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帝国组织的兴亡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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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 一、农民和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2、解释变局的努力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2、新民主主义 3、社会主义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开放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


一、农民和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2、解释变局的努力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2、新民主主义


3、社会主义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开明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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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与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便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1]。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2]。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3]。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世袭贵族也逐渐被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4]。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因而深受欢迎。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竞争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5],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6],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7]。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看法。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现实的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正式规则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8]。王朝更替是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不得不承担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当官僚代理制度以郡县制的面目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分封制培育出来的诸侯大夫的战争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对他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这两种状态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影响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几大社会集团的构成格局中,产生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吸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最后导致秩序崩溃,天下大乱,人口锐减,直到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收益低于保护或从事生产性活动为止。


帝国无法吸纳自身创造的过剩人口,这是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帝国秩序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增加的同步交织确实容易搅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帝国对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离与复位,毕竟有别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人口与土地均衡关系的破坏与重建,尽管这两种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是民间工商业推动完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官营工商业以强制手段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资源,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产品和宏伟的建筑,创造出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


但是官营工业生产体系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不过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的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相对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起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是由于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充分发育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低成本地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


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队腐败,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就好像经理阶层依附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国君。


帝国制度一统天下之后,士阶层面对着皇家垄断的人才需求,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诸多竞争性的学说体系中,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描绘的秩序为立国蓝本,儒家把这种秩序中最神圣最尊贵的地位赋予皇权,并献上臣民的忠诚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教职和特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


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统,更可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家集团努力控制皇权,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甚至暗藏着对尧舜传贤禅让制度的幻想。不过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争中,儒生集团并不比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成功。儒家集团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政治对手也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



2、解释变局的努力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破了帝国的隔绝状态,中国被拉进了一个广阔而陌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环境。这相当于一次灾难性的环境突变,帝国制度对新环境的适应发生危机。面对这种新局面,儒家意识形态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对策。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帝国延续官营工业的传统,在三四十年间建立了数十家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企业,但官营工商业照旧经营不善,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凸显了帝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弊端。康有为用儒家的概念体系重新解释帝国的历史和处境,企图通过君主立宪的根本性变法赶超欧美。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康有为对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看法过于简单疏阔。 中国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士大夫集团在各地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学会,在失去了传统指导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行路指南。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源于西方的学说纷纷登场,给出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争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义开出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药方,将汉民族各阶层的不满集中于满清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瓦解了其所剩无几的威慑力和凝聚力,造成了“王纲解纽”之势。 满清帝国很快就倒台了,民国的旗号很容易就挂上了,然而帝国专制制度的小农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帝国的种种新旧问题,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国的旗号之下。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的传统局面。


中国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透彻解释。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引发了人们对体系庞大、逻辑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注。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对欧洲资本主义来龙去脉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性呈现。那是商品经济的逻辑展开,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发展及其导致的危机与革命的图景。


中国的弱小资本被军阀、官僚、地主和农民挤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与马克思重笔描绘的核心图景相去颇远。在马克思关注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为自己选择和雇佣守夜人,资产阶级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帖地为自己选择的秩序服务。但在帝国秩序中,暴力赋敛集团的最高代表宣称自己拥有天下,本身就成为各种生产要素名义上的终极所有者。暴力集团确立了最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筛选并改造了为这套体系辩护的意识形态。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甚至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划分,在解释帝国两千余年的停滞和治乱循环时颇为勉强。


不过,尽管中国和欧洲存在着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宏大锐利的眼光,特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仍然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找到了一套关于自身使命的逻辑严密的说法。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定比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于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蕴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这种利益分配,特别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


中国一直是所知文明环境的中心和顶峰,这种历史地位的急剧失落,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张力——恢复传统地位和民族荣耀的强烈渴望。按照列宁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的环节,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夺取政权,领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隐藏着一种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关系:落后可以转化为优势,中国可以获得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正是民族心理张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理论隐藏着更富于诱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关于自己的理论中扣留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他们将掌握国家权力,支配一切,最后还要名垂青史。其次,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将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获得的是整个世界。最后,所有人类成员,最终都会在共产党人的事业中受益,人类将进入物质极大丰富,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理想世界。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潜伏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而科学的表述之下。中国的读书人很熟悉这种路数。儒家的天道中就潜伏着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帝至高无上,官僚集团代天子牧民,劳力者交皇粮服劳役。马列主义在重新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同时也重新进行利益分配,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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