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智斗赫鲁晓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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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人合影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为邓小平,团员为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廖承志、刘宁一和驻苏大使刘晓


1960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在26国党起草讨论有关文件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企图以“苏联为首”的家长制作风压制中国和其他兄弟党,邓小平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展开了艰苦卓绝而又充满机智的斗争,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



1960年,邓小平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时年56岁的邓小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上大家预测,这次苏联会谈一定争论激烈。我国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主要是试探苏方的态度,究竟他们是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都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赫鲁晓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举行两党会谈,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是因为除了越南党以外,还有不少兄弟党都希望不要再继续争吵下去,要团结。赫鲁晓夫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我国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别国的错误做法。”


到达苏联后,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环境优美。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还是热情友好的,是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在大使馆进行。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安全保卫工作相当严密。有一次我国代表团没打招呼,自己驱车去了大使馆,苏方警卫人员紧张得不得了,立刻找中共代表团说:“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是要用脑袋来保证他的安全的。警卫脱节我们要负政治责任呢。以后你们外出行动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啊!”


这次在莫斯科,虽然接待形式上是高规格的,但双方斗争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不像过去先要礼节性地客气一番。


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宴会,地点仍是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拉着邓小平的手,显得很热情地坐在一起。记者照相结束后,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惯常的那种微笑,但是眼神总给人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果然,他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份量。就在两个月前的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援助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专家。他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需要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这种做法且不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就是从国际法上讲也是不允许的。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宴会上,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索性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中国客人。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将淡淡的眉头皱成肉疙瘩。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


赫鲁晓夫皱着眉头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邓小平严肃地说:“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也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过?……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式,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赫鲁晓夫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而其狡辩却是稀奇的。他说什么:“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庄严:“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


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不计后果。这个弱点恐怕也是导致他最终下台的原因之一。他就在宴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发泄情绪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遇到这种水平的对手,当然没有必要再与他多纠缠。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他失控后的乱放炮往往带来极大的被动,便纷纷起来打圆场,赶忙敬酒,借此阻止赫鲁晓夫乱说。赫鲁晓夫感觉自己说话失控,也尴尬地借碰杯转了话题。



鉴于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了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这一次,我国代表团就其“通知”中的指责做了答复。许多兄弟党看到中共代表团的“答复”,才感叹说:“我们原来没想到,中苏两党的矛盾已经这么大了啊。”


实际上,在苏共中央宴请26国党的代表团时,苏共与中共这种矛盾已公开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面前。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我们说,他们有一些极左的观点。”赫鲁晓夫以主人身份举杯敬酒时,又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讲到这里,目光从眼缝中射向康生:“这些个东西都出自你的手笔吧。”邓小平仍以泰然自若的神情将话截过来:“关于对国际共运的看法,是当前各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嘛,不能以你划线。”

“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赫鲁晓夫情绪又开始激烈了,“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反调。”


“我们是唱反调,”康生冷冷地说,“没有中国参加签字,你们签字的任何条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为首不是只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首’我们不当。”赫鲁晓夫激愤地说。


“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就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邓小平心平气和地提醒。在整个会议期间,每次宴会都是他与赫鲁晓夫坐主位,其他26国党的代表在宴会上一般不插话,神情各异地在那里旁观。


“哼,有的国家党口头宣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而实际上是在拆苏联的台。他们在和平过渡、东西方缓和问题、裁军和苏美首脑会晤问题上与我们唱反调。”赫鲁晓夫似乎总想避免和邓小平交锋,因为“这个人厉害,不好打交道”。他又把目光投向康生:“你搞的就是左倾教条主义。”


康生始终是一副冷板的面孔、冷板的声音:“又来了。你给我扣一顶帽子:左倾教条主义。我也送给你一顶: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只好憋一口气,终止这不愉快的争论,端着酒杯继续完成他的祝酒:“算了吧,还是让我们互祝健康吧。干杯!”


宴会上争论如此激烈,会议上的气氛可想而知,那是相当紧张的。争论中双方的观点交锋,档案中的会议记录特别是各国领导人的发言都有详细记载。这里选两个小例子,就可看出当时会谈是在怎样紧张激烈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那次会谈中,苏方是以其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为首。他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瘦高个子,喜欢戴一顶圆型列宁帽,说话比赫鲁晓夫稳重多了,很注重逻辑性。他嗓音略沙哑,即使是指责对方也能表现出沉稳。


“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你们的气氛令他们无法工作,”苏斯洛夫用左手拇指触触眼镜框下沿,瞥一眼邓小平,不紧不慢地说:“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搞什么拔白旗。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叫你们给送了一面白旗。可见你们对我国专家的态度已使得他们无法工作。撤走苏联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


会议发言都是按顺序,你讲一段,我讲一段。中国代表团一般都是后发言。当苏斯洛夫举出两个例子后,邓小平指示工作人员立即去核实。


工作人员离开现场赶紧给国内打长途,核实情况,尔后向邓小平悄悄做了详细汇报。轮到邓小平发言了。他两臂放在桌面上,左手中的香烟还在悠然地冒着白烟,他的目光在各国代表的身上缓缓扫过。


“苏斯洛夫同志刚才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撤走了专家。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邓小平停顿一下,嘴角漾出一丝浅笑,同时将目光缓缓掠过表情各异的各国党的代表们,最后,目光停在苏斯洛夫身上,笑容也消失了。


苏斯洛夫不抬头,只把眉毛做遗憾状地耸了耸,两手互搓着有些不自在。


“可见,苏斯洛夫同志,”邓小平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你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距离!”


苏斯洛夫嘟嘟囔囔:“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


邓小平略提高声调:“那么,到底为了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专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涉及我国各重要经济部门。你们单方面撕毁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邓小平眼里像打闪一样射出锐利的光波:“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邓小平的话是深刻的。赫鲁晓夫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伤害留下的伤痕印在几代人的心灵上。1960年8月,周恩来在为将要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回顾了中苏友谊的发展历史后,动情地说:“全体苏联专家与中国同事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苏联政府突然决定全部撤走,虽然我们一再表示挽留,但是无效。今天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惜别,我的感情已经不允许我讲下去了……”当时许多苏联专家难以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这第二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这次会议对文件的起草确实是逐段逐句、甚至是逐词逐字地进行讨论的。


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文件原稿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在俄文中有“勒住缰绳”的意思。胡乔木提出“这个词要推敲,不是马受惊了以后再勒缰绳,而是在它未惊之前就加以制止”。为了这一个词,中方同苏方争论半天,强调对于战争的预防,而不是等战争打起来再设法“勒住惊马缰绳”。


主持会议的苏共宣传部部长波诺马廖夫都争得出汗了。他敞开衣襟,扯着衣襟一角边扇风边说:“中国的翻译对俄文研究到这个地步,这么抠字眼,我们都不得不翻字典了。”



在这样紧张激烈的交锋中,邓小平始终是泰然自若,走出会议室便谈笑风生。代表团在大使馆里吃饭,常常是笑语不断,轻松活泼。


会议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都是用俄语发言,并且是看着苏方眼色行事,在发言中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中国共产党。其中就有伊拉克共产党的代表巴格达什。他俄语讲得不太好,学着苏联的腔调指责中国共产党,那种腔调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到了吃饭时,邓小平知道翻译李越然善于摹仿别人讲话,他拍着李越然的肩膀说:“小李,你给大家出个洋相,学学巴格达什的讲话吧。”


于是,李越然便摹仿巴格达什的腔调和表情即席表演,引得哄堂大笑。


可惜,伊拉克共产党骂过我们不久,就在争取议会多数、实现“和平过渡”上吃了大亏,受到严厉镇压,伊拉克党的领袖被押上刑场。据《参考消息》报道,他临刑前只喊了一句口号:“赫鲁晓夫是胆小鬼。”当时,这件事在国际共运中引起很大震动。


苏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经过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逐字逐句讨论,最后达成初步协议。经过中共代表团与一些兄弟党的共同斗争和努力,拔掉了钉子,“派别活动”从文件中被删掉了。对“和平过渡”和“斯大林问题”等一些提法我方持保留意见,留待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时再讨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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