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蒋介石研究:如何正确看待一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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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大陆蒋介石研究:如何正确看待一个失败者

时间在我们身边轻轻滑过。去世三十年后,当年曾经如此强势的蒋介石转瞬已成过眼云烟。作为一个曾占据中国最高权力层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人物,一个和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荣辱兴衰紧紧连结在一起的名字,蒋介石在现实世界里的渐行渐远确切无疑地指示着一个时代的远去。蒋介石活跃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变动、大分化的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会像20世纪那样面临着如此之多的难题,又负荷着如此之重的任务。在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大时期中,蒋介石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乎是接踵而来,又接踵而去,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注定会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难以忘怀的话题。

大时代往往意味着大变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共两党一代领袖的相继离去,如此激烈地展开着一个时代的人们,又以如此令人眩目的速度迅速成为历史。潮起潮落,此消彼长,随着蒋介石庞大身影在现实世界里的日渐消淡,他却逐渐成为历史学者关注的焦点。19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历史学界关于蒋介石研究的进展,事实上成为大陆民国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蒋介石研究真正在大陆历史学界展开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当时,随着学术研究的整体推进及两岸关系出现转机迹象,蒋介石研究开始受到学界注意。80年代中后期的一段时间内,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论文明显增多,研究范围虽集中在早期,但已涉及到蒋介石一生的多个方面。研究者讨论了蒋介石与江浙财阀、共产国际、孙中山、法西斯主义等的关系;考察了其在东征、中山舰事件、1927年访日、“两广事变”、“围剿”红军等历史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研究了1924—1927年间蒋介石由革命阵营中的重要一员逐渐走上反共道路的蜕变历程。通过蒋介石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对蒋的早年生涯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和定位,指出蒋早年作为革命党中的一员,加入同盟会,长期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武装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革命斗争;陈炯明叛乱时,坚定地与孙中山站在一起,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研究者强调:从孙、蒋相识到共患难的十余年,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时期。总的来说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虽曾几度消极,但经孙中山的教导,终能继续奋起,以至在关键时刻,做出革命的选择。孙中山则把蒋介石视为难得的革命人才,苦心引导,逐步委以重任,从而使这个后起者成为自己晚年所倚重的“干城”。国民党改组,加速联俄步伐后,蒋介石作为孙中山晚年所倚重的重要助手之一,在许多重大事件中承担了关键的使命,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是“一个领袖与一个革命者、一个助手的关系”[1]。总体上看,蒋介石早年“选择了符合历史潮流的立业道路”[2]。不过在此期间,他曾受陈其美指使,参与革命党人的内部争斗,指挥刺杀革命领袖陶成章,是他早年历史不光彩的一页。郭绪印对蒋介石早年与帮会的关系作了客观分析,强调:蒋早年和帮会发生关系大都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有关。这期间,蒋介石与帮会的关系不具反动性。以后随着历史条件的演变和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的变化,蒋介石与帮会的关系就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帮会成为他进行反共活动的一种“资本”。另一方面,蒋介石通过与帮会的接触,对帮会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帮会分子的冒险性有所认识,这使他在利用帮会维护统治地位的同时,又注意限制帮会势力的发展。[3]

对蒋介石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中的作用,这一时期研究给予了较多注意,曾庆榴通过对两次东征过程的具体考察,分析了蒋介石作为东征指挥官在战役指挥、政治动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蒋介石是“两次东征的主要领导者,主要战役、战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两次东征的历史,客观上是同蒋介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4]他和谢鹏飞在另文中还对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的政治态度作了具体研究,指出其当时既具有致力国民革命、反对军阀、反帝的进步一面,又具有反共的落后一面。[5]

和有关蒋介石早年历史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对蒋介石中、后期的研究明显较少,不多的几篇论文,主要集中在蒋介石的对日立场上。蒋介石1927年秋访日在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郭曦晓经过对相关史料的鉴别、分析,指出:蒋介石1927年秋访日是其亲日外交路线的体现,由于日本政府决意实行扶植奉系军阀、分离满蒙的侵华方针,蒋介石访日未能和日方达成谅解,以失败告终。济南惨案更直接宣示了其亲日外交路线的破产。[6]谢树坤、陈瑾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执行对日妥协方针,华北事变后其对日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总体上看,其对日本侵略的态度,表现出对妥协、退让的不满和抵制:对亲日派由合作联盟到宣告破裂;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由反对和镇压到默认和不管;对苏联由反对到趋向联合;对中共由全力“围剿”,到一面“围剿”一面谈判。[7]王 林具体研究了蒋介石的抗日态度,强调:“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政府抗战比较积极。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仍在抗战。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点一直是肯定的。即使在国民党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恶化情况下,中共中央也没有把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等同起来。蒋介石集团既然抗日,就应包括在人民之内。”[8]另外,何友良研究了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总体战略,分析了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期间实施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方针提出的过程和具体内容,认为这一新方略虽然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但仍可称得上是蒋介石军事生涯中“少有的一次‘佳作’”[9]。陈鸣钟则对两广事变中蒋介石的应对方略作了分析,指出蒋当时的基本方针是以非武力的途径来解决两广事件。这一是由于红军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威胁,蒋当时的着眼点在陕北,不愿对两广轻易用兵;二是蒋认为可用“中央”名义在政治上对两广施加压力;三是可通过收买陈济棠所部,以陈部的反陈力量驱陈。陈济棠既倒,广西陷于孤立,李、白也就易于就范了。[10]

从当时研究范围集中在蒋介石早期可以看出,处于起步阶段的大陆蒋介石研究还存在研究范围偏狭、研究不够深入、研究总量单薄的种种不足,学术水平,尤其是政治及学术环境的制约使这一阶段的研究还难以深入,不少研究文章保留着政治批判的痕迹,高水平的研究专著更是难觅。[11]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论著,杨天石的《“中山舰事件”之谜》在大陆蒋介石研究乃至整个中华民国史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作者遵循历史的客观原则,通过对有关档案的深入挖掘和细致分析,对国共关系上的重大敏感事件——中山舰事件作了全面研究,提供了关于这一事件迄今看来最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明。文章一方面指出以往关于蒋介石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和原始档案材料提供的真相不相符合,事件起源确属偶然;同时又索隐发微,通过对事件前后蒋介石的心态、广东国民政府的内部环境、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嫉视等诸多因素的深入分析,驳斥了蒋介石集团关于中山舰调动为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蓄谋的种种说法,道出了中山舰事件由偶然转向必然的内在原因。指出:“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12]。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更多的蒋介石有关档案史料的公布,随着更多研究者的介入,大陆蒋介石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这一时期明显特征是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内容涉及到包括台湾时期在内的蒋介石一生的各个时期,以往基本没有触及的蒋介石在经济、外交、社会、思想文化诸领域的活动均有专论论及,一批有关蒋介石的传记、专著纷纷出版。[13]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向实事求是的科学性方向发展。

蒋介石当政的时代,正是日本侵华和中国民族存亡绝续、艰苦奋斗的关键时期,蒋的对日态度、方针及其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肯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14]刘大年则明确指出:“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15];国共两党“都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作出了载诸史册的贡献”。[16]这都从原则上肯定了蒋在中国人民走向抗战过程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段异常丰富的历史现象,研究者还作了大量的具体研究,力图更为完整、真实地展现这段无论对蒋个人,还是对中华民族而言,都不容忘却的历史。

蒋介石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内政外交政策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在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轻易沦陷。这一结果,过去一般认为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始终没有确实史料可以证明蒋在九一八事变时给张下过不抵抗命令,用以阐述蒋下令不抵抗的证据,均为其处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方针,而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命令。俞辛焞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指出:张学良、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态度基本相同,不抵抗政策为张学良自觉自主奉行。从蒋张关系看,如张不同意蒋的方针,张可以不听蒋的命令奋起抵抗。后来防守锦州时,蒋与南京数次令张抵抗,他却悄悄撤兵就是一个证明。[17]关志钢具体分析了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内在原因:对日军行动的判断有明显的失误,对事件的严重性掉以轻心;不愿单独对日开战,具有一定的恐日心理;保存实力,以放弃东北保住他自己占据的华北。其执行不抵抗政策是主动的,对这一政策的实行及后果,应负主要责任。[18]随着张学良自身对不抵抗责任的明确承担,这一问题已基本水落石出。不过,应该指出:肯定张学良应对九一八不抵抗承担主要责任,并不意味着否定张学良的爱国情操;而客观界定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是说蒋无须担责。关键是,我们应该进入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具体情境,了解为什么张学良会作出那样的举动,必须直面张学良当时的呼声:“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19]

事实上,无论是张学良抑或蒋介石,面对当时的历史情境,他们的选择都绝非轻松,毕竟,中国人已经在近百年的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而1930年代初的内政外交都还没有让人欣慰的进步。在此形势下,当政者有着难以承担之重,张学良的统一呼吁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其实可谓异曲同工。1990年代以来,当时的历史情境更多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安内攘外”政策成为研究重点,有关专论达十数篇之多。这些文章讨论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提出时间、内容、性质,对这一政策的分析、把握呈不断深入、全面的趋势。贺新城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严重民族危机这一角度出发,阐发了中国的统一问题。强调当时社会大多数人普遍认为,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统一,才有可能发动对日抗战,统一是发动全面抗战抵御外侮的必要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将安内(统一)视为攘外(抗日)的首要前提,和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是相似的。[20]

统一方能御侮,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点其实也深信不疑。问题是这种统一应该如何达成。有研究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要实现全民族的一致抗日,首先就要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内战政策。在国民党、蒋介石坚持专制独裁政策的背景下,“统一”往往成为其打击异己的武器,是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借口。在民族危机急迫情况下,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外妥协,对内反共,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祸国政策,应完全否定。[21]也有研究者注意将这一政策纳入当时中国内外整体环境中加以考察。黄道炫探讨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安内、攘外的具体内涵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对日抵抗“最后关头”提法与先安内后攘外判断的相反相成,“安内攘外”政策的走向等问题。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它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给当时的中国历史写下了极为沉重而痛苦的一段;同时又是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22]杨天石通过系统研读馆藏蒋介石日记,结合当时的历史发展现实,阐述了蒋介石战前对日方针的主旨及其演变过程。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退让为特征。蒋之所以如此,一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二是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三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勾践故事及老子等思想的某些影响。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同时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23]

在1930年代蒋介石由妥协走向抗战过程中,绥远抗战是表明其对日态度的重要一环。余子道考察了绥远抗战的全过程,指出其所体现的显著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晋绥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晋绥军(傅作义)是这一格局的基础,蒋介石支持这一抗战,中央军是这次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24]杨奎松根据台湾蒋中正、阎锡山档案得出的结论则是绥远抗战就其主要作战而言,并无中央军参与,但此一抗战从始至终都在蒋的主导之下进行。正是由于蒋的一再督促,才有阎锡山、傅作义的主动出击,而其中途停止,和阎锡山的动摇及蒋对之无力控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25]由此可以看出,到绥远抗战时,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和准备已到相当程度。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颇值研究。杨天石揭示了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和日本民间人士小川平吉、萱野长知之间的暧昧关系,详尽考察了双方开展的所谓“和平”工作的来龙去脉。认为:抗战前期,蒋一面进行对日作战,同时又维持谈判,准备妥协。其之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日方诱降,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关,也和中共及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关。同时谈判本身也有虚虚实实、兵不厌诈的成份。[26]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急于向中国方面“诱和”,展开所谓“桐工作”。 杨天石指出,这一谈判就中方而言,只不过是军统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代表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许多中方意见都是假的。而日方为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也曾巧言哄骗中方。蒋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逐渐认识到日方的欺诱,主张严拒,下令审查参与谈判的军统人员,但为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未立即关闭和日方的秘密谈判之门。[27]蔡德金也具体考察了抗战初期蒋介石的议和活动,认为交战双方在不分胜负情况下通过交涉达成妥协,促使战争结束是允许的。交涉只是一种手段。既然是交涉,必然有妥协,妥协不等于投降。蒋虽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默认态度,但“在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的情况下,也只能以如此有限度的要求为恰当”[28]。杨奎松则全面探讨了抗战前期陶德曼“调停”等中日秘密交涉。强调:就目前所知,几乎所有与蒋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蒋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蒋抗战态度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持久作战的足够思想准备,没有及早提出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29]沈予也探讨了抗战前期蒋介石的对日议和活动,认为蒋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作为对日议和条件,实际上是放弃收复东北四省的要求,是其把全民族抗战引向倒退的大暴露。蒋的对日议和,虽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但其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失利后政治上的严重动摇。[30]王建朗从1940年夏胎死腹中的中日交涉计划“张季鸾活动”有关档案入手,剖析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指出,对关内,蒋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更进一步要求日军退到长城线以北。对东北,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准备以特殊方法处理,但也不能简单以“出卖”东北名之。其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31]

1938年,汪精卫离开抗战阵营投靠日本,蒋介石在汪出走前后所作所为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并有所谓蒋、汪双簧的说法。张生、柴林不同意蒋、汪双簧说,指出蒋在汪精卫出走后,保持沉默、克制,直到1939年10月才公开严厉谴责,这样做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国民党内形势不明情况下,保持党内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二是避免刺激地方实力派,防止地方实力派与汪合作;三是出于对当时国际复杂形势的考虑,不希望因为汪精卫问题,给对日绥靖的列强造成中国关闭和平之门的印象。蒋这一做法,效果还是比较好的。[32]

作为曾被周恩来评价为“常以相当好的韬略来全面策划战役”[33]的军事指挥者,蒋介石的军事战略引起颇多研究者的注意。杨天石全面考察了蒋介石北伐时期在战略制定、发展、贯彻中的作用,认为蒋指挥北伐既有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不为遥制的成功经验,也有围城强攻的教训。[34] 曾业英对1929年蒋桂战争中蒋介石的军事谋略作了深入研究。指出战争爆发前,蒋坚持后发制人,留出和平斡旋空间,制造被迫应战印象,为军事行动赢得时间和人心;战争将发未发之际,蒋政治与军事措施并举,在争取友军、瓦解敌军等方面做了极其周密的准备;战争爆发后,蒋又灵活运用攻防结合的战略战术,成功瓦解桂系抵抗,并遏制冯玉祥进军两湖的决心,最终在讨桂战争中轻松获胜。[35]1930年前后蒋与各地方实力派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研究难度较大,该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个成功尝试。

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攸关抗战全局。1990年代中期,围绕着淞沪战役指导中,蒋有无引敌南下改变日军进攻方向战略企图问题,学术界展开过争论。孟彭兴、黄新田认为蒋介石发动淞沪战役,包含着“改变日军沿平汉线俯攻南下为溯长江仰攻西上之趋势,阻止日军遮断平汉线及将中国作东西纵向切割”[36]的作战目标,战役的结果在改变日军进攻方向这一战略目标上是成功的。余子道不同意上述说法,强调当时中方并无改变日军进攻方向的战略意图,淞沪战场形成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的结果,也未使日本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日本向西进攻武汉是在徐州会战之后。[37]黄道炫既不赞成对蒋介石淞沪战略“先见之明”的过高估计,也不同意完全否认淞沪战役前后中国统帅部战略指导上的良苦用心,强调战争是敌对双方的互动关系,淞沪战役战略的制定是战场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38]徐勇从日本方面的进攻计划着手,判断日本原定由北向南进攻的战略轴线并不存在,蒋介石固然担心日本的南下方案,但其基本判断是日本以上海、南京和长江为主攻方向,并由此作出相应部署。[39]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双方档案看,日本在战争初期没有完整的侵华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必要依据基本的战略原则对日本可能的进攻方向作出部署,以有战略对付无战略,不应认为是有战略的多余,而应体察其掌握主动的用心,事实上,抗日战争的走向,和中日双方的战略较量也是不无关系的。

抗战初期蒋介石在几个重要战役指挥中的成败得失也受到研究者的注意。曾景忠具体研究了徐州战役中蒋的作战指挥,认为太原、南京失守后,为尽可能推迟日军向武汉进攻,保障武汉这一中国东西重心大转移中轴,蒋决定在徐州奋力抵抗,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战役指挥中,虽然具体问题不无可訾议之处,但其攻势防御、以运动战游击战配合阵地防守的战略方针,基本思路是恰当的。[40]敖文蔚肯定了武汉抗战时期蒋的战略战术方针,认为其战略上贯彻尽力展开进攻、节节抵抗和外线牵制的作战原则;战术上注意运用机动战、运动战、游击战和对敌侧击等作战方式,积极防御特点较为明显,这是武汉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取得较大成功的关键。[41]刘五书则全方位研究了抗战相持阶段的蒋介石,指出:外交上这是蒋最活跃、最有建树的时期,在争取外援、维护国家主权、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取得一定成绩;军事上坚持抗战,同时调整战略战术,抵抗形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消极抗战;后方建设继续投入很大精力,在发展工农业、开发建设后方交通运输及保护、促进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做了不少难能可贵的工作。[42]

无人会予否认,蒋介石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关于其政治理念、政治运作的具体研究却并不多,这可能和多年来把蒋的政治定性当作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有关。近年,随着蒋政治影响的不断淡化,开始有论者在这方面作出探索。刘会军、郑率讨论了蒋介石大陆时期权力运用中的制约因素,指出作为一个权力欲极强的政治人物,蒋一直在争取绝对的权力,但大陆时期其权力仍是受到限制的,纵贯始终的是国民党实施宪政的政治理念,同时,国民党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挑战也使蒋独揽大权难以实现。[43]从蒋权力制约因素看,政治因素固然重要,但民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因素,其实对蒋介石集权的企图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郑率进一步具体研究了蒋介石1928年前后的政治运筹。指出1928年统一前后,蒋对外面临着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的很大压力,对内受到军阀势力的挑战,处境艰难。在这一民国政治转折重要关头,蒋在外交上成功抵制了日本对华统一的干涉;对内则急功近利,以裁兵削夺异己势力,忽视了利益调整与政治妥协,终至统一良机丧失,成为其政治败笔。[44]1927年反共是蒋介石政治路径的一个重要拐点,而他的反共,和其对苏联的态度大有关联。以往研究者普遍认为,蒋对苏联看法分为1923年赴苏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同情、后期反对),而这种变化标志着蒋反共立场的确立。杨奎松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强调除了1924年致廖仲恺信外,直至1926年“三二0”事件之前,看不到蒋有任何反对或怀疑联俄容共政策的其他言论。“三二0”事件的发生和蒋独特性格、当时环境及一些偶然因素有着重要关系,不能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便得出蒋早有反共蓄谋反共结论,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与其行为有时未必总会保持同一取向。[45]根据这一判断,作者另文中对蒋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也作了新的解读。[46]

长期来,在蒋介石与其政敌的斗争中,蒋通常被视作无疑义的过错一方,其实,这其中往往源流复杂、是非纠缠,需要研究者耐心、客观地加以解读。杨天石梳理了1931年蒋、胡约法之争,指出:在约法之争中,蒋重视约法,力图“刷新”政治,争取人心,尽管其目的是“阏绝乱源”、巩固统治,但毕竟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而胡汉民将孙中山“遗教”绝对化,反对制定约法,说明其并不懂得现代的民主和法治。但胡力图运用现代多权分立制度来反对蒋的个人独裁,又符合了反专制的要求;而蒋专制成性,在向着制定约法前进的道路上,一旦遭遇反对,即用粗暴的办法践踏了现代民主的原则。[47]金以林以1931年底的宁粤和谈为中心,对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内部围绕着最高权力进行的复杂分化组合作了具体研究。蒋介石在为解决宁粤对峙举行的宁粤和谈中,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使因地缘关系形成的国民党粤籍领袖联盟分化于无形,从而在内部政争中牢牢掌握着主导权。[48]

王彦民的《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49]是大陆唯一一部研究蒋介石政治统治的专著。作者从政权运作角度对蒋的社会政治政策作了初步的批评,强调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专制独裁,是其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及其后面隐藏的深刻社会、历史、政治原因,的确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朱宗震通过对国民党革命动员方式的考察,触及到国民党失败的深层原因,指出,早期的国民党人是第一代现代社会体制变革者,他们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思维模式,还难以把握到中国社会变革脉搏,“向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区区成就,满足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这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被历史淘汰的一个基本原因”[50]。应该说,国民党动员方式和动员能力的缺陷,背后体现的又是当时中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痼疾,这是研究者尚有充分挖掘空间的课题。张海鹏提出:民国时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国的上升期,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的起点;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促成了近代中国上升时期政治力量的形成;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虽然由于代表上升方向的政治力量的分裂,影响了上升力度,但社会的上升方向仍然得到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空前调动了全民族的救亡意识,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趋势的形成。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内战,最终完成了辛亥革命以来的上升趋势,完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51]这一描述,对进一步把握民国历史发展脉络、准确定位蒋介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上世纪90年代迄今,出现了一些讨论蒋介石经济活动、外交活动、社会政策、文化思想等方面内容的论著,这和蒋作为一个时代的国家领导者,触角广泛是相对应的。孙修福考察了蒋介石设立中国农民银行的过程、动机,指出农行的设立、人事变更完全为蒋一手操纵,农行是其用于反共内战的金融工具,蒋操纵农行进行大量违法活动:直接参与鸦片贩卖,承做特货押款、押汇业务,经营商业、投机倒把等。[52]作为蒋统治时代重要金融机构之一,农行作用当然不仅于此,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对农村合作表现出很大兴趣。张士杰研究发现,当时蒋将合作社当作强化对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控制的途径,在土地、农村金融、合作教育、地方自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合作制度的措施。不过,由于其合作计划尤其是在土地整理上既不想过多损害地主利益,又不能不考虑贫苦农民生存,导致其政策难免于调和、妥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53]张庆军考察了1935年中国银行改组事件。这次改组,原总经理张嘉璈去职,标志着当时中国金融界最大的商办机构被政府控制,这既是国民党控制金融政策的一部分,又是个人恩怨的暴露。张嘉璈与国民党人有着重要联系,但蒋介石上台后,着重于财政收入而不是资本家的利益和经济发展,这就使蒋与民族资产阶级间扞格不断,终使蒋下重手排除张嘉璈。[54]正如文章所分析的,蒋张的冲突反映着蒋与张嘉璈代表的江浙财团间并不处于和谐状态,事实上,包括蒋介石对合作社的重视,都显示出蒋介石政权的利益倾向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远非传统的政治定性所能简单概括,大有进一步认真研究、挖掘的必要。

蒋介石大陆当政时期,以国家元首身份的首次出访是1942年访问印度。陈谦平认为,蒋这次出访旨在调停、缓和英印关系,稳定亚太政局,保持中国的国际补给线,这对中国坚持抗战十分重要。访问未能弥合英国殖民政府与印度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英国顽固的殖民政策和印度内部的严重政派、种族冲突及印度国大党人坚持不让步所致,蒋过高估计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举措失当也不无关系。蒋出访目标虽未完全实现,但访问对中英军事合作及中印关系有较大促进。[55]蒋介石与希特勒的关系是民国外交中一个颇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话题。陈红民认为蒋与希特勒私人间关系,不应早于1935年底,双方的合作主要围绕着两国易货贸易、经济互助及德国军事顾问问题进行,希特勒在此前中国出现的法西斯运动中,没有推波助澜。日本全面侵华尤其是陶德曼调停失败后,中德关系日趋淡化,蒋与希特勒联系即告断绝。[56]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牵涉甚广,杨奎松运用档案材料,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指出该事件是张学良藉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在东北挑起的,旨在强行收回中方在中东铁路经营管理上应享之权。此举得到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蒋并试图藉机收回全部路权。对此,苏联方面以1924年中俄及奉俄条约为依据,不惜武力相向,东北边防军损失惨重,而蒋及南京政府又不具备动员全国抗战的能力乃至公信力,最终张学良被迫单独与苏联订立了城下之盟。[57]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后,韩国爱国志士展开独立运动。杨天石总结了蒋介石在这一运动中作出的贡献:积极促进韩国流亡人士的团结;支持韩国义勇队和光复军在中国土地上活动;促进韩国临时政府改组;经济上积极支持;开罗会议上仗义陈词,确立保证“韩国战后独立”的基本原则。同时,蒋和中国政府不谋民族私利,尊重韩国流亡者的民族感情,妥善处理双方间的矛盾和摩擦,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大国强权政策构成鲜明对照。[58]1944年11月新疆爆发三区革命,对这样一个牵涉很广,背景复杂的事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处置颇费思量,以往研究对此几无注意。黄建华通过对有关史料的具体分析,指出蒋对新疆三区革命的发生、发展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采取了谈、打、抚等不同手法对付,并取得一定效果。[59]

陈铁健、黄道炫通过对蒋介石与王学关系的考察,对蒋与传统思想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王(阳明)学有很强的开放性,既玄虚又实用。作为王学在现代中国最有力的推行者,蒋没有传承王学玄虚的一面,而更多看中其力行特质,这体现在力行哲学上;同时他又接受王门后学的研几、慎独工夫,使其思想方式呈现出相当的保守性。王学在他这里,不仅是经世致用的工具,更是维护儒学道统的思想武器。[60]另外,秦英君对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61],马振犊对蒋的政治思想[62],关志刚、黄道炫对力行哲学[63]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总体看,对蒋介石文化思想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入。

台湾是蒋介石政治生命的重要一站。1945年伴随着中国抗战胜利,台湾实现回归。褚静涛研究了蒋介石一生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指出蒋青年时代即关注台湾问题,对日本强占台湾义愤填膺。国民政府建立后,屈从于日本占领台湾的现状,设立台北领事馆,对台胞在大陆进行的反日活动予以限制。抗战爆发后,公开提出收复台湾的目标,支持台胞的抗日活动,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使美、英承诺战争获胜后将台湾归还中国。随后,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筹划收复台湾,为台湾回归祖国作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64]1949年大陆失败退据台湾后,蒋介石痛定思痛,推行了一系列和大陆时期有别的政策,李松林指出,这一时期蒋在政治上继续坚持专制统治同时,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开展“改造运动”和“革命实践运动”,经济上推展土地改革与新经济政策,为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站稳脚跟发挥了不应忽视的作用。[65]同时,蒋介石在台时期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抵制岛内外分裂中国的种种言行,这一点,也为研究者所注意。张春英考察了19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台海处于激烈动荡的十年中,蒋介石在依赖美国庇护偏安台湾同时,对美国分离台湾的言行保持高度警惕,先后反对和抵制美国提出的“联合国托管论”、“台湾地位未定论”、“外岛停火论”及两次“金马撤军论”,使美国分离台湾的图谋未能得逞。[66]

总体看,1980年代以来,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下,通过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大陆学界对蒋介石的认识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作为透视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研究客体,蒋介石越来越以其本真面目为研究者所把握、认识。无论是对蒋介石的宏观把握还是微观研究,在客观回溯那段历史时,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原则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要求研究者应实事求是,排除成见,摆脱历史恩怨,一方面,努力在那个时代的环境、背景、语境下去面对历史人物,力图了解当事者的思路、动机、目标;另一方面,站到现时代的高度来审视那个被跨越的时代,保持严格、独立的清醒批判。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通过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看到了一个逐渐丰富起来的蒋介石形象:他一度纵情声色,有着江湖浪人的恶习,但又以道学自持,立身綦严;他参加过反清民主革命,却以威权统治而为世人所知;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却曾长期执行对日妥协政策,最终又顺应潮流,起而抵抗外敌入侵;他在两次国共合作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对中共党员的献身精神有很深印象,却又两次成为反共旗手;他曾经站在国民革命的前列,最终却被人民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垮;他影响了一个时代,又无情地被前进着的时代所抛弃。

当然,面对20世纪中国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及活跃于其间的历史人物,历史研究者可以做和应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作为一个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庞大人物,对蒋介石研究的深入、客观、全面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进展,影响到我们对历史与现实中许多问题的客观、全面认知。二十多年来,研究者似乎更多把精力集中在对以往有关蒋介石一些片面认识的澄清上,对具体史实的关注较多,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随着对蒋介石及近代中国历史认识的加深,主动从近代中国发展角度对蒋介石进行深入解剖、审视已属必要,但这样的论著还鲜见。对蒋介石这样一个统治者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面临巨大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遭遇的挑战及他对这些挑战应对的成败,全面综合的研究还较缺乏。在诸如蒋介石政治统治方式的特征,他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他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政权被毛泽东及中共取代的历史逻辑,大陆时期国民党政权统治基础等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上,取得的成绩也还有限。要进一步全面、深入认识蒋介石乃至中华民国的历史,除继续在历史事实的研究上挖掘外,如下几方面的展开和继续深入似应更多得到重视:

其一,在1920年代的中国,蒋介石的出现、上升绝非偶然,在20世纪中国前半期,不可否认,蒋介石和他所代表的政治团体曾经承担着重要使命,留下的也并不都是失败的记录,他们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但是,历史是无情的,20世纪中国空前繁重的历史使命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变动,在剧烈变化的时代中,蒋介石和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没有最终把握时代的需求,在重压下败下阵来。从天之骄子到明日黄花,成败利钝,变化之速,凸显出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快速多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而言,他们都是当时历史时代的产物,享受到了把握时代带来的荣光,也体味到了时代变化遗下的辛酸。蒋介石、国民党失去大陆,其间的原由、包含的内容、体现的道理,值得后世人们长久品味,也是历史学者可以深入探讨的话题。

其二,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飞跃式的变化,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分不开的。蒋介石早年参加民主革命,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中也是重要领袖,虽然终其一生他都自矢革命,但却在1927年后成为中共革命的对象,并最终在革命的大潮中被淘汰出历史发展的主流轨道。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在蒋介石身上得到了十分充分的体现。客观分析其在这一革命进程中的地位、身份,其自我判断与客观现实间的距离及其原因,对于理清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思路、脉络,了解革命在20世纪中国各社会政治集团及社会思想中的地位、作用,有着独特的意义。

其三,作为一个剧烈变动时代的产物,蒋介石身上混合着传统与现代的多种成份,面对的问题也是传统与现代互现。在中国思想传统剧烈分化的时代,他在思想观念上难以与时俱进,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中应付维艰;而经济窳败、社会失范、外敌入侵、内部纷争的现实,更时时影响着他统治的稳定。面对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带来的种种问题,蒋介石和他所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既不拥有强大的政治控制力量,又无法通过社会重组实现社会再造,政治控制和社会组织的双重腐败极大蚕食了其统治的活力。当中共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推动实现广泛的社会、思想动员,从而形成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时,蒋介石曾经有过的努力和成绩不能不黯然失色。

的确,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看,蒋介石是一个过渡者,也是一个失败者,这是历史的逻辑,也是历史的结论。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深入剖析蒋介石这一历史人物,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20世纪中国民族危机下人们的艰难缔造、理解社会危机背景下贯串20世纪大半世纪的中国革命线索、理解20世纪中国最终作出的历史选择,都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促进民族统一、华人团结,摆脱国共历史纠结、理清两岸关系也有相当作用。不管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人和这一段历史,蒋介石和民国史的研究都是一个不应忘却也不会忘却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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