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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太史公捕“孙武”之风 权威们捉“兵圣”之影

中编 曹操将错注《孙子》 专家就错解“兵经”

三 “全”考


《孙子•谋攻》道:“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对《谋攻》的这两句话,东汉末年的曹操首先注释错了,后人畏于曹操的“权威”,只敢错上加错,却不敢纠正错误。

(一)“全”的本意与应用

在先秦典籍里“全”的意思有两种,(1)是全部、完整;(2)是保全(自己)。无论是哪一种意思,都没有把“全”作为使动词来使用的。春秋时期,“全”这个词还没有普及使用。孔夫子集文化之大成,但是,记录他和弟子们对话的《论语》里,没有使用一个“全”字,证明齐鲁一带知识分子的语汇里,缺少“全”的位置。战国初年才成书的《老子》里有:“曲则全,枉则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语哉?诚全而归之。”这里的“全”都是“保全自己”的意思。从此,“全”被道家学派赋予了理论上的新意。“破”既可以指己方,也可以指对方,当“破”与“全”作为一对理论范畴出现时,必然是指己方。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全”理论,对“全”使用得很频繁,《养生主》有:“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全生”指保全、保养自己的生命。“全生”范畴的提出,为战国中晚期的“全”理论,开拓出一片广阔的空间。《吕氏春秋•贵生》道:“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子华子作为老庄学派的人物,对生命存在的层次进行了划分,“全生”的意思与《老子》《庄子》中的“全”一脉相承。我们现在常用的“全身而退”一词,就是保全自己的意思。《吕氏春秋》里还有大量的“全”字,如《执一》有“故凡能全国完身者,其唯知长短赢绌之化邪?”仍然是“保全”己方的意思。

遍检先秦典籍,越到战国末年,“全”字使用的频率越高。《荀子•王制》道:“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全”指保全自己。即使是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里,给春秋末年的人物安排的“全”语言,意思也不例外,“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

那么,在军事领域里,“全”又是何意呢?《孙膑兵法•八阵》道:“全万乘之民命……”意为:大国作战,要最大限度地保全己方百姓的生命。《战国策•齐策一•十三》载齐威王在章子率部出征,攻打秦军之前说:“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全兵”,保全我方的部队。《战国策•魏策三•三》有:“燕赵之所以国全兵劲……”燕赵两国保全了自己的国家,兵力强劲。《战国策•赵策三•一》有:“此坐而自破之道也。”这是犯了使自己受损害的错误。《战国策•赵策三•八》有:“赵以亡败之余众,收破军之弊守,而秦罢于邯郸城下。”赵国凭着长平大败后余生的人众,收拾受损严重的部队,进行拼死防守,强大的秦军反而顿兵邯郸城下。上述大量例证中的“全”,如解释为“使敌军完整地屈服、投降。”实在是荒谬绝伦。白起在劝阻秦昭王伐赵时说:“臣闻明主爱其国,忠臣爱其名。破国不可复完,死卒不可复生。”(见《战国策》)意为:伐赵不利,我们秦国受损,不易恢复,死去的将士不能挽回生命。

“全”理论被引入军事领域后,到战国末年才快要与“破”构成一对理论范畴,这个理论范畴是专指己方,而非指敌方。至此,“全”与“破”要建立必然的关系,就需要理论的创新,而历史留给“全”“破”这对理论范畴创新的时空,只剩下秦始皇亲政后的一小段时间。

(二)《孙子》“全”理论的本意

《谋攻》把诸子百家里分散的“全”“破”理论,集其精粹,大气包举,一网打尽,使之建立起必然的有机联系,在理论上极具创新意义。

可是,曹操对“全”“破”句的注解为:“兴师深入长驱,距其城郭,绝其内外,敌举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败而得之,其次也。”意为:“发兵远征,包围敌方城市,断绝他们的内外联系,使敌方国家完整地投降、屈服为上策,派部队打败敌国、敌军,然后得到他们,为次一等的策略。”之后的注家亦步亦趋,都跟随着曹操的错误将其解释为:“使敌国完整地屈服为上,击破战胜敌国就为次了;使敌军完整地屈服为上,击破战胜敌军就为次了……”(见《武经七书——中国古代兵法经典》.三环出版社.1991年.第1版)

在所有先秦典籍里,还没有一例“全”的含义是“使敌方全部投降、屈服”的意思;在所有先秦典籍的权威注释、翻译本里,也没有把“全”作为使动词来使用的;在所有的古代汉语工具书里对“全”的注释,没有一个词条是“使敌方完整地投降、屈服”。难道“文化”就要对名人——曹操,网开一面吗?难道中国的文化特点就是对名人的错误采取“绥靖主义”态度,姑息养奸,使之泛滥吗?在历史上权势熏天的“一把手”面前,学术就底下了高贵的头,那么,面对现实的权势时,学术就该三拜九叩、五体投地了吧?曹操对“全”的解释极具“创造性”,可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两千年来连最坚定的“有孙武”论者,在所有的古代文献里也给他找不出一个“使敌方完整地投降、屈服”的旁证。

《谋攻》的本意是:“大凡打仗的基本原则是:能保全自己的国家(或少受损失)为上等方法,使自己的国家受(严重)损失为次一等的方法;能保全自己的军队(或少受损失)为上等的方法,使自己的军队受(严重)损失为次一等的方法。”余句依此类推。铁证不需它求,在《孙子》文本里就有。

同在《谋攻》一文里有:“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曹操注释为:“不与敌战而完全得之,立胜于天下,不顿兵血刃也。”《谋攻》这一句的两个“全”字,曹操仍解释为“全部”“完全”,错!第一个“全”是“保全自己”,第二个“全”才是“全部”。意为:一定要在保全自己的条件下去打仗,所以部队才能不受损失而得到全部利益。

《军形》里有:“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地形》里有:“故曰: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火攻》里有:“故曰: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些句子里的“全”,曹操没有解释。

若对《谋攻》里的“全”理解有争议,我们可以把《谋攻》里的“全国”“全军”和《火攻》里的“安国全军”做个比较。“全国”“全军”和“安国”“全军”的词性结构一样,都是动宾词组,如把“全”解释为:“使敌方完整地投降、屈服”,那么,《火攻》的例句就要翻译为:“所以说,明智的国君对用兵一定要慎重,优秀的将帅对用兵打仗一定要警醒。这些都是关系到自己国家安全、使敌军完整地投降、屈服的方法。”如此解释,谬误昭然,文理不通之甚。

若对“全”的理解还有争议,我们再看《军形》有:“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自保”——把保存自己放在第一位,“全胜”——把获得全部胜利放在第二位。

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二章的题目就是“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文章着重强调“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在毛泽东的一系列军事论文中,他反复强调只有保存好自己,才谈得上消灭敌人。即使有把握消灭敌人,也应保存好自己,力争以最小的损失,消灭尽可能多的敌人。毛泽东此见应该没有受到《谋攻》“全”理论的影响,因为,先秦兵学的“全”理论的价值,从曹操以后一直被埋没了。毛泽东的观点不仅与《谋攻》的“全”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强调了消灭敌人这个方面。

曹操犯此错误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国为上”这段话的后面,紧跟着“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句话。这句精典的核心是:如何不经战斗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把“屈”的意思,添加到前句的“全国为上”等句子里,就把“全”指己方,变成了“使敌方完整地投降或屈服”了。如果知道了《孙子》乃是战国最末年秦国辑录、摘编的众兵法精华的汇编本,你就明白了“全”与“不战而屈人之兵”本是两个体系的理论,源自于不同的典籍,是《谋攻》的编者将其拼接在一起了。把“全”“破”的原则作为《谋攻》的第一句,强调的是必须在“保全自己,尽量使自己少受损失的前提下去打仗”,那么,“保全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下一句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全”“破”和“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两句精典的逻辑关系。

以曹操“读书”的水平,“瞒”人一时尚可,然而能“瞒”天下“读书人”近两千年,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怪事了。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是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如本着为古人“讳”的态度,其落脚点必然是为自己的错误文过饰非。

(三)战国时期“全”理论的丰富含义

战国中晚期“全”理论的含义很丰富,但是,《孙子》文本对“全”理论没有定义,只是一句精典格言。而且,它的理论意义又被紧跟在后面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句给曲解了。

根据前后文本的意思,再结合战国典籍所论,“全”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指人力方面,如“全万乘之民命”“全兵而还”“国全兵劲”等等。第二指物力方面,如公元前405年,魏赵韩三国联军在廪丘把齐军打的大败,《吕氏春秋•不广》载:“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此时,宁越建议联军后退三十里,让齐军收尸,这样“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内攻”就是让齐国厚葬战死的将士,把齐国的财力、物力破费干净。《战国策•赵策三》载:田单不喜欢战国以来的大规模用兵,他说:“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大规模作战,如没有大的收获,就是犯了使自己受损的错误。《燕策一•八》载:苏代论齐国:“南攻楚五年,而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犹取哉?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齐国连年取胜,却四面树敌,师老民穷,得不偿失,“国”“军”“民”难以保全。《战国策•齐策一•十七》载张仪之言:“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而再胜秦。四战之后,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胜秦之名,而国破矣!”《韩非子•初见秦》一文有:“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秦国取得的大胜仗更多,但是,有些得不偿失的胜仗,使国家、军队、百姓、府库“破”而不能“全”,应引以为鉴。所谓得不偿失,提出了一个新课题——战争成本,也可以发展为战争经济学。即战争的目的,最低目标是保存自己,使得失相当;更高的追求是通过战争使国家富强起来,大有所获;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老子》第三十章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亡之后,必有凶年。”《管子•法法》有:“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大思想家们一语中的,点破了战争对社会经济的伤害。

战国中晚期的人们,对“全”“破”理论已经论述得很透彻了,所以,《孙子》对“全”“破”只是一句格言,具体的道理分散在各篇里。如:《作战》:“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战争若不能速战速决,即使“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久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用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战国众人所论,不如《孙子》一家之言。《孙子》若不是产生于众人之后,何以能尽得众人之精要也?若《孙子》在春秋末年,就把“全”与“破”作为一对理论范畴来研究,何以几百年的时间里,不见一例引用《孙子》“全”与“破”的精典格言呢?


秦国虽强,但是,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以一敌六,以一敌天下,很是吃力,如何在进攻战里“保全自己”,使己方“不破”或“少破”,如何以“巧”胜敌,是秦国首脑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孙子》通篇的进攻战理论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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