂时性机会;当时大战尚未爆发,各部离市区并不太远(其中主力黄琪翔部就驻扎在肇庆,在起义次日12日凌晨即赶回广州),可以快速撤回(不需要脱离战斗)。因此,广州起义军所面对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从实力对比看,几乎是以卵击石。

况且,张发奎是特别凶狠的敌人吗?或者说,张是中共急待打击的对象吗?

尽管张发奎后来对中共相当敌视,但有关资料表明,张对中共曾经非常友善的——著名的叶挺独立团的最初番号就是12师34团(张发奎时任12师师长),众所周知,该团只是名义上归12师建制,实际由中共方面直接领导,张发奎需要与中共协商才能指挥该部;可以想见,中共不将唯一的成建制武装置于其他人的麾下,而独选张,应该是对张的政治倾向的认可,而能够容忍这种状况,也说明了他和中共方面有较好的关系(当然,也不能排除张伪装进步的可能性,但即便是伪装,也得愿意伪装,至少也说明当时的张对中共并不很排斥)。

1927年国共分裂,汪精卫下令“清共”,而张发奎对此并不热心,近乎敷衍了事——张正式“分共”是在南昌起义后,此前他还在收容共产党人,比如他接受了拥有大批中共党员的武汉中央军校(后改编为教导团);即便南昌起义军缴了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械,张也没有完全翻脸,在随后的“分共”中,他没有对共产党人采取任何迫害措施,而是赠送盘缠遣散了事。

其实张发奎未必不知道麾下还有共产党人潜伏(以礼相待的“分共”不可能分得很干净,这一点他应该心中有数),只是他自认为政治面目左倾,比较热心扶助工农,又曾与叶挺“约法四章”互不侵犯,怎么也不至于被列入中共主要打击目标。因此,他明知教导团不太可靠,并未多加防备,仍将他们留在老巢——张是在得到中共准备暴动的明确消息后,又经汪精卫一再催促,才着手弹压的;即便如此,他也不准备血腥镇压教导团,只是打算将他们打散分配充实部队。

我们不妨模拟一下张发奎得到广州起义消息时的心态:他×的没良心的共产党,老子招你惹你了,你们拉走我的部队,缴了我警卫营的枪,这我都认了,道不相同者不相为谋,大家好聚好散,没对你们发一枪一弹。你们倒好,背后捅我的刀子!要是我杀了你们的人,你们报仇,这没话说,可老子没动你们一根汗毛!

另外还要考虑到,叶剑英个人的影响(当时叶担任张的参谋长兼教导团长,与张私交甚笃,深受信任)——叶的“背叛”(叶担任起义军副总指挥),无疑严重伤害了张的感情,亲信的“出卖”让个性鲜明的张伤心乃至绝望(因此他至死不肯原谅中共)。

在这种心态下,张发奎进行了疯狂反扑,甚至在巷战中使用大炮,完全不顾平民死活(事后张为此付出了代价,不得不通电下野,躲在香港遥控指挥)。这一切并非源自什么军阀凶残本性,而是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的绝望反抗!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张发奎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共的同情者,革命的同路人。

起义时机、地点选择已然不妥,又无端触怒了一个不算反动的强大对手,起义过程中又犯了诸如不知己知彼(总指挥叶挺起义前夜才到任)、不能审时度势保存实力(张发奎大军四面汇集仍意图坚守)等错误,我认为,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其实是一场没有必要的错误起义。

我并非抹杀先烈们的英勇无畏,但必须指出他们的牺牲意义不大。其实在已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情况下,广州起义的政治宣传作用并没有想象的大(如果一定要说革命需要,那只能是第三国际需要,他们需要中共在有影响地区发动起义,以表明革命仍然存在,至于中共的力量是不是会削弱,并不在他们考虑之列)。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没有广州起义,广东中共组织可以在张发奎的羽翼下谨慎生存发展。虽然教导团有可能被打散充实如部队,但只要应对得当,未尝不是更深渗入军队的机会。以此反过来影响张,动员他与中共在某种程度上秘密结盟,并非全无可能——如果张在广东站稳脚跟,那中共的南方威胁将会大大减小,而且双方还可以互通有无,解决一部分军需(后来的陈济棠就与苏区有私下贸易往来,一贯反共的陈基于现实利益能做的,没有理由说相对左倾的张就不敢做);如果张像历史上那样溃败,再拉出部队单干也不迟(广州起义是背后捅刀子,失败后单干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二者在道德上相差甚大),至少不会像广州起义那样遭到惨重损失。

后记:这篇小文本来是作为另一篇长文的相关资料准备的,最后,原来准备的长文还没写好,广州起义纪念日却到了,干脆,先把副产品发了吧。

本文重点说明的是张发奎,结果写着写着就变成广州起义检讨了。虽然我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就起义的利益得失进行探讨,但我对当事人的一些心态更感兴趣,在文中作了一些模拟,望有识之士不吝指教。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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