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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在新书中披露了香港回归谈判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英双方的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中方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主管西欧的部长助理,我记得大概是7月,他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我们是用中文写的稿子,第三项议程就是“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柯利达跟我讲,双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 “a”。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跟他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


这样的细微差别,中文里是没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包含着中、英两方的不同立场。


中方草案让英方大吃一惊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有关这项议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小平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能保持稳定。小平怕他们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


我们就根据小平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草案”,在谈判桌上交给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上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然后英方开始顽抗,无论如何不同意。谈判卡壳了。后来我们把联合委员会改叫联合小组,英方还是不让进驻。

这个时候柯利达(时任撒切尔顾问,主管香港事务)也有点着急,因为再过两个月就到了两年的限期了。他建议管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来访问。


这个时候我也考虑了一下,英国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日常的行政事务。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另外,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一下,给英国人一个面子下台阶。


我们向小平同志汇报后,他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


午餐桌上向英方摊牌


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这班人马就到了,住在钓鱼台。中午,我安排了一次会见,由我做东,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这张牌来,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提出,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儿。 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到2000年结束。


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说他坐飞机,本来时差还没有倒回来,吃饭的时候正昏昏欲睡,一听到这个情况猛然惊醒,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不能不严肃地对待。


午餐后柯利达马上从2号楼跑到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汇报。杰弗里.豪一听,说:你不要在屋子里谈,屋子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找个大树底下谈。那时候是7月份,骄阳似火。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他说: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做更大的让步,最好能打掉联合小组。但是,他要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所以那天下午的会谈,柯利达缺席,我们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馆发电报去了。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刚喝了个汤,那边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我想是回电了,果然是这样。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英方代表争取再晚些年才让小组进驻香港。


结果杰弗里.豪见我国领导人的时候说,1988年的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中方考虑,半年也可以让,就让了他半年,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这样就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