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中国必须进行经济理论反思(zt)


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假设与实际越来越远

目前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道,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必须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

西方经济学有非常严格的假设前提。这些前提有的明示了,有的没有明示,比如“自由贸易”学说主张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却不包括劳动力,这与西方人权理论是矛盾的。如果允许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那么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就会被“国际移民”代替。正因为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所以才能吸引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结合,变成商品出口。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周期分析假设没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在中国就必须考虑这两项因素。现在国家大规模项目建设出台也有两个假设前提,这就是能够有效地控制公共工程中的腐败,能消除制度障碍带动民间投资,如不能,那么就只能有短期效果,长期花光了家底,效益和公平都会受到影响。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前提已经被修正,如“理性人”,“信息对称”,“没有垄断”等。还有一些假设如“市场均衡”也将得到纠正。决定理论的成败不在于逻辑,模型和参数,而在于其假设前提是否符合实际。如不符合,迟早要被社会抛弃,这是“实践检验理论” 的要害。

制度决定论并没有被克服

制度决定论危害中国,从极左到极右已有数十年历史。前三十年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到了文化革命时期越来越左。“文化革命理论”进一步把人的本性和思想观念直接归结为“所有制”决定,称“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要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改变人的自私性,消灭等价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错误的理论假设导致极左的政策体制,经社会实践证明失败。中国在依靠国有制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改革开放。

后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理论同样走向教条以后,暴露出与计划经济教条同样的弊病。教条就是教条,表面极端对立,实质相通相同。制度决定论并没有被克服,而是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优越变成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优越。新的提法是“产权至上论”,鼓吹“私有产权效率最高”。其实效率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所有制和产权,而与管理,技术,外部环境和产业性质有关。计划经济时期铁道兵和工程兵是军事建制,修起铁路公路来比起市场经济的工头加农民工,是不是就没有效率?恐怕不能从所有制出发一概而论吧。


改革初期为改变国有经济独大,编排了许多理论贬低国有企业。最早最有影响的是匈牙利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政府和企业是“父子关系”,儿子注定要乱花老子的钱。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应退出大部分竞争性部门,是因为行政领导体制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但国家应有自己的战略产业,其体制是寡头垄断而不是完全竞争。这些年来中国真是一心一意搞市场经济,比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都是国家支持的寡头垄断企业,可中国有十几家飞机公司,过于分散。

产权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私人虽然在主观上不愿意乱投资,但客观上难免乱投资,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是难以把握的。具有讽刺性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上市公司竟然最没有约束,这几年经济过热,盲目扩张最严重的就是他们。事实证明,什么企业制度都不能阻止企业在“通货膨胀幻觉”下盲目扩张。美国的房地产和个人消费都是盲目扩张。中国民营企业首当其冲,上市公司紧随其后,过去批判国有企业的弊病,其实它们都有。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够避免盲目扩张,那是由于企业家个人独具慧眼,是个人素质决定的,与产权关系不大。

向中国推销产权理论,是改革初期美国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策划的,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以后会出现信仰真空,需要用制度学派填补。30年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超越科学地位,成为一种信仰体系。而中国人盲目接受西方经济学并把它教条化,已给我们酿成重大损失。在理论上贬低国有企业,为权力资本低价收购国有财产提供了理论根据,是他们制造了四年的股市低迷,借机低估国有资产,大大捞了一把。

对先生存些警惕之心没有坏处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非常虚心地研究和学习了西方的经验。后来我们发现,西方这位先生并不诚心。他们的政府帮助企业推行技术标准、控制他国产业、推销商品,但是他们给发展中国家政府规定的首要职责却是“给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投资环境”。每遇经济危机美国都搞经济扩张甚至以战争刺激经济,但是美国却一向对他国广泛推销休克疗法,1949年在日本,后来在拉丁美洲和俄罗斯,1997年在亚洲都是如此。把别人搞休克了,他们自己的“投资银行”趁机收购廉价优良资产,叫“吃死尸”。这都要求我们的心思也只能复杂起来,看看先生那里有什么阴谋没有。这不是法庭举证要无罪推定,而是一种理论假设。我们假设有阴谋,因此才呼吁国家提高警惕,注意金融和产业安全,有什么不好?有警惕总比没有好。

如果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家以学习西方为主线,那么中国进一步崛起就需要自己独立的理论创新,至少不能盲从于外国经验和理论,不能把西方文明作为“普世价值”,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稳定而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就可以改变许多规则,逐渐形成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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