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消费的首都过活 穷京官皆有来钱的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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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文人多潦倒,哭哭穷可以理解,孰不知古代京官哭起穷来,那个煞有其事,真是让人开眼界,比怨妇还怨妇。“酒食常欠米常赊”,似乎每日里都在等米下锅,月月都在拖欠着房租,动不动就得跑当铺……境况惨得就要快活不下去了,事实上是否真如此呢?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在《先锋国家历史》杂志著有一文说:“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不仅如此,在高消费首都过活,穷京官们都有自己来钱的道儿呢。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

文人多潦倒,哭哭穷可以理解,孰不知古代京官哭起穷来,那个煞有其事,真是让人开眼界,比怨妇还怨妇。“酒食常欠米常赊”,似乎每日里都在等米下锅,月月都在拖欠着房租,动不动就得跑当铺……境况惨得就要快活不下去了,事实上是否真如此呢?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在《先锋国家历史》杂志著有一文说:“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不仅如此,在高消费首都过活,穷京官们都有自己来钱的道儿呢。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多到五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吉庶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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