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三落三起

江上齐锋 收藏 0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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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主要表现在:1、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省、市地方党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2、中共和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为革命军队培养造就了一批军政人才。3、工农运动得到大力开展。中共领导了广州沙面罢工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且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4、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共四大以后,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把革命推向高潮。5、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6、长期沉寂的北方革命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主要表现在:1、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2、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形成,国民党公开分裂。3、以戴季陶主义出现为发轫,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浮出水面,加深了国民党的分裂。4、1925年3月和5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加深了国共合作的危机。

1926年底到1927年初,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席卷大半个中国,全国反帝爱国情绪不断高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和以两湖农民运动的发展,进一步把国民革命推向高潮。

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先是反对迁都革命中心武汉,接着公开亮出反共反革命旗帜,在各地接连制造一系列反革命叛变事件。诸如上海四一二政变、广州四一五政变、北京四二八政变、湖北夏斗寅叛变、长沙马日事变,等等,使国共合作处于危急关头。1927年5月,中共虽然召开五大,力图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大革命遭到惨败,大批革命志士遭到屠杀;

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这次国共合作给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主要是:1、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2、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坚决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3、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必须重视武装斗争,建立党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在国共统一战线完全破裂后,失去方向感的中国共产党错误的在城市发起了数次武装斗争。至1927年秋天,这些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人再相信陈独秀能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困局。不少人都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如此脆弱,在城市发动暴力革命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在党中央再次会议后瞿秋白了代替陈独秀,他仍想要从城市开始发动群众暴动的浪潮,来增强群众的实力。毛泽东对城市路线的失败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因为他坚信革命的真正前途在农村。与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同的是,那时候他已不再迷信苏联模式。

事实上,毛泽东从一开始从农村到城市一路走来。经历1918年在北京时的孤独和被人疏远,使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他已经有强烈的愿望要破除旧社会,建造新社会。毛泽东当时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希望尽可能争取广泛的支持,号召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但他一直单打独斗,不知靠什么才能联合汇聚民众力量形成革命大潮。1919年底,由于受到张敬尧政权的镇压,苦闷的毛泽东只得离开长沙重返北京。在北京四个月,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苏联的成功令他深有触动,并满腔热情加紧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党,他不再是孤单奋斗了。

当毛泽东写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就渐渐成为了一个激进的、崇尚枪杆子、不合群的的人。从1926年开始,毛泽东的想法已经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高层分道扬镳。虽然那时候他自己也不确定农民运动到底能否挽救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挽救水深活热中的中国人民,但他相信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只有人民才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毛泽东没有时间去想更多的革命方向,他刚经历了革命暴动的失败,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生存。看着不足一千人的工农队伍,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决定保存实力,进军井冈山。但中央则很难理解,乃至非常愤怒。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得更严重,是“最可耻的背叛”。很快,毛泽东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失去了领导地位,甚至湖南的共产党分部也把他驱逐出了领导机构。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第一个低潮。不过,这一次,毛泽东终于得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选择和共产国际不耻的行径。

从攻打大城市到退败山沟,毛泽东的处境自然很不好,部队士气低落,没有人会料想到,这位一介书生可以扭转困局。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争取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同时在军队中还进行了“三湾改编”,撤换不称职的军官,缩编、精简部队,推行军队内部民主改革,建立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这些改革遭到部分军官的激烈反对,却受到基层士兵的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土地上成功创建了相对牢固的革命根据地。

一年后,随着战事的胜利与根据地区域的扩大,毛泽东获得了上下一致的拥戴。他不仅解决了生存难题,同时也坚信扎根农村是正确的道路,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命运转折点。

当时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坚信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人,还是没有看出井冈山工农民革命的真正意义。毛泽东与教条派由来已久的矛盾再次爆发,他再次遭受来自内部的打击。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部属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这就是著名的也让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的:朱毛红军。但不久,质疑的声音就再次出现。因为毛泽东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壮大军队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并且经常提出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这让中央特派员刘安恭非常不满。1929年5月,刘安恭批毛泽东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红军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毛泽东大争议,与毛泽东比起来,朱德不仅读过军校,而且身经百战,战斗经验丰富,获得大多数大小军官的支持。而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仅有林彪、谭震林等少数人。因此,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被撤,由陈毅接任。

陈毅在处理好这次内部矛盾时,他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这让毛泽东非常忧郁,导致他大病一场,也患上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而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军,养病去了,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国统区的报纸甚至发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山中。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郑重其事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里面说,“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讣告还宣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此时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部分领导虽不认可毛泽东的工农武装革命理论,但也看见革命根据地发展壮的事实,事后不久陈毅赴上海汇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明确表态说:“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他的作战思想和建军理论”。1929年12月,毛泽东又重新开始指挥红四军,他的工农武装,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逐步得到党内的认可。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起草一个三万多字的文件,交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确立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的纲领。

由于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屡战屡败,总统和三军司令蒋介石不可能坐等苏区一步步壮大,从1930年开始接连展开彻底消灭红军的大围剿。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充分运用他的军事指挥才能,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典范。到1931年底,毛泽东和朱德下辖的红军已发展到数万人,并开辟了大片根据地。也在井冈山这个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建军思想及其军事指挥才能为他在人民和军队中赢得了更高威信,奠定了在以后抗击日本侵略和消灭国民党统治阶级坚实基础。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苏联报章多次报道红四军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1930年6月,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他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国共产党中央五年后,再次走近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最高领导层;就在红军前景一片光明的时候,听从共产国际命令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却仍相信革命的前途在城市。尽管中央苏区不断壮大,他们依然鄙夷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的那套想法,鄙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中央对擅自行动的毛泽东越来越不满,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也让中央担忧,因此开始防范并打压毛泽东。1930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毛泽东被安排在长汀休养,这是他第二次被迫离开中央。

1933年6月,毛泽东从瑞金沙洲坝赶到宁都,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为自己做辩护,但换来的是更严厉的批评。第二年他则被遣送到瑞金东二十里的东华山上古庙里休养,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更令他痛苦的是,被王明主义左右的中共中央坚持“进攻路线”和“阶级决战”,使得国民党军队得以“步步为营”和“碉堡政策”逐渐蚕食中央苏区。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被留苏派毁掉,这更坚定了他摧毁“教条宗派集团”的决心。

他对探视他的赣南军区司令员龚楚说,“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次更将造成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现在可是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生死犹关的时候了;”说时凄然泪下,共产国际和留苏派让毛泽东彻底伤透了心;养病期间,毛泽东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他的目的是增强理论修养,以此来反击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毛泽东1957年回忆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人民民主,实行耕者有其田,居住有其屋,发动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组织自己的革命武装,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中国工农红军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兵折将,被迫长征,而又一路损失惨重。军事失败加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的意见逐步统一,攻占贵州遵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开会探讨中国革命前途,挽救危难中的红军,用什么方式推翻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国新生的革命保存继续下去。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思想得到周恩来,朱德等绝对多数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支持,从而重新进入领导层核心。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独断指挥权利,也就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毛泽东用自己的智慧,军事才能,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赢取了天下,震慑了世界霸权国家;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人民选择了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让中华民族重新挺了脊梁,让中国人不再是外国列强眼里的狗,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让中国广大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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