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农民淘到5张烈士证挨个寻找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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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8_12_9_4500_8404500.jpg[/img] 李红旗渴望尽快寻找到剩下的几位烈士家属。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8_12_9_4501_8404501.jpg[/img] 交还烈属证后,烈士李金树的弟媳忍不住哭了起来   11月13日和12月3日,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相继将两张抗美援朝烈属证送到位于北京和天津的两名烈属手中。在为国捐躯半个多世纪后,两名烈士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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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旗渴望尽快寻找到剩下的几位烈士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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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还烈属证后,烈士李金树的弟媳忍不住哭了起来

11月13日和12月3日,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相继将两张抗美援朝烈属证送到位于北京和天津的两名烈属手中。在为国捐躯半个多世纪后,两名烈士终得魂归故里。

这是他找到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烈属。从偶然淘得5张烈属证,到第一名烈属去年8月在河北香河浮出水面,李红旗在工作之余,花了十年时间寻找。

因为李红旗的努力,抗美援朝烈士这个让人印象越来越模糊的英雄群体,穿越历史的烟尘再次走进一些人的视野。李红旗,成了送烈士回家的人。

赔钱的收藏

★陈玉山,河北磄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人,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家属陈玉清。

★吕奎才,河北省北京市人,1950年12月1日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22岁,家属吕邦俊。

★李金树,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人,1951年2月9日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4岁,家属李同玉。

★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

面对自己高价淘来的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总想从这些简单的记载中看出一点门道。如今多年过去,他还真琢磨出了一些道理。他说,每一张不能物归其主的证书背后,都是一个没能魂归故里的英灵。

今年12月3日清晨,李红旗再次上路奔赴天津,送一位名叫李金树的烈士“回家”。

当年的老宅院不复存在,烈士惟一健在的弟弟也因身体欠佳,很难想起兄长当年的模样。只有两名李金树儿时的伙伴,说起他们“头儿”当年的雄壮时激情难抑。

这是经李红旗之手护送,第3名魂归故里的烈士。

李红旗说,这些寄托着烈士英灵的“生命证书”,一开始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份普通的“红色藏品”。1997年,爱好收藏的他在一家古玩市场偶遇了这批烈属证,老板要价2500元,他咬咬牙买了下来。落款显示这5张烈属证均系志愿军某部于1951年7月签发。

李红旗把这几张陈旧的纸片当作宝贝,小心锁进保险柜,想着哪天能赚它一笔。妻子却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晦气。

他父亲的看法又有不同:这些物件属于那些烈属,不能据为己有,更不能用来赚钱,得想办法找到他们,让烈士魂归故里。

李红旗并不理解父亲的想法,面对一遍一遍的催问,他就一个“拖”字诀。后来,他慢慢懂得了父亲的心思,开始积极主动寻找烈属的行动。

他的第一个目标,锁定河北境内的陈玉山。从1998年开始,他出门打工、跑运输,见人就打听。

一个人的送烈士还乡之旅,从此开始。原本指望能赚钱的收藏,开始让他贴钱。

烈士姓名故里考

因为证上的错误和历史的变迁,在十余年的寻访中,李红旗面对的最大难题,是考证烈属证上的人名和地名。

烈士陈玉山和家属陈玉清的名字都准确无误,可李红旗查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人也没能找到一个叫“磄河”的地方。2007年,李红旗听说香河有个村叫铁佛堂,打了无数电话,最终确认该村75岁的陈玉清正是这张证书的主人——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磄河”和“香河”一字之差,让李红旗为此忙活了十年。

今年4月8日,当李红旗将证书送到陈玉清手中,后者老泪纵横。如今两人成了忘年交,时常会在电话里聊聊天。

在送还这第一张烈属证的过程中,李红旗接触了一些河北媒体,感觉到了大众传播的力量。今年8月初,李红旗寻找北京籍烈士吕奎才家属的消息登上了《北京青年报》。

很快,一位名叫邓淑清的老人反馈说,这名烈士很可能就是她未曾谋面的小叔子,证书中的烈属“吕邦俊”正是她早已过世的公公,可烈士本人名字不对,比照家里收藏的两张军属证,出现了3张证书3个名字的“怪事”。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此时吕还在服役,这两个名字虽不一致,但无疑更接近其生前所用名字。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能吻合,他才确认了这名烈士及其家属的身份。

据吕奎才的发小、78岁的李国志老人回忆,吕小名“百岁”(音),在家似乎并无大名,估计是参军后才取了一个名字,“那时大户人家的孩子才有名有姓,穷人家的孩子经常长到很大都没有名字。”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如今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是很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

两名烈属相继找到的消息见诸报端后,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介入,开始协助李红旗寻找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天津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路绿灯,但没有查到相关线索。

李红旗后来知道,李金树的大号也是在部队起的,他在家时小名大柱,3个弟弟分别叫二柱、三柱、四柱。巧合的是,50年代二柱上夜校,老师给起了一个名字也叫“李金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和兄长重名,更不知道兄弟二人已是阴阳两隔。

烈属证上登记李金树家在“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当年河北辖下的天津早已升格为直辖市,且查遍资料也没有一个“满楼区”。

后来李红旗求助天津媒体,一读者看了报道后想到,隔壁潘楼村有个叫“李金树”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亲也叫“李同玉”,与报道中提及的烈属同名,一问方知健在的“李金树”乃是烈士李金树的亲弟弟。

他之后得知,李家所在的潘楼村原属张窝乡管辖,“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被错写成“满楼区张窝管村”,乡、村两级地名颠倒,“潘”也笔误成了“满”。

李红旗推测,这些烈属证当年之所以没能及时送到它们的主人手中,人名、地名对不上应是主因。如果考虑到当年的技术条件和战争环境,加之很多战士不识字,这样的错误也在所难免。

繁琐的考证并非只为厘清真相,这群从中国乡村走出去的“最可爱的人”,他们一个个鲜活地生过、笑过、忍苦、战斗,最后为国捐躯,他们的名字不该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永生沉默成为无名烈士。

烈士的苦难身世

寻访过程中,李红旗逐渐了解到了这些烈士的苦难身世。他说,他一次次泪眼模糊。

烈士陈玉山家中兄弟姐妹8个,他排行老二。因为家庭贫困,加上人太老实,30多岁也没能娶上媳妇。弟弟陈玉清说,他们那一带在解放前属于共产党的地盘,经常遭到国民党“还乡团”的侵扰,“他们一来,整个村子都跑得没人了。”就是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陈玉山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吕家大嫂邓淑清说,吕奎才是北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前3天的晚上被国民党部队从被窝里“掏”走的,之后接受改编成了一名四野战士。

吕奎才的发小李国志说,他至今记得两人儿时一起弹玻璃球、下河摸鱼儿的情形。在老人的记忆里,这名儿时伙伴老实巴交,不识字,也没机会学门手艺,只好卖苦力,“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么多想法,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跟个小鸡儿似的,多扒拉两下,嗉子(鸡的食囊)就能饱一点儿。”

和默默无闻的陈玉山、吕奎才不同,烈士李金树至今在几个儿时伙伴脑海里留下一个孔武豪强的形象,“碗口粗的树,他噌噌几下爬到顶,抓住树梢使劲往下一坠,啪的一下,树干拦腰折断,他也跟着下了地。”79岁的刘其祥老人习惯用这样几个简短的词描述他们当年的“老大”:圆脸儿、倍儿俊、倍儿壮、忒厚道。

要强的李金树比他的两名战友更不幸,因为家贫,弟弟三柱4岁那年被以两袋棒子面的价格卖给一户人家,从此下落不明,母亲出门要饭死在外头。1949年1月,20出头的他顶替邻村一人入伍,当了国民党的兵,家里因此得到了大约1000斤棒子面。

万岁军威名

对于这些那个时代的苦难故事,长在农村的李红旗并不陌生。但由这些出身苦难的农民所组成的那支军队在朝鲜战场的赫赫战功,李红旗却知之不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晚,志愿军首批部队秘密入朝,其中便包括5烈士所在部队。陈玉山、吕奎才、李金树、陈武昌和周明星,就是在夜色掩护下悄然跨过了鸭绿江。

作为王牌军,5烈士所在部队在朝鲜战场历经多次苦战,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们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表现。当时,他们以一个师的兵力,长途奔袭直插美九军后方,占据两个战略要地,堵死其南撤路线。志愿军4个军乘势从正面猛攻,美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调集美骑一师和英第29旅北上接应,负责阻击的5烈士所在部队陷入敌军夹击之中。

危急关头,这支钢铁之师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一次又一次击退坦克兵、炮兵和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却始终不能汇合,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战例深深感动了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他在祝捷电报中破例为一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5烈士生前所在部队也因此被称作“万岁军”。

这些大字不识、泥腿未洗便拿起枪杆的底层农民,蜕变成了浴血的英雄。他们怎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又怎样让鲜血流尽在邻国的土地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

两张烈属证待还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字。当月,5烈士所在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回国。5名烈士的遗骨未能回归故里,和他们一样埋忠骨于他乡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志愿军官兵,其中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英。

在李红旗将烈属证送到他们手中之前,陈玉山和李金树的亲属从来没有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和“烈士”这个词联系到一起过。

一朝踏出家门,近60年生死两茫茫。

惟有吕奎才的家人确切地知道他去了朝鲜。战争结束不见亲人归来,父亲吕邦俊怀揣军属证,一次一次出门找人,直至惊动当时的最高领导层。“不是1958年就是1960年,我家公公还得到毛主席接见。打那儿回来后,他就不再找了。”邓淑清说。她也不知道吕邦俊从毛主席那里听到了怎样的回话,只知道公公的寻找已经到了力所能及的尽头。

据吕奎才的发小李国志回忆,因为没有烈属证,有一笔2000斤小米的一次性抚恤吕家没能享受,“那时2000斤小米还值不少钱呢,能换一间房。”

不管是陈玉山、李金树,还是吕奎才,随着直系亲属和同龄人相继离世,他们的名字越来越不再有人提起,细节日渐模糊,形象越发空洞。

直到一个名叫李红旗的青年农民出现。少数几个见证者的记忆之阀被打开,一段段尘封往事被开启。

现在李红旗手里还有两张烈属证,他请《广州日报》刊发了报道,至今没有回音;他没能查到“中贤县”,全四川叫狮子村的却有28个。他说想挣点路费去趟四川,知情者一个个老去,他得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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