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罗织毛文龙“罪名”当中的自我矛盾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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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毛帅数年牵制之功 袁崇焕杀毛文龙时罗织的十二条罪名中,指责最严厉的应属最后一条: “开镇八年,不能复尺寸之土,观望养寇,十二当斩”[1] 这条罪是论毛文龙及其东江镇毫无作用,开镇八年连尺寸之地都未能收复,而且“观望养敌”没有形成有效的牵制。不过,袁崇焕自己在天启六年的上疏中,都还称过毛文龙有“数年牵制之功”: “辽抚袁崇焕上言:切照奴衅以来……孰知毛文龙迳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宁、锦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2] 毛文龙于崇祯二年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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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帅数年牵制之功

袁崇焕杀毛文龙时罗织的十二条罪名中,指责最严厉的应属最后一条:

“开镇八年,不能复尺寸之土,观望养寇,十二当斩”[1]

这条罪是论毛文龙及其东江镇毫无作用,开镇八年连尺寸之地都未能收复,而且“观望养敌”没有形成有效的牵制。不过,袁崇焕自己在天启六年的上疏中,都还称过毛文龙有“数年牵制之功”:

“辽抚袁崇焕上言:切照奴衅以来……孰知毛文龙迳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宁、锦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2]

毛文龙于崇祯二年被害于双岛,若按崇祯二年反推“八年”时间,应该是包括了崇祯朝的两年,和天启朝的六年(天启朝仅有七年),而袁崇焕亲笔上疏中称毛文龙有“数年牵制之功”是天启六年,当时称“数年牵制之功”自然应是算在“开镇八年”以内,而且是“数年”都有牵制作用,这显然和他自己斩毛文龙时的说辞不一致。

袁崇焕那份奏章的夸赞是因毛文龙抄袭后金腹地辽阳,而迫使后金主力回撤,所以让宁锦地区避免了被劫掠的事情,为此袁崇焕上言:“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王在晋于此奏章后留有按语曰:

“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解围,文龙有力焉。此出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3]

王在晋的说,既然袁崇焕自己都承认,毛文龙袭击辽阳是策应了宁锦,实属牵制有功,那毛文龙如何能杀?杀了毛文龙以后,使皇太极摆脱了牵制,而能绕道直接攻击北京,纯粹是袁崇焕自取其祸。

按语中王在晋用袁崇焕自己的话——“(毛文龙)数年牵制之功”对袁崇焕提出了诘问,有力的指出了袁崇焕自我矛盾、自取祸端的事实。

2、自开马市私通诸部落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六月在双岛谋害了毛文龙,并且罗列了所谓“十二当斩之罪”,其中有一条论的就是毛文龙以开马市来私通敌人:

“皮岛自开马市私通诸部落五当斩”[4]

暂且不论毛问龙是否“私开马市”,或者说这个罪名是不是袁崇焕栽诬的,就“私开马市”本身而言,若袁崇焕自己都认为这能算是当斩之罪,那他自己为什么要在前不久的三月强开马市,卖粮食给蒙古部落呢?

粮食在当时算是战略物资,接济给敌国是重大的渎职行为,所以崇祯告戒袁崇焕不要卖粮食给喀喇沁部三十六家:

“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钦此。”[5]

不过,袁崇焕却奏报崇祯,这些部落并没有与后金相通,是只“依奴而自固”,坚持要卖“布、米”给喀喇沁部:

“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6]

袁崇焕的说辞里,绝口不提喀喇沁部主动向后金示好,且派出数百人的使团到沈阳去议和、盟誓,也不提“会盟出兵”的事情,更不提“悉遵国制”的事情,而对于后金要求喀喇沁部若征明国必须从征的规定更是视而不见,仅仅是提一句“责无与奴通”了事。

所以,崇祯不得不再发措辞更为严厉的上谕告戒袁崇焕不要出格: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7]

崇祯强调这些蒙古部落是和后金一体的,将战略物资输送给他们,就谈不上对后金的封锁,要严行禁止。如果只是接济口粮,那就只能按人口数字换口粮,“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如果有违反,那就“以通夷罪论处”,但袁崇焕依然要卖粮食给这些部落。

当时到底该不该卖粮食,本专题另有文章专述,在此暂不赘述,这里所要特别提出的是袁崇焕自己都知道“私开马市”是当斩之罪,那他自己为什么要顶着崇祯两道上谕而强开马市呢?这不是典型的自相矛盾吗?

3、结交近侍

在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十二当斩之罪”中有一条是“结交近侍”,袁崇焕的叙述如下:

“疏请内臣出镇,用其腹心陈汝明、孟斌、周显谟等辇金长安,拜魏忠贤为父,给冕旒像于岛中,交结近侍十当斩”[8]

从袁崇焕的叙述中可知,毛文龙本人并没有直接拜魏忠贤为父,只是所谓的心腹陈汝明、孟斌、周显谟等人到了北京,去给魏忠贤送了钱,这个事情有没有还不知道,只能算是袁崇焕的一家之言,崇祯在元年查办魏忠贤案时也并没有提及有此事,毛文龙更不在查办之列,所以这个指控是否成立还值得商榷。

但是,袁崇焕本人却亲自给魏忠贤修了生祠:

“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9]

并且接受了魏忠贤的资助:

“辽东巡抚袁崇焕疏为夷目来宁情实,内称东夷来者为方金纳、温台什二夷,则夷之大头目……乃今厂臣魏忠贤能用职声气相应,且资职盔甲马匹箭簾无数”[10]

还自称和魏忠贤“声气相应”:

“辽东巡抚袁崇焕疏为夷目来宁情实,内称东夷来者为方金纳、温台什二夷,则夷之大头目……乃今厂臣魏忠贤能用职声气相应,且资职盔甲马匹箭簾无数”[11]

最终还被指责认魏忠贤为“干父”:

“抚宁侯朱国弼疏云:“奴贼与我深仇,而及其死也,魏忠贤乃遣人吊孝,白送却无数金珠,反取嫚书一纸,边臣不奉忠贤之命,敢径为之乎。此则败坏边事之实。又不惟是也,喜则升九天,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其颠倒错乱遂至于此。”[12]

虽然这里说的“魏忠贤乃遣人吊孝”并没有点名指出所派遣之人,但文中所指的“边臣”乃是袁崇焕无疑,因为执行“吊孝”的行动的就是辽东巡抚袁崇焕,所以那个“边臣”不是他还能有别人吗?而后来的那句“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也是指的袁崇焕。至于袁崇焕是不是阉党本专题也另有文专述,所以这里只提出袁崇焕自己“结交近侍”的程度远比毛文龙更厉害,但他却以此为罪名要斩毛文龙,这可算是严于人而宽于己的典型。

4、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

袁崇焕所列的第二条当斩之罪是“欺君”之罪,这是论罪性质最严重的一条:

“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文龙自开镇以来一切奏报,一事一语,皆属欺诳,杀降人、杀难民以报首功。刘兴祚夺来二十余人,而曰数百人,欺诳孰甚,二当斩。”[13]

袁崇焕把毛文龙以前斩获的首级、献的俘虏,都算成是谎报、欺诳,说毛文龙的功劳都是伪造虚假的。不过,朝廷对于毛文龙以往所报的功绩,也不是他报什么就算什么,而是要查验的,比如毛文龙报上来的首级,都是要专门派遣官员去查验的,下面我们试举一例:

“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14]

由上文可知,袁崇焕本人也是曾经参与查验的官员,而且他的查验结果表明毛文龙的战功并非皆是虚报,他本人就是一个有力的人证,可当他杀毛文龙的时,却说“文龙自开镇以来一切奏报,一事一语,皆属欺诳,杀降人、杀难民以报首功”,这分明是在自相矛盾,是在罗织罪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袁崇焕将所谓“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的标签,用罗织形式强加在毛文龙身上,倒不如自己留下受用更为合适,因为他的如下事迹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欺君了:

1)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对于蒙古喀喇沁部三十六家背叛明朝而投靠后金的事实,袁崇焕在奏报中有意轻描淡写,是明显的谎报和瞒报。

早在袁崇焕卖粮食以前,喀喇沁部就已经和后金来往密切,跟后金议和、结盟、会兵、遵后金国制,接受了后金的收编,按照后金的要求,后金对明朝发动攻势,喀喇沁部必须从征。

“辛未上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15]

“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16]

对于蒙古喀喇沁部三十六家的这些情况,袁崇焕不会不知道,可是他在奏章中却说喀喇沁三十六家“未与奴通”,只是“依奴而自固”,这种说辞显然隐瞒了喀喇沁部落已经投靠后金的事实。

“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业责无与奴通。”[17]

在袁崇焕的奏章里,他还“借”蒙古人之“口”,向崇祯保证,这写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18]

可后金入犯蓟门之时正是由喀喇沁蒙古带路,理由则是他们曾受抚赏而熟悉路径:

“上亲率大军伐明,谒堂子启行,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尔噶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用为进兵向导。”[19]

如此一来袁崇焕“借”蒙古部落之口保证的“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欺君行为。

2)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在后金自蓟门破口入关以后,袁崇焕受崇祯委派,指挥各路援军堵截皇太极。袁崇焕率军赶到了蓟州布防,他奏报崇祯,称他的布署可谓万无一失:

兵部疏言袁崇焕揭帖:“……入蓟城,歇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初臣虞阑截我路未必及蓟,今及之则宗社之灵,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马力今可施矣”

接袁崇焕塘报:“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丰润、玉田守则不忧矣。”

虽然袁崇焕的保证言之凿凿,但结果却是皇太极数万人马不战而越过了蓟州,并直扑京师,袁崇焕的布防形同虚设。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20]

“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21]

“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获一汉人,令持书招降。”[22]

从《满文老档》的记录来看,后金军于十三日到了蓟州,还专门派了一个被俘虏的生员去蓟州送招降书,所以袁崇焕绝对不可能不知道皇太极的后金军已经来到蓟州了。

另外,后金军扎营的地点离蓟州也不远,离城只有五里地,如果袁崇焕在蓟州“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那他也应该侦察到后金军的动向。

但是,十四日后金军不战而到三河县,这说明袁崇焕的堵截毫无作用。若将这样的结果与当初袁崇焕的保证联系起来,那就是一种欺瞒,因为袁崇焕把侦防能力连五里都不及、后金军来去都不知道的布署,吹嘘成是万无一失的防线。当然,也有人认为袁崇焕根本就是放后金过去的,如果他有如此的作为,那他所谓“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又成为了一句经典的空话、大话,而且与他的所作所为自相矛盾。

其实,袁崇焕个人性格有相当的缺陷,除了轻浮、好事以外,经常说话自相矛盾几乎成了习惯,这种性格上天生的缺陷最终导致了他成就了一系列的大话、妄言,他以如此的行径最终落得个“专恃欺隐”的罪名是在不为过。

5、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察核

袁崇焕将“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核”列在了“一当斩”之中:

“国典祖制非五府官不领兵,即专征于外必请文臣监之,文龙夜郎自大,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察核,一当斩。”[23]

其中所谓“九年”应该是包括了天启朝的七年(天启仅有七年),以及崇祯朝的两年(毛文龙于崇祯二年被害于双岛),也就是说毛文龙的兵马钱粮从来都没有人核查过。

可是,毛文龙的东江镇之兵马是受朝廷核查的,而且一直是少算了兵马,以下是崇祯年间朝廷核定东江军兵马钱粮的相关奏章:

“戊辰平辽总兵毛文龙言:饷臣黄中色查简,壮实堪战兵三万六千余名,此止就本岛各营所隶步伍之数也,若云从铁山、昌城、满浦、獐鹿、三山、旅顺、诸岛并出哨屯种等官兵,并未实核。遂不肯竟查阅之局。将虑无饷而兵哗难制耶,臣业己戒令弗哗矣。将虑各岛未必听查耶,臣业已原同饷臣逐岛听查矣。今止阅皮岛兵丁,而各岛执不肯往,以一岛兵丁之数,谓各岛兵丁统在其中,昧良心甚矣。

旨云: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难与内地佥募额饷相同,文龙宜乘机奋勇,着有显效,谁得以糜饷借口,朕甚望之。”[24]

史料显示崇祯元年七月,专理粮饷的“饷臣”黄中色到东江勘察兵马数量,其在皮岛一个岛上统计的堪战兵丁“步伍”就有三万六千人,而东江镇在铁山、昌城、满浦、獐鹿、三山、旅顺等地,以及诸岛还有兵丁、屯军、哨探等官兵,其数量还没有统计在内。不过,最后因为黄中色不愿意去其他地方统计兵丁数,所以就按照皮岛一岛的“步伍”来核定东江镇的兵马粮饷,为此毛文龙大为不满。

崇祯看了奏章以后,分别对核查兵马粮饷的“饷臣”和毛文龙发出了旨意。崇祯要求清查东江镇兵马的“饷臣”不要以核查内地募兵的标准来对待东江镇。说东江镇屯聚海岛是为了给辽民避难的,所以“荷锄是民,受甲即兵”。随后,他又鼓励毛文龙多立战功,以战功来回击那些置疑之声。

其实,崇祯的意思是让“饷臣”多算一点儿东江镇的兵丁数,也是对毛文龙不满黄中色拒绝核定其他地方兵丁数的一种补偿。

另外,在《崇祯实录》里还有一条朝廷核查东江兵马的记录:

“毛文龙请饷。初,毛文龙称麾下兵二十万余,朝廷为治饷。兵科给事中王梦尹、翰林(编)修姜曰广谐岛阅视,称十万。及登莱道王廷试复裁之,定额二万八。问龙大不平,遂上章求饷。”

从这两条记录来看,毛文龙的东江镇兵马粮饷是受朝廷核查的,和袁崇焕罗列的“当斩之罪”有很大出入。不过,最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还亲自提到过朝廷核查东江兵马之事:

“督师尚书袁崇焕疏言:东江兵二万八千,此道臣王廷试之言也。约数十万此,镇臣毛文龙之言也。臣屡令人察之,无数十万,然亦未必止二万八千。今只计应用兵若干与能,能飬兵干,亦安能尽辽人而兵之,而养之则二万八千,之外例如关外随便安插任其自为屯种可也。帝从之。”[25]

从袁崇焕这段叙述来看,他是完全清楚东江镇被朝廷核定兵丁数为“二万八千”是经过朝廷数次核查而来的,可是他在斩毛文龙的时候却公然说东江镇“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核”,这简直是罗织罪名,而又难以自圆其说的典型。

6、侵盗边海钱粮

袁崇焕在论这条罪的时候,用的论据是毛文龙给兵丁的粮食很少,所以他论了毛文龙“侵盗边海钱粮”之罪:

“文龙自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每月止散米三斗五升,侵盗边海钱粮,四当斩。”[26]

如果朝廷给够了军饷,而毛文龙的士兵又领不到足够的军饷,那肯定说明毛文龙贪污,但问题是朝廷并没有给够东江镇的军饷,所以每个士卒所领到的自然也就少了,这能算毛文龙贪污吗?

以下是毛文龙陈述朝廷在核查其兵丁数量中严重漏算的情形:

“总兵毛文龙疏言:……及登莱道臣王廷试奉旨汰兵,将各岛哨守兵士俱不点阅,只将皮岛官兵一看定为二万八千,此亦不揣朝廷恢复之计,止狃目前乏饷之筭耳,以臣枵腹之卒二万八千,而欲取胜数十万之众,使天下人闻之畴不笑?臣之不能料敌如,此国家之误用微臣如此哉。”[27]

而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毛文龙还提出,东江的军饷不仅是人数上被大打折扣,而且在每士兵员额下,其军饷也裁减至关宁军的一半:

“臣处东江原为关门牵尾,关门接壤神京每月一两四钱米一斛尚不敷用,况东江悬海,风涛巨测,百物腾贵,而反议每兵银七钱米一斛,使各兵肯安心东江耶?”[28]

前文有记载说曾经朝廷核定东江军兵员为“三万六千”,毛文龙称这仅是皮岛一岛的“步伍”,其他地方和岛屿均未计算,大为不平,但后来朝廷又缩减在“三万六千”裁减到了“二万八千”,在此基础上又将东江军每个员额的军饷减少大关宁军的一半,这样再三的降低东江的供给,必然导致毛文龙捉襟见肘,而袁崇焕也知道东江的军兵人数不止“二万八千”:

“督师尚书袁崇焕疏言:东江兵二万八千,此道臣王廷试之言也。约数十万此,镇臣毛文龙之言也。臣屡令人察之,无数十万,然亦未必止二万八千。”

由此可见,袁崇焕是明明知道东江军被少算了员额。另外,毛文龙从来没有报过“数十万”之多,有记录的是“十五万”,这里面有相当部分是“屯军”,也就是老弱的辽民,以屯种为主不一定能堪战的,这与内地的募兵不一样,因为朝廷对这部分失去家园的辽东有补助、体恤的意思,所以崇祯的上谕中曾提到:

“旨云: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难与内地佥募额饷相同。”[29]

如果按照“十五万”到“三万六”,再到“二万八”,最终再在“二万八”的基础上军饷还要减半,这是打了多少折扣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江军每个士卒只能分到“散米三斗五升”是毛文龙克扣军饷造成的?还是袁崇焕坚持以“二万八千”来定东江员额,并减半军饷造成了?

要澄清这个问题,最直接的证据是后来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以后,自己接管东江镇时,东江镇的军饷陡增一倍的事实:

“尚书袁崇焕咨覆前事,内开东江一旅于榆关,为犄角之势,东西而奇正相生,牵制出奇,相互为用者也。兵将之多寡,管伍之布置,本部院今方从关内外做起。该镇兵马尚烦,量力度势以更定,以兵设官,兵应定额,则官亦应定员。今目照该道裁定二万八千□饷,每兵照关宁一月一两四钱米一斛,岁该银十六两八钱米六石。二万八千名,共该银四十七万零四百两,米一十六万千石。”[30]

其中提到的“每兵照关宁一月一两四钱米一斛”,和先前毛文龙申辩时提到的“每兵银七钱米一斛”相比,军饷由“七钱”变成了“一两四钱”足足增加了一倍。

如果毛文龙贪污军饷是克扣士卒,那杀了毛文龙以后,他克扣的那份儿军饷应被分派到了士兵手里,这样东江镇的军饷起码应该够用才对;而如果毛文龙是以“虚兵冒饷”的话,那东江镇的军饷在他死后应该有所减少说得过去。

可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以后,军饷反而陡然增加了一倍,这显示东江镇以前的军饷根本就不够用,这种情形之下,是毛文龙克扣士卒,还是朝廷克扣东江镇?是毛文龙“虚兵冒饷”,还是军饷根本就没有足额派发?

而袁崇焕之所以要提升东江镇一倍的军饷,应该是用以前的数额根本不能维持东江镇的运作,可他却论了毛文龙“侵盗边海钱粮”之罪,这样论罪非常离奇,因为毛文龙以前“侵盗边海钱粮”都能维持东江镇,而袁崇焕自己“清正廉洁”却要陡增一倍军费才能维持?到底谁更象是在贪没?

倘若毛文龙是“虚兵冒饷”那必然说明以前东江之军饷绰绰有余,而如今袁崇焕自己陡增一倍东江军饷,那还不中饱私囊?如果毛文龙克扣士卒军饷,那东江镇八九年来岂能不哗变?但讽刺的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以后,东江镇的哗变反而此起彼伏,最后还反出了清朝三个异姓王……

综上所述,袁崇焕是明知东江镇军饷被严重的少发少派了,因此才导致了每个士兵手中只有“散米三斗五升”,但他却还以“侵盗边海钱粮”对毛文龙加以诬陷,这是典型的自相矛盾式的罗织罪名。

7、皮岛白骨如山、草菅民命

应该说这是一个煽情指数比较高的“罪名”,袁崇焕的叙述如下:

“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米一升,令往北地掘参,屡遭屠杀,其畏死不往者,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当斩。”[31]

在这条罪名中袁崇焕指责毛文龙一手造成了皮岛辽民“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的局面,可真正罪魁祸首真是毛文龙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来看毛文龙对袁崇焕的指责:

“总兵毛文龙疏言: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如死灰,因圣恩未报,力疾以做未完之局,臣之愚忠也非栖栖恋位也,邸报见皇上宣召廷臣,问对发帑记注,臣涕泣感叹。因记刘爱塔来时云,东事今冬必图大举,臣割断流言,预筭克五岭关等处,使褁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之,鬼神知之,不敢一字欺圣明也。

然各岛兵丁,正月早已绝粒,赊借客粮,寻挑野菜度日。不意三月初七日,见督师尚书策画东江事宜一疏,欲以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登舟,由旅顺以至臣处,而津运粮料亦由靖海以及觉华岛,俱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

臣读毕愁烦慷慨,计无所出,忽闻哭声四起,合岛鼎沸,诸将拥进臣署言,兵丁嗷嗷以至今日,望粮饷到,客(舡)来,有复辽之日,各还故土。谁知袁督师将登州严禁不许一舡出海,以致客舡畏法不来。

且山东布政司钱粮,及青登莱三府官粮,竟无影响,故尔各兵慌忙云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况兼饥饿无飧,不得不苦,不得不哭,臣急谕以有,粮饷有,毋得轻听谣言,多方慰抚,哭声始得稍息。

至初八日,纷纷群聚,竟续宁远,揭竿之状。臣怒发上指,请旗责谕各营将官,不能禁约兵哗者,将官立斩。是日,虽得不哗,而人心不一从此变矣。

至初九日,家丁急报,兵聚海边,抢舡杀人。臣即亲带数十骑驰至海边,而降丁与辽兵争舡已先,血刃相杀。幸得潮来,长满臣至,厉声而人俱下舡,慰以前岛移米分给,复诱之以官粮米随来,男妇万余跪哭震天云:非我等不忠不义,实是各要逃活性命。臣亦怜泣抚之,独恨降丁无状,立刻查出为首二名,枭示军中,方得稍定。

臣还署,自悲不知几时得米,臣思绝粮兵变亦死,死而不得其法,人犹笑臣无用。臣敢题明,海上必不可禁,然后就死于一军之前,庶可代十余万生灵也。”[32]

在毛文龙这份崇祯二年四月所上的奏章中提到了几个基本事实:

一、东江镇在正月就已经断粮了,只能靠赊借客粮来度日,所谓“客粮”也就是一些商贾的粮食。

二、袁崇焕改变了东江粮饷的海路,以前从登州发至毛文龙处,现在改由宁远到旅顺再到毛文龙处。

三、袁崇焕下了禁海令,除非有他的允许,否则登州片帆不得出海。

四、因为绝粮禁运所以东江镇士卒开始哗变闹事。

五、毛文龙愿意以死来换海禁的解除,以此来挽救东江军民的性命。

从这五个简单的事实不难看出,对于东江镇因缺粮都而导致军民“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的惨剧袁崇焕难辞其咎。

首先,东江镇在正月断粮以后,本来是可以用“客粮”来暂时维续的,但袁崇焕却禁止海运,所以导致了东江镇的饥荒。其次,袁崇焕想当然的改变东江粮道,是有背常识的,因为从觉华到旅顺并非是一条稳妥的海路,此路相比原来自登州往东江发运要艰险很多,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用朝鲜使节对袁崇焕“改贡道”而引发的非议来印证:

“先是,正月间朝鲜国进贺陪臣李悦抵山海关,因东兵猝犯,道路阻绝,悦留督府,遣书状官郑之羽自天津达京师,仍驰启国王极言:觉华路险,所经铁山嘴诸处,波涛汛急,绝无岛屿依泊,昨冬使臣尹安国已遭覆没,若自平岛至登州,风便一日而达,乞上奏天朝,改觉华之路仍由登州。葢辽路断绝,朝鲜贡使取道登莱者,已十余年,自袁崇焕督师题改觉华,故迂其途以存杜绝奸萌之意,殊为舍易就难,去安就险,故其臣谆谆欲复之也。”[33]

这是崇祯三年十月的一条归档记录,其中提到“正月间”朝鲜使节抵达山海关以后,派遣“书状官”到京师递交了朝鲜国王的请求,说袁崇焕“改贡道”以后,经由铁山嘴到宁远外的觉华岛,风高浪急,途中又没有岛屿可以停靠,去年冬天朝鲜使臣尹国安就在海上失踪了。而从平岛到登州,如果风向有利则一天就可以到达,所以请求天朝驳回以前袁崇焕所改去觉华岛的路线,依旧按照以前登州上岸的安排。朝鲜因辽路阻断而从海路进贡,经登州已经有十几年了,袁崇焕提出改去觉华岛的安排,实属“舍易就难,去安就险”,也就是有背常识,所以请求更改。

袁崇焕所制定的“朝鲜贡道”和“东江粮道”都是差不多的路线,都是从觉华、宁远往铁山水道方向,也就是朝鲜所谓“舍易就難,去安就險”的那个选择。而袁崇焕之所以要这么安排“东江粮道”,无非是想把持东江镇的命脉,从而控制毛文龙及其东江镇,为他“议和大计”铺平道路,他完全没有为东江十余万军民着想。

袁崇焕自己“改粮道,禁海运”酿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是他杀了毛文龙之后,却居然用自己所导致的后果来论毛文龙的罪,真可谓颠倒黑白。

另外,在袁崇焕的那条“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的指控中提到的一些细节也值得推敲,比如“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这个细节好象是说毛文龙为了自己私利而阻止辽民渡海一样,但实际情况是毛文龙申饬了对“宁远”群情激愤的东江士卒,制止了可能的哗变,并劝阻了要抢夺辽兵船只的东江军民:

“至初八日,纷纷群聚,竟续宁远,揭竿之状。臣怒发上指,请旗责谕各营将官,不能禁约兵哗者,将官立斩。是日,虽得不哗,而人心不一从此变矣。

至初九日,家丁急报,兵聚海边,抢舡杀人。臣即亲带数十骑驰至海边,而降丁与辽兵争舡已先,血刃相杀。幸得潮来,长满臣至,厉声而人俱下舡,慰以前岛移米分给,复诱之以官粮米随来,男妇万余跪哭震天云:非我等不忠不义,实是各要逃活性命。臣亦怜泣抚之,独恨降丁无状,立刻查出为首二名,枭示军中,方得稍定。”[34]

由此可见,毛文龙陈述的情况与袁崇焕所谓的“不令一人渡海”是两回事。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文龙的疏奏在先,而袁崇焕的论罪在后。这个先后顺序意味着毛文龙不可能未卜先知的洞悉袁崇焕杀他以后将会如何诬陷,而事先就“编造”一个奏章摆在前面,用以反驳袁崇焕后来的指控,况且在此事件中当事人并不止东江的军民,还有那些被抢船只的辽兵,毛文龙上疏的奏章也不能肆意胡说,故依照毛文龙陈述的情形足以证明袁崇焕后来所谓“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的指控不实。

另外,在袁崇焕的指控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日给米一升,令往北地掘参,屡遭屠杀”,这一个细节描述的是毛文龙将辽民组织到“北地”(朝鲜)去挖高丽参,每人每日给米一升,而挖高丽参有一定危险,故而辽民时常遭遇不测。袁崇焕在指控中罗列这个事情,无非是要显示毛文龙在东江为私利而强迫辽人去挖高丽参,且每日又只给非常少的口粮,在朝鲜挖参的辽民还时常遭遇不测,他想用这样的事实来说明毛文龙在东江镇是如何的奴役辽民、鱼肉百姓。不过,袁崇焕所陈述的这个细节中包含的信息,能给好几件关键的事情提供重要的线索。

首先,袁崇焕所提供的“日给米一升”这个数据很重要,如果每人每天给一升米,那一月算下来就是三十升米,而十升合一斗,所以去朝鲜挖高丽参的那些辽民,每人每月所领取到的口粮就是“三斗”,这个数字跟毛文龙士卒每月的“粮饷”——“散米三斗五升”都差不多了,其身在军旅的士卒只不过比这些挖参的辽民多了五天口粮而已。这每月五天口粮的差异应该来自危险性的不同,挖参虽然也有遭遇不测的可能,但是毕竟弱于士卒上阵撕杀,士卒每月多领五天口粮无可厚非。由此可见,毛文龙给对挖参的辽民“日给米一升”并不算少。

其次,毛文龙派辽民去朝鲜挖高丽参并非是为了中饱私囊,他是为了以高丽参去跟商贾换米回来贴补东江镇的粮饷不足,这可由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接管东江镇以后,不得不增加东江镇军饷来获得印证。因为袁崇焕既然将派遣辽民挖参作为一项指控的内容,那他肯定不会再让人去挖参了,而如果毛文龙把以前卖高丽参的所得都私吞了,而不是贴补东江镇,那东江镇的维持费用绝对不可能出现需要补足的空洞。所以,只有在毛文龙将卖高丽参所得贴补东江镇维持费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袁崇焕接管东江、取缔挖参之后需要增加一倍军饷来补足的局面。

第三,袁崇焕在另外一个指控中称毛文龙“自开马市私通诸部落”其实是暗示毛文龙有通敌的嫌疑,因为“私通诸部落”明显是在说毛文龙与蒙古或后金交易。不过,毛文龙挖高丽参去卖,能是卖给后金或蒙古部落吗?后金的特产之一就是山参,怎么可能从毛文龙那里去购买?而蒙古部落对高丽参的需求微乎其微,所以高丽参主要销售对象还是中原地区,故毛文龙卖高丽参之交易对象应是中原商贾,这跟毛文龙奏章里所提到的东江镇经常和登州船只来往是对得上号的。

最后,东江镇与登州商贾交易高丽参以换粮食之事,既可以解释毛文龙奏章中称其所部在正月绝粮以后依然可以维持,又可以让人理解在袁崇焕下令禁止海运、登州片帆不得出海之后,毛文龙及东江镇军民反应为什么是那么强烈:

“臣读毕愁烦慷慨,计无所出,忽闻哭声四起,合岛鼎沸,诸将拥进臣署言,兵丁嗷嗷以至今日,望粮饷到,客(舡)来,有复辽之日,各还故土。谁知袁督师将登州严禁不许一舡出海,以致客舡畏法不来。

且山东布政司钱粮,及青登莱三府官粮,竟无影响,故尔各兵慌忙云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况兼饥饿无飧,不得不苦,不得不哭,臣急谕以有,粮饷有,毋得轻听谣言,多方慰抚,哭声始得稍息。”[35]

东江军民此时已经断粮,而又被禁海,登州粮船纷纷“畏法不来”,这对东江军民来讲自然是“烂喉切我一刀”,而等待他们的将是饥荒无食。

综上所述,到底是谁一手造成了“皮岛辽民“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的局面实在一目了然。

8、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

在“丁卯之战”中,后金尽遣主力到朝鲜作战,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毛文龙。而后金之所以能深入朝鲜腹地作乱,其直接原因是由于袁崇焕拒不策应造成的,袁崇焕的意图则是抓紧时间修缮大凌河、小凌河、锦州三城,而为了这些城池的修筑,他甚至可以放弃友军和盟友,这在他的奏报里有所体现:

“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乘彼有事东江且以款之说缓之,而刻日修筑……”[36]

而皇太极却是打着“议和”的幌子,遣使来宁远大行“缓兵之计”的情况下,袁崇焕这番说辞就显得很笨拙,被后金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自知。

毛文龙虽远在朝鲜但却一针见血的戳穿了对后金的伎俩,他上指出后金的后方兵力空虚确是事实,而皇太极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的攻击东江和朝鲜,就是因为袁崇焕在“议和”所以拒不捣虚、策应:

毛文龙报称:“奴于今年突犯东江,皆因西边讲和,关上兵马自然不动……据北听密报万分真确,新汗手下兵马不满一万,俱是心寒胆怯,常怕西边大兵直捣。”[37]

不过,袁崇焕并不把铁山之失以及朝鲜遭屠戮算成跟他有关,所以他能大言不惭的将其作为别人的罪名罗织出来:

“铁山之败,杀辽人无筭,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十一当斩。”[38]

而在这条罪名的后半段细节里,袁崇焕还提到“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这个指控给人的印象是毛文龙在“丁卯之战”中因战败或临阵脱逃,狼狈回到皮岛。不过,袁崇焕此条罪名的罗织跟他自己以前的话形成了经典的自我矛盾:

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谨题当道诸名公:“毛帅每冬冰交,则避之海岛,天下所知也。铁山所留者,老弱及丽人耳!”[39]

在这封奏章中袁崇焕明确的指出,毛文龙主力冬季是要避之海岛的,可见袁崇焕并非不知道这个情形,可是他却要肆意指责毛文龙“临阵脱逃”,实在有罗织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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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祯长编》卷二十三]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3][《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4][《崇祯长编》卷二十三]

[5][《明清史料1》甲编第8本,“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6][《明清史料1》甲编第8本,“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7][《明清史料1》甲编第8本,“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8][《崇祯长编》卷二十三]

[9][《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三]

[10][《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1507页]

[11][《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1507页]

[1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

[13][《崇祯长编》卷二十三]

[1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

[15][《清太宗实录》卷五]

[16][《清太宗实录》卷五]

[17][《明清史料1》甲编第8本,“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18][《明清史料1》甲编第8本,“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19][《清太宗实录》卷五]

[20][《满文老档》天聪三年十一月第十九册]

[21][《满文老档》天聪三年十一月第十九册]

[22][《满文老档》天聪三年十一月第十九册]

[23][《崇祯长编》卷二十三]

[24][《崇祯长编》卷十一]

[25][《崇祯长编》卷二十三]

[26][《崇祯长编》卷二十三]

[27][《崇祯长编》卷二十二]

[28][《崇祯长编》卷二十二]

[29][《崇祯长编》卷十一]

[30][《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二]

[31][《崇祯长编》卷二十三]

[32][《崇祯长编》卷二十]

[33][《崇祯长编》卷三十九]

[34][《崇祯长编》卷二十]

[35][《崇祯长编》卷二十]

[36][《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

[37][《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三]

[38][《崇祯长编》卷二十三]

[39][《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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