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盛世之文出自真情与宋明盛世诗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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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一些代表性的诗文作家,由于他们倡导盛世之文、治世之音也即我们说的盛世文风,因而为今天研究者所诟病,其理论和创作的价值都被贬抑。关于元代盛世文风的评价,影响到元代诗文总体价值的评判,是元代文学研究中关乎全局的问题,所以不能不加以探讨。

凡研究元代文化的人,都说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和把握其特殊性,对我们研究、认识、评价元代的很多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元代社会特殊性的把握越明确、越具体、越深刻,我们的研究和评价也就越接近于客观。我觉得,人们对元代盛世文风的认识和评价之所以不够客观,关键也在于没有把握这一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在元代特殊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因而是没有价值的。说到盛世诗文,人们想到的是咏歌帝载,黼黻皇猷,登庸于庙堂,为朝廷大制作。古人以为文章之大用,但为今天文学史研究者所鄙弃,把它与粉饰太平相联系,与媚世谀上相联系。作为御用之文,是皇权政治的衍生物,其文雍容而堂皇,浑融而阔大,装饰出一派升平气象。于是对元代出现的所谓“盛世之文”,也一例看待。但却忽略了,元代所谓的“盛世之文”与宋、明盛世诗文的不同。这种不同起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宋、明盛世文风的形成,都和皇帝的推动有关,都是君臣唱和,逐渐由上而下形成风气。元代则不同,元代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元代皇帝、贵族们对诗文唱和这类雅事不感兴趣。除君臣唱和外,文学史上大量的媚上之作,是作者出于势利之想,献诗、献赋,或应制、应教、应令而作。但在元代,文人不需要向皇帝献诗,有元一代,也很少有应制之作,《四库全书》所收元人别集中,只查到程巨夫有应制诗若干首,载其《雪楼集》卷九,赵孟俯有应制词两首,载其《松雪斋集》卷十,陈孚《应制草乐章》,载其《陈刚中诗集》卷三,马祖常《龙虎台应制》四首,载其《石田集》卷三,掲傒斯有应制十首,分别见其《文安集》卷二、卷三,其它虞集、蒲道源各三首,袁桷二首,欧阳玄、许有壬、周伯琦、张翥、谢应芳、周巽各一首。应教、应令之作则一首也没有找到。当然,元代也有歌时颂圣之作,如琐非复初《中原音韵序》所引《大德天寿贺词》[普天乐]:“凤凰朝,麒麟见。明君天下,大德元年。万乘尊,诸王宴,四海安然。朝金殿,五云楼瑞霭祥烟。群臣顿首,山呼万岁,洪福齐天。”但这是散曲,是朝廷大合乐时所唱的作品,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元代文人所倡导的盛世文风,是一种文风追求,并非高压政治的衍生物,也不是“歌时颂圣如俳优”者。

其二,宋、明文人所谓的盛世,明确指圣主在上,政治清平,甚至说“比隆三代”。元代文人所说的“盛世”,其主要的表现是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这一差别,不读元人诗文是不了解的。元代疆域空前辽阔,国力空前强盛,使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部分文人,感受到跨越往古的盛世气象,于是就追求“平易正大”、“伉健雄伟”、“气象宏朗”为特点的盛世文风,以期不负于“大元盛世”。体现盛世文风的是盛世之文、治世之音。我们对这类作品不应不屑一顾,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像马祖常的《河湟书事》二首其二:“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写中亚、小亚细亚的商人到中原贸易。诗写眼前事而能让读者视通万里:大元帝国疆域之广阔,国力之强盛,边境之安定,交通之发达,商贸之繁盛,内地经济之繁荣,物品之丰富,人民之安居乐业等,都可由此而想见。这就是所谓的“治世之音”。有此两点不同,我们就不应该把元代盛世诗文与宋、明盛世诗文一例看待。

还有一点也必须说明,元代所谓盛世之文,并不限于诗歌和文章,还包括被认为是盛世新声的“北乐府”。我们看两则材料:

我朝混一以来,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

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之有也,实治世之音也(按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可知“北方诸俊”所指)。

如此,否定元代的“盛世之文”、“治世之音”,所否定的,就不仅仅是诗歌和文章了。

另外,将盛世之文仅与咏歌帝载,黼黻皇猷相联系,也是一种狭隘的认识。古人以为文运系乎世运国运。当世运之盛,文章也应当与之相副,表现出盛世气象,这便是盛世之文。

“海宇混一”形成了元代文人的盛世之感,这是盛世文风形成的基础。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他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背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并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他们对这一文风的基本含义也有阐释。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厘正的。

一、“海宇混一”的空前大一统与文人凌跨古今的盛世之感

元代文人有一种俯视前古、傲视前古的气度,这造就了他们的时代自信。这种时代自信主要来自于疆域之空前广大。用元人的话说,是“海宇混一”、“华夷一统”。贯云石在其散曲中说是“大元至大古今无。”所以,元人首创,将全国的舆地总志更名为“大一统志”,修《大元大一统志》,这已经可见其亘古所无的一种信心和气度。请看许有壬为此书写的序: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岛共贯也。然三代而下,统之一者,可考焉:汉拓地虽远,而攻取有正谲,叛服有通塞,况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统,议者病之。唐腹心地为异域而不能一者,动数十年。若夫宋之画于白沟,金之局于中土,又无以议为也。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姚燧也从史的角度张扬大元疆域之大,说:“五帝三王以降,能一天下者,秦、汉、晋、隋、唐与宋六家,其疆理惟唐为大。”但与元代相比,则难以同日而语:“今世祖天戈所加,正朔所颁,南极于阇婆,东至于倭奴,西被于日入之西澨,而北尽于人迹所不可践者” ,所谓“大唐”,何可比拟?即使被学者们作为表现元代黑暗最有力的证据《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不也认同于“堂堂大元”吗?“堂堂”就是表现其气象之宏阔。广阔的疆域赋予元人以恢弘的气魄,开阔的心胸,和强烈的自信。许有壬无可置疑地说:“我元之盛,跨轶三代。”姚燧则常说:“士生文轨混同之时,亦千载之旷遇。”而南方文人欧阳玄在为大儒许衡所写的神道碑中则说:

故中统、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继述往圣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赞襄其君,宪章往圣之心。于是我元之宏规,有非三代以下有国家者之可及矣!

尽管他们都是馆阁文人,但上引这些话,并不是写在朝廷大制作中,而是应友人之请或朋友往来所作的记、序等文字中。这些通常人际交往的文字,并不需要堂皇其言。所以,可以认为,他们表达的是个人的真实感受。何况像姚燧这样的人,即使面对皇帝,也不会作违心之论。

如果说,以上几位都是高层文人,他们的言论不一定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的话,则普通文人如奉元路儒学教授张冲、一生大部分时间隐居教授的舒頔,以及未仕无官职者如陈高等,也都有类似言论(详下文)。起码可以说,在元代,有相当一部分文人,由于疆域的空前辽阔,激荡起他们胸中一种跨越往古的时代自信心和盛世自豪感。

文学史研究界向来有一个观点,认为元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其具体观点及其论据为大家所熟知,无须介绍。照这些学者的逻辑推论,黑暗的时代当然没有盛世,所谓盛世之文,不过是“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的假话而已,是应该鄙弃的。应该说,在学术研究中,任何绝对化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元代黑暗论的看法也是如此。元代有其黑暗的一面,但这并不排除其曾有盛世。况且,在同一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一部分人感受到的是黑暗,另一部分人则可能以为是盛世。家道艰辛却说世道难者自来有之,反之亦然。我们应该考察当时人的感受。先看曲作。贯云石有[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套曲:

郁葱佳气蔼寰区,庆丰年太平时序。民有感,国无虞。瞻仰皇都,圣天子有百灵助。

[搅筝琶]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军尽欢娱,民亦安居。军民都托赖着我天子福,同乐蓬壶。

[殿前欢]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架海梁对着檠天柱,玉带金符。庆风云会龙虎,万户侯千锺录,播四海光千古。三阳交泰,五谷时熟。

马致远[中吕]《粉蝶儿》云:“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连天一阁本《录鬼簿》卷上所载贾仲明所撰赵子祥[凌波仙]吊词中也有“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之句。更有说服力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和理由为元朝粉饰太平的人说的话:明初曲论家朱权(朱元璋之子)在其所著《太和正音谱》中说:“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其“新定乐府体十五家”有“盛元体”:“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无忌惮。又曰不讳体。”诗文之作,如姚燧《朝阳洞记》:“然由书契而来,至于今,唐、虞、夏、商、周五代略而不道,视秦、汉、晋、隋、唐、宋六代之一家天下者,若皆惭德于吾元,亦人生旷世所难遇者。而余与子沐浴太平斯洞之中,则所际为何时也!”又在《龙兴府学奎章阁记》中借他人之口说,政府对于儒士,“复其力役,既富之;还正学田,以廪其师生,又教之;俾有司拔其才德,又庸之”,所以他感慨“士生斯时,何其幸哉!”笔记杂记之作,如由元入明作了明巴陵主簿的叶子奇,因事下狱,在狱中写成《草木子》四卷,书中多有对元代时事的追述,其卷三云: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夫!

在他看来,元代是出现了盛世的。像他这样身份的人,其语言可信度是比较大的。当然,他也揭露了元代种种弊政,这也很正常,因为任何盛世都有弊政。何况,终元之世没有文字狱,文人们的生存环境相当宽松。像姚燧的文章,有不少内容直接暴露所谓“圣君”忽必烈的荒唐,但他并没有因此遭受打击,这在元前之唐宋,元后之明清,是不可想象的。人们生在这样的时代,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因而充满信心,是正常的。就像唐人常常以唐比汉一样,元人也常常以元比唐,他们体味着一种超越大唐盛世的感觉。元人王恽有诗云:“唐到开元极盛年,见人说似即欣然。时时梦里长安道,驴背诗成雪满肩。”

二、元代文人对盛世文风的追求

元代文人们既认同“至大古今无”的大元盛世,也就认为,他们有责任创造与这种世运国势相称的盛世诗文。王恽说:“今海宇混一,方息马论道之时。”虞集也说:“生当太平之盛,从容优游于言语文字之间,不亦可乎?”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是天地气运也即时代赋予他们的职责:“宇宙间清灵秀淑之气,未有积而不发。天不能閟藏而复出以为文。遭时遇主,咏歌帝载,黼黻王度,则如五纬丽天,下烛万物……天所不能閟藏者,人亦莫得而閟藏也哉!”他们必须发出应发的声音。

唐代刘禹锡序柳宗元文集的一段话,成为他们建设盛世文风的理论依据,为元人屡屡引用。刘氏说:

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

这一理论在元代诗文理论家中可谓深入人心。元初的文人阐述着这一理论,在他们的观念中,大元在宋金南北断裂之后,已经是海宇一统,四海归一,气完而声宏的文章应该应运而生了。于是他们期盼着、呼唤着这种盛世文风。

吴澄在历数了一统之世汉、唐及北宋欧、苏、王、曾之文为“古”后,说:“宋迁而南,气日以耗,而科举又重坏之。”使得“作文之日以卑陋也”。而今“海内为一”,期望能有“豪杰之士”“一洗时俗之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六经”,写出不负于时代的文章。稍晚于吴澄的刘将孙直接以刘禹锡之说为理论根据,论证由宋金分裂到元混一之后,文风必然发生的转变:

唐刘梦得叙柳子厚之集曰:“文章与时高下。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振。”……予每读汉初论议,盛唐词章,及东京诸老文字,三千年间,混一盛时,仅此耳。彼乍合暂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与于斯也。然此盛时作者,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风气开而文采盛,文采极而光景消。梦得之言之也,不自知其盛者已及于极也。方今文治方张,混一之盛,乂开辟所未尝有,唐盖不足为盛。缙绅先生,创自为家,述各为体,功德编摩,与诗书相表里。

他认为,元之“文治方张,混一之盛,唐盖不足为盛”,则应该有比盛唐更为“大振”的文风。他理想中的盛世文风应该是“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也即深浑厚重、格高力胜之作。但显然,他认为这种文风还没有出现。和前期南方的刘将孙上述观点极其接近,中后期的北方文人许有壬也说:

天地清淑之气,锺于士而发为文章,宜无时无地不得其正也。然世运有离合,教法有隆污,而经术之道,有晦明之不同。虽有异质,不能不汨而变焉。金源氏之有中土也,设科取士,治号尚文,而天下分裂,群言乱哤,士之气习,文之体裁,有欲醇而不能不疵者也,有欲实而不能不浮者也。力虽劳而趋则近,业虽工而道则亏,岂非声教有限,而义理之学未鬯邪?我元一文轨,然后程朱之学大明于世,造诣深者蔚为名贤,推绪余为文章,亦莫不度越世习,盖理胜则文在其中矣。

认为盛世文风形成于元代,是天地气运使然,是历史的必然。而所谓盛世之文,应该是醇而实,理胜而文在其中。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比如张冲为萧㪺《勤斋集》所作序就说:“以近代言之,宋末金前,理昏而气衰,或病乎繁文而委靡不振,或溺于骈俪而破碎支离,体裁既失,萧散不存,古意无余矣。我元以宽仁英武,混一天下。气因国雄,理缘气胜。”当时有不少人,用各自的语言,表达着大致相同的认识。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带有倾向性的追求。这种对盛世文风的呼唤,一直到元中期的虞集。

虞集是一个明显的分界。对盛世文风,他(也包括他同时期的一些论者)之前的论者是呼唤,他之后的论者是追慕与回顾。虞集很遗憾地认为,他的时代需要但尚未形成盛世文风。在虞集看来,历史上盛世文风的代表,并不是大唐盛世的某位大家,而是宋代文治盛世的文章大家欧阳修。故其《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从欧阳修说起:“昔者庐陵欧阳公秉粹美之质,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为文章,上接孟韩,发挥一代之盛,英华醲郁,前后千百年,人与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这里把作家个人的“粹美之质”和文治盛世的“熙洽之朝”等视并观,从下文所谓“涵淳茹和”,“发挥一代之盛”云云可以看出,虞集还是把时代气运作为盛世之文的主要因素。文章随时高下,宋南渡后直至虞集生活的当时,文章虽时有高下,但欧阳修那样的盛世之文却一直未能出现。“人与世相期”才能有一代盛世之文,而今是有其“世”而无其“人”,所以他感叹宋之曾巩有先见之明:“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难遇也,后千百世,思欲见公而不可得,然后知公之难遇也。”接着他批判了宋、金南北分裂时期的文风,表彰元统一之初“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的北方文章家姚燧之文“伉健雄伟”,他认为,姚燧已经为文坛树立了盛世文风的榜样,循此以往,一个时代的盛世文风必然能够形成,但遗憾的是,没人继起以促成之:

而宋之末年,说理者鄙薄文辞之丧志,而经学文艺,判为专门。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岂无豪杰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没于其间,而驰骋凌厉,以自表者,已为难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气习,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其为言不尽同于古人,而伉健雄伟,何可及也?继而作者,岂不瞠然其后矣乎?当是时,南方新附,江乡之间,逢掖缙绅之士,以其抱负之非常,幽远而未见知,则折其奇杰之气以为高深危险之语,视彼靡靡混混,则有间矣。然不平之鸣,能不感愤于学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闻风而仿效,亦渐休息。延佑科举之兴,表表应时而出者,岂乏其人?然亦循习成弊,至于骤废骤复者,则亦有以致之者然与?于是,执笔者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惟旁窃于异端。斯文斯道,所以可为长太息者尝在于此也。

在他看来,是南方文人的“不平之鸣”阻断了盛世文风形成的进程。南北断裂时期,因三光五岳之气不完,而文风卑弱自是一弊,天下混一之世,而发为不平之鸣,为文而作“高深危险之语”,也不是一统盛世所需要的,与泱泱大国的气象不副,他对这种文风也予以批判。他的期望是:“以平易正大振文风、作士气,变险怪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烂为名山大川之浩荡。”概括虞集关于盛世文风的论述,其精神核心是:能够“发挥一代之盛”,不负世运国运之盛,呈现为“伉健雄伟”、“平易正大”的气象。

和虞集一同促成这种文风的,主要是和虞集并称元诗“四大家”的杨载、范梈、揭傒斯,以及欧阳玄等人。范梈在《杨仲弘集序》中表达了与上述诸人类似的观点,他称这种盛世文风为“盛大之音”:“余尝观于风骚以降,汉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陈子昂辈,乘一时元气之会,卓然起而振之。开元大历之音,由是丕变。至晚宋又极矣,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称者绝少。于斯际也,方有望于仲弘也。天又不年假之,岂非命耶?盖仲弘之天禀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论议,直视千古。每大众广席,占纸命辞,敖睨横放,尽意所止。”他也深感当时文章少有“盛大之音”因而不能与“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的气运相称。他之所谓“方有望于仲弘”云云,实际上是说,发扬“盛大之音”是他们这些人的使命与责任。不过,在后人眼里,元代盛世文风在“四大家”等人之前已经形成,早于他们的袁桷,其文章已经表现出盛世气象,清代四库馆臣为袁桷《淸容居士集》所写提要称:“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在研究者眼中,虞集等人更是盛世文风突出的代表。

呼唤盛世文风的人常常为缺少这种文风而感叹,而追慕者则往往为元代这种盛大文风而自豪。他们在对当代文章的评价上有所不同,前者贬多于扬,后者扬多于贬。所以,中期以后论元代盛世文风者,多表现为自豪之情与豪迈之气。与虞集同时的欧阳玄已经开始了回顾,其行文的思路与上述所引材料还大体相同。他说:

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为盛。逮及东都,其气寖衰。至李唐复盛,盛极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渐复于古。南渡以还,为士者以从焉无根之学,而荒思于科试。间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诞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佑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归诸粲然之文,意将超宋唐而至西京矣。

他对元代文章是何等的自信,从中统、至元到泰定、天历,他都用美好的言辞加以形容,“庞以蔚”、“畅而腴”、“丽而贞”、“赡以雄”,都是“至文”,都符合盛世之文的特点,起码没有向背。按他的说法,这种理想文风出现是很早的。并且他对元代文章发展的走向也充满信心,相信会“将超宋唐而至西京”。后代的学者大约少有人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但却应该承认,他所表现的,是元人的自信,这种自信源自元代疆域之广、国势之盛。这是元代盛世文风形成的心理基础。在他之后,陈旅对元代四海混一之世的盛世文风有很好的论述,他说:

元气流行乎宇宙之间,其精华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发而为文章焉。然则文章者,固元气之为也。徒审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于天地气运之盛衰,岂知言者哉?盖尝考之三代以降,惟汉、唐、宋之文为特盛。就其世而论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数百年之久,天地气运难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荣悴,概可知矣。先民有言:“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后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南北断裂之余,非无能言之人驰骋于一时,顾往往囿于是气之衰,其言荒粗萎冗,无足起发人意。其中有若不为是气所囿者,则振古之豪杰,非可以世论也。我国家奄有六合,自古称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则天地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矣。建国以来,列圣继作,以忠厚之泽,涵育万物。鸿生㑺老,出于其间,作为文章,庞蔚光壮。前世陋靡之风,于是乎尽变矣。孰谓斯文之兴,不有关于天地国家者乎?

这段话层次分明:首先指出,天地元气着于人而发为文,所以文运系乎天地气运,天地气运表现为时代盛衰,文章随时代兴衰而兴衰。所以,仅从作家个人因素及文字技巧等方面考察文章之兴衰是不对的。这是他的立论基础。而后历数三代以来文章之盛世,指出盛少而衰多,其原因乃在于“天地气运难盛而易衰”。这作为一个进一步论证的事实依据。然后引唐人刘禹锡的话说明,此所谓盛衰主要是天下分合。接下来顺理成章,南北断裂时期的宋、金,气衰因而文亦衰。如今“我国家奄有六合,自古称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则天地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矣。”“前世陋靡之风,于是乎尽变矣”,而“庞蔚光壮”出。既然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则文运之盛,也应有超越往古的盛世之文。一种自信与豪迈之气,充溢于字里行间。

与陈旅相比,元末戴良之论,对元代盛世诗文的描述更具体一些。其《皇元风雅序》也从气运与诗文和诗文发展的历史讲起。他说:“然而气运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诗之变化,亦每与之相为于无穷。”汉之诗歌与乐府,因“去古未远”,尚是“风雅遗音”,“魏晋而降,三光五岳之气分,而浮靡卑弱之辞,遂不能以复古。唐一函夏,文运重兴,而李杜出焉。……聚奎启宋,欧、苏、王、黄之徒,亦皆视唐为无愧。”他主要就诗歌论。在他看来,气运盛时诗歌便能得风雅正声。宋诗主于议论,“去风雅远”。恢复风雅正声的历史使命,自然得由海宇混一的元人来承当:

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然自姚、卢、刘、赵诸先达以来,若范公德机、虞公伯生、揭公曼硕、杨公仲宏,以及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于岩穴之隐人,江湖之羁客,殆又不可以数计。盖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盖至是而本朝之盛极矣。继此而后,以诗名世者,犹累累焉。语其为体,固有山林、馆阁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泽之深,流风遗俗,班班而在。刘禹锡谓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岂不信然欤?

在元代文人看来,元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按照“文章于时高下”的理论推来,元代诗文之盛,也“旷古所未有”,可见他们是如何地自信。在他对元代诗文发展史的叙述中,姚燧、卢挚、刘因、赵孟俯等人是开启盛世文风的先导,而盛世文风的代表是被后人称为元代诗文“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和非汉族作家的“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西域雍古部之马祖常、西域答失蛮氏之萨都剌、唐兀氏之余阙),非汉族诗人作家群的出现,确可作为诗文之盛的有力证据。“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诗文呈现出一派盛世气象。他认为这是应该给予高度肯定的,“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戴良、陈旅之论,是对元代盛世诗文比较完整的论说和描述。生活在元明之际的舒頔,则以简洁的语言和盛赞的口气说:

诗之不兴也久矣,自三百篇以下,汉魏李唐诸大家,各以诗鸣。时迨夫宋,其声寖微。及我元之兴也,其音大而跨乎汉而超乎魏,轶乎李唐之上,猗欤盛哉!

在诗格诗法类著作中,也有与此声口完全相同的论说。《诗法正论》就说:“我朝有亘古所无之混一,故有亘古所无之气运。一时文人,如刘静修、姚牧庵、卢疏斋、元复初、赵子昂诸先达,故已名世矣。大德中……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而诗学丕变。”

气运有盛则必有衰。以上所引各家之论,对于元代诗文,都未言及其衰。到元末杨维桢始以简单的语言,描述了元代诗文盛衰的过程。他说:

我朝文章肇变为刘、杨,再变为姚、元,三变为虞、欧、揭、宋,而后文为全盛。以气运言,则全盛之时也。盛极则亦衰之始。自天历来,文章渐趋委靡,不失于搜猎破碎,则沦于剽盗灭裂。能卓然自信不流于俗者几希矣。

到此,我们从元人的论述中,得到了关于元代盛世诗文从倡导到形成一时风气再由盛变衰的全过程。

正如杨维桢所论,元之中期是元代诗文发展的全盛期,继盛之后必然是衰。全盛期过后,盛世文风便一去不返。大约在元顺帝至正初年,乡贡试礼部而未能中进士的陈高“悲世之盛而文之卑”,写信给当时秉文衡者说:

高尝以为文章之气与世变上下,而亦有系夫上之人,与夫作者之为之倡也。故有世道方盛,而文章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无其人也。非无其人也,有其人而不为文章之司命,或为文章之司命又循常习故,而莫之变焉。此文气所以日卑下,而其势固不能以振起也。凡今世之为进士以取科第者,工虫篆之辞,饰粉黛之语,缉陈言,夸记问,斗侈靡,寖寖焉竞取于萎薾颓堕溃败腐烂之乡,而莫知其所止。以今海宇混一,际古所未有。冲原之气,融融焉,熙熙焉,而君上方观人文以化成天下。当此之世,其盛矣乎!而文章之气,独尔卑下,何欤?然则世之盛也若此,而文气之不振也若此,非无其人为之倡欤?为文章司命者,尚得以逃其责哉!

他惋惜十数年前由诸老儒先所造就的有“浑朴敦庞之气”的盛世文风今已不存。事实上,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世衰而文亦衰,他之所谓“世之盛”只不过是自己假想的一个并不存在的前提。

元人关于本朝盛世诗文的论者很多,从时间上说,他们分处于元代历史的前、中、后期,从地域说,则又有南北之不同。但我们却发现,他们的看法却是如此近似。他们使用了相同的理论,对上古以至元朝当代的诗文发展历史作出了大致相同的评价。对盛世文风,也有着大致相同的认识。

三、客观认识元代盛世之文

如前所述,说到盛世之文、治世之音,人们总是与粉饰太平相联系,与媚世谀上相联系。这是一种误解。前人论盛世诗文者,从《诗大序》:“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到清人汪琬所谓:“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烦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颠倒悖谬,乱世之文也。”盛世诗文,都是被肯定的。在古人那里,盛世之文也不全同于谀世之文。

元人所倡导的盛世诗文,其含义到底如何,我们应该从他们的具体论述中来认识。倡导盛世文风的代表人物虞集对盛世之文的阐述,上文已经论及,其精神核心,主要是能表现大元盛世的阔大气象。他标榜姚燧之文是盛世之文的榜样,说姚氏文风是“伉健雄伟”。“伉健雄伟”之文决不可能是谀世之作,姚燧也是典型的不会媚世的作家。与之对立的是“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惟旁窃于异端。”倡导盛世文风,就是要革除这一系列文弊。至于风格特点,虞集曾说:“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即以平和之辞表达深长之意。与“平和”相对立的,就风格说,有艰涩、奇崛;就内容说,平和则非谔谔之言。非谔谔之言也并不就是无关痛痒的空话,因为他还要求“意深长”,“意深长”则必然内容充实,必然关乎人事社会,他只是不赞成以激烈的言辞出之。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评虞集诗“藏锋敛锷”,这或可作为“辞平和而意深长”的注脚:“藏锋敛锷”并非无“锋”无“锷”,虽然“藏”之“敛”之,但锋与锷依然在。盛世诗文另一位有力倡导者范梈所表彰是“天禀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论议,直视千古。每大众广席,占纸命辞,敖睨横放,尽意所止。”这是他对盛世之文的描述,按他所说,岂止不媚世,而且“敖睨横放”。与范梈所谓“气象宏朗”近似,陈旅用“庞蔚光壮”描述盛世之文。其它论者“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之描绘,和醇而实,理胜而文在其中的论述,都揭示着元代盛世诗文的风格特点。这些文风特点,在今天看来,都是应该肯定的。总之,在元代文人看来,文运系乎气运,元代为旷古未有之一统盛世,“气因国雄”(见前张冲语),文章也必然因气而雄。盛世诗文,就是与此世运国运相副之盛大之文。

与以上概括性的描述不同,元末陈高对盛世文风有非常系统、非常具体的论述。其《上达秘卿书》首先将盛世之文与卑下之文相对立,盛世之文的反面,是那些“工虫篆之辞,饰粉黛之语,缉陈言,夸记问,斗侈靡,寖寖焉竞取于萎薾颓堕溃败腐烂之乡”者,而盛世之文,是由天地“冲原之气,融融焉,熙熙焉”所成之文,在文章史上,“太史公、贾生、董仲舒、司马相如、刘向、班固之文”,就是他所说的“盛世之文”的代表。他认为,要以盛世之文扫除衰世之文,改变“世之盛而文之卑”的局面。“若徒以抽黄对白之为工,柔筋弱骨之为美,缀旧闻习成说之为华,则前代之弊犹在耳。”革除前代之弊,“必欲其理明而辞确,议论有余,格律高古,曲雅而精深,一切屏去浮华偶俪之习”,如此方能“振起当代之文气,一变而之古也,岂不美哉!使盛世之文再现于世。

说元代盛世诗文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回避社会矛盾,不表达真实的感情等等,这些都不符合元代盛世诗文作家的创作实际。虞集和以他为代表的“元诗四大家”是盛世文风最积极的倡导者和集中体现者,他们的诗文就一向被指为“消解了对社会、政治的批判功能,也削弱了抒发真情实感的抒情功能”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举虞集诗文各一来看。《道园遗稿》卷三有诗云:

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南渡岂殊唐社稷,中原不改汉衣冠。温温雨气吞残壁,泯泯江潮击坏栏。万里不归天浩荡,沧波随意把渔竿。(诗题过长,略之)

这首诗,至今没有人说不是虞集的作品。虞集文章,我们举其《孝女赞序》:

金溪县,因金溪场之名也。唐时有银矿发其地,作场以冶之,曰金溪场。宝历乙巳,银绝而冶废。宋开宝初,始置县云。冶废时,土不产银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贡,迫诸民而取之。有葛佑者,官强之莅冶事。银既无所从出,倾其家不足充数。吏驱佑家,取土石杂烹之,卒无所得,缚佑搒掠,不胜其苦。佑无子,独有二女,且长,不忍见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监吏黄慨上其事,抚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张国纪用献利者言,起金银冶属县,至今民病之,独金溪以二女事闻,得不作。

文章不仅批评了从唐至元的一项害民之政,还指名道姓地揭出了元之当代的害民之官。看了这些材料,那些对虞集诗文的否定性评价,对元中期盛世诗文的否定性评价,就不攻自破。被虞集标榜为元代前辈盛世之文榜样的姚燧文章,反映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是相当深刻的。翻翻他的《牧庵集》,你就会为他反映现实的大胆所折服。他作为一代文章名家,达官贵人向他求文者肩摩踵接,有时则是奉皇帝、皇后、太子之命而作,但他从来不作顺水人情,往往在文中很不客气地批评主人。在《颍州万户邸公神道碑》中写崖山之难的惨烈、血腥与恐怖,决不掩饰。在《董文忠神道碑》中写“圣主”忽必烈诸多荒唐言行。在《少中大夫静江路总管王公神道碑》一文中,写宋亡后静江宋将娄钤辖率领二百五十人拒不投降、集体殉难的壮烈:

始是郡由抗王师,拔而坑之,官寺民庐,一炬尽毁。惟娄钤辖将所部二百五十人壁月城,丞相小之,而多其忠,曰:“是何必加攻,抽兵卫之,视其终何为也。”逾旬,娄奋身前行曰:“吾甚欲降,如苦饥何?苟惠赐之食,惟命。”乃遗牛数头、米数斛壁下,一部将开门取归,复阖。吾兵自上瞰之。其曹分米,炊不待熟;生脔牛,噉之立尽。饬其曹,人拥一火炮,坐然之,声发,如合数百疾雷为一,城土震落,烟焰蔽空,吾兵有惊死者。火灭骨尽,无圭撮遗,亦死事之奇哉!

他以史家直笔记载了这可歌可泣的集体殉难,千载之下读之,依然震撼人心。《宋史•忠义传》等文献,显然都是据该文记载,而其生动形象则不及原文。这些例证都说明,人们对元代盛世之文的一般理解,与这一概念的本来含义,相去实在是太远了。更何况在元人如戴良等的论述中,盛世诗文作家还包括像萨都剌这样的人,他们正是以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的大胆和深刻为文学史家所称道的。

在做了上述考察后,我们应该明确:生活在疆域无比辽阔且国势强盛的元代,文人们确实有一种盛世之感。这种盛世之感是真实的,文人们倡导一种与这一盛世相副的盛世文风,以期其诗文能够表现“大元盛世”的时代精神,这不应该受到贬斥。我们不能把他们的作品与其它朝代在政治高压下,或者文人们出于势利之想而写作的歌时颂圣之作等同。元代的盛世文风所追求的是一种阔大的盛世气象,与媚世谀上的不良文风完全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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