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打黑除恶”狂飙骤起

[时间]2000年12月至2003年4月[地点]全国范围[事件]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关键词]1983年“严打”以后少见的专项行动

原载《人民公安报》2008年12月6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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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照片为楼主所配

□ 本报记者 程林杰

有的民警为了保护家人,忍痛和妻子离婚。这次专项斗争,其复杂性、艰巨性是没有先例的,因此,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面临的考验、付出的牺牲也是前所未有的。

2000年12月11日,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吹响了向黑恶势力进攻的号角。

“这次专项斗争要求全警动员、全民参与、全力以赴,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当年从公安部第四研究所被抽调到公安部“打黑除恶办公室”担任华北组组长的谢华说,“1983年的‘严打’斗争是中国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里程碑,而这次“打黑除恶”,无论从时间跨度上还是斗争规模上看,都称得上是1983年‘严打’以后少见的中国警方的专项行动。”

决不允许黑恶势力危害社会

公安部刑侦局当时的一份材料显示,多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各种恶势力犯罪,始终保持着打击的高压态势,在历次严打整治斗争和日常侦查破案工作中,一直把黑恶势力作为打击的重点。

统计数字表明,1992年至1999年的八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获并依法惩处各类犯罪团伙100余万个、涉案人员376万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黑恶势力。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时任公安部“打黑办”副主任黄祖跃介绍,由于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各种黑恶势力在我国还有滋生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当时我国的黑恶势力犯罪,与过去相比,发展蔓延加快,活动更加猖獗。在一些城市和乡村,恶势力称霸一方,作恶多端,欺压群众,严重危害地方社会治安。有的地方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演变成为更具破坏性和危害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影响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一大祸患。

在2000年12月11日的电视电话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严正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许黑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危害社会!

时任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动员令: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与各有关部门大力协作,密切配合,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战,力争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最大最好的社会效果。

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湖南某市,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有骨干10多名、成员60多名,帮伙械斗时,统一着黑西服,扎白毛巾,手持火药枪、大刀。

臭名昭著的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经营的超市被人举报非法经营,坑害群众,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3名技术监督人员前去检查,这一犯罪团伙竟将3名检查人员砍成重伤。当地在报告情况时称3名检查人员被砍得“血肉模糊,伤痕累累”。

黑恶势力的罪行令人发指,手段极其残忍。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在一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座谈会”上,谈起黑恶势力的种种残暴行径时,一口气用“称王称霸、欺压群众、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罪大恶极、触目惊心、民愤极大”等形容词表达了他愤怒的心情。

“杀人、伤害、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也是最初始的特征。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公安部第四研究所副处长、时任公安部“打黑办”西南组组长任恩顺说。

有了钱,就想权。河南省虞县利民镇的何长利犯罪集团,在1993年5月利用镇人大换届选举之机,由十几个拜把子成员上下活动,将何推举为利民镇的副镇长。之后,何长利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亲信安插在镇司法所任所长,镇上七个基层支部中有五个支部书记、十个镇企业中有七个负责人是“他们的人”。

大量事实证明,黑恶势力正在染指我国的基层政权。他们干涉、操纵基层选举,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一些地方之所以黑恶势力犯罪猖獗,就在于黑恶势力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存在着适宜滋生的土壤。凡是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基层基础工作薄弱、腐败问题严重的地方,黑恶势力就会形成气候,有的黑恶势力甚至侵蚀和控制了基层政权,代替了政府职能,出现了好人怕坏人、坏人管好人的现象。

“黑恶势力是市场经济的毒瘤,是暴力践踏市场经济的罪魁。”黄祖跃说,“发展市场经济,一定要把黑恶犯罪作为打击的重点。”

神圣的使命

经过缜密细致的调查摸底,公安机关掌握了在各地存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案成员以及恶势力的情况。一场“打黑除恶”的攻坚战开始了。

猎狐行动、迅雷行动、怒潮行动、狂飙A行动、零号行动,飓风阵阵,狂飙迭起,荡涤黑恶,清除污浊。

2000年12月,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摧毁了兰州市以李捷、李智、李斌、李晖为首的开设赌场、暴力追债、杀人抢劫的“李氏四兄弟”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2001年2月,江西省公安厅组织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精干力量,打掉了在樟树市经楼镇暴力垄断市场、非法征税、伤害无辜长达八年的以兰小秋为首的“兰霸天”黑势力;2001年2月,贵州省惠水县公安局打掉一个为地下赌场当打手兼放高利贷、以替人讨债为名敲诈勒索的龙玉发恶势力团伙。

宋留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这场专项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2003年6月该案告破之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4名,批准逮捕114人,从中侦破案件103起,缴获各类枪支26支,收缴赃款赃物近千万元。最终14人被执行枪决,56名成员被判处有期徒刑,罚金达5700多万元。

“打黑除恶”斗争中,一批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被打掉的同时,一批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昧心提供非法庇护的“保护伞”也纷纷落马:为“黑猪”集团提供保护的山西省晋城市委组织部部长宋喜来;为刘涌集团提供保护的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为张畏集团充当帮凶的浙江温岭市市长周建国、公安局长杨伟中……

“在公安部全国‘打黑办’张贴的一张巨大的‘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度表’上,记者看到不仅有全国各省市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的数量、成员、作案次数、受害人数的详细统计,并且还有从2000年12月11日到2003年4月全国公安机关“打黑”的时间进度记录。”中国青年报社总编室副主任、时任该报政法记者刘畅说。

“与以往的专项斗争不同的是,各地上报的各类数字少了,具体案例多了。”黄祖跃说,“在那次斗争中,衡量各地斗争成绩,不是单纯地看打了多少、抓了多少,而是看实实在在的案子,看某一个黑恶势力是否真正被打掉了。

亲切的关怀

2001年4月27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尉健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视察了公安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

谢华清楚地记得,那天,尉健行对在场的公安民警说,你们处在严打整治斗争第一线,很光荣,但任务很艰巨,也很艰苦,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战斗在“打黑除恶”第一线的同志们表示问候和感谢。

“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对这次专项斗争一直十分关注。”刘畅曾经随警作战,亲历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战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及时召开了动员部署电话会议,党政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为保证斗争的顺利进行,各级政府纷纷拨出专款。不少地方的党政领导坐镇‘打黑除恶’指挥部,对那些影响大、危害大、难度大的黑恶犯罪案件亲自指挥、亲自督办。”

“‘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工作难度大。特别是要打掉保护伞、撕破关系网、挖出黑后台,需要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黄祖跃说。

在侦办黑恶案件过程中遇到阻力时,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出面,撑腰打气,极大地鼓舞了办案民警的斗志。

严峻的考验

有谁能知道,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中,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些民警累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一些民警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一些民警拼死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层层压力和各种诱惑,用人格和良知谱写了一曲浩气长存的正义之歌。

一名参与侦办黑恶案件的民警,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电话那头不阴不阳地说:“你家小孩在哪个学校我都知道,学习还挺不错的嘛。”很显然,这是一个恫吓电话。

有的民警为防止黑恶分子报复、全身心投入破案工作,在办案时把妻子、孩子悄悄送到了乡下。“我负责的广西战区,还有民警为了保护家人,忍痛和妻子离婚的。”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爆炸恐怖案件侦查处调研员、时任公安部“打黑办”甘肃广西组组长程伟说,“这次专项斗争,其复杂性、艰巨性是没有先例的,因此,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面临的考验、付出的牺牲也是前所未有的。”

恫吓电话不怕,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难防。“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因触动盘根错节的“保护伞”,有民警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程伟和他的领导、同事们为了给打黑民警正名,多方奔走、督办,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

采访中,提起打黑民警的艰辛,程伟这位魁伟的东北汉子数次哽咽。

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时任河北省保定市蠡县公安局局长段荣才带领民警重拳出击,狠狠打击了气焰嚣张的黑恶势力,使一度“谈黑色变”的当地百姓重获安宁。面对被抓获的黑恶分子“出去后找老段算账”的扬言,段荣才嗤之以鼻,毫无畏惧。

和段荣才一样,全国公安民警怀着对人民群众的赤诚之心和对黑恶犯罪的愤恨之情,同黑恶势力展开了浴血奋战。

截至2003年4月“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结束时,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631个,打掉恶势力团伙14000多个,抓获涉案成员10万多人,破获刑事案件15万多起。

“经过那次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被强有力地遏制,可以说,没有那次专项斗争,就没有今天平稳、安定的社会治安局面,‘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8年后,黄祖跃接受记者采访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