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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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政府战败,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更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李鸿章屈辱求和,在卖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恨,也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怒,因而爆发了反割台、反投降的英勇斗争。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台湾的洋行就得到消息,并迅速为民众所知。台湾民众群情激奋,奔走相告。台湾绅士丘逢甲以全台绅民的名义,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并表达了誓死保卫台湾的决心。      第二天,台北民众鸣锣罢市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政府战败,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更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李鸿章屈辱求和,在卖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恨,也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怒,因而爆发了反割台、反投降的英勇斗争。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台湾的洋行就得到消息,并迅速为民众所知。台湾民众群情激奋,奔走相告。台湾绅士丘逢甲以全台绅民的名义,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并表达了誓死保卫台湾的决心。


第二天,台北民众鸣锣罢市,表示不服清政府的决定,也为了准备抗击日军的侵略。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一面电令在台湾的文武官员“陆续内渡”,一面指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大臣,前往台湾办理出卖台湾的最后手续。


6月2日,李经方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丸”上与日本代表桦山资纪签署了交接文书。反动的清政府就这样把300多万与祖国大陆人民骨肉相连的台湾同胞和美丽富饶的3.6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置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在清政府决意弃台、日本已调军准备进攻台湾的情况下,由丘逢甲倡议,台湾士绅决定组织“台湾民主国”,以救亡图存。


丘逢甲为台湾的望族。由科举而中进士,授工部主事。甲午战争开始时丘逢甲组织乡勇助守。在清政府同意割台后,丘逢甲上书要求清政府与日本改约,并力劝当时任台湾巡府的唐景崧继续主持台政。在台湾被割让已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丘逢甲认为,既然清政府抛弃台民,但台民不能自弃。台民应当自主,起来救亡图存。在丘逢甲等人的策划下,士绅们经过一阵短时间的仓促商议,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民主国总统”,丘逢甲为“民主国副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国大将军”,另有“议长”、“内务大臣”、“军务大臣”以及各府县官员。国旗为蓝地黄虎旗,年号为“永清”,意思是不忘大清。“台湾民主国”的建立,似乎给台湾民众阴云密布的心头带来一线希望。


当时的台湾省分3府1州。台北府下辖淡水县(今台北市)、新竹县、宜兰县、基隆厅、南雅厅。台湾府下设台湾县(今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苗栗县、埔里社厅。台南府下辖安平县(今台南市)、嘉义县、凤山县(今高雄)、恒春县、澎湖厅。台中直隶州(今瑞穗)下辖卑南厅(今台东)、花莲港厅。


抗日的军力部署加下:唐景崧带领的广勇(在广东招募的士兵)和其他清军防营,驻扎在省会和基隆、新竹等处。道台林朝栋所部台勇(在台湾招募的士兵),守卫彰化等台中地区。总兵刘永福的黑旗军,负责台南一带的防务。加上其他清军防营,全台兵力共3万多人。其中广勇多招自散兵游民,纪律差,战斗力较弱。台勇比较能战,曾在中法战争期间打败过侵台的法军。刘永福曾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勇敢善战,在中法战争中率黑旗军屡创法军,战功赫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把刘永福调到台湾,帮办军务,唐景崧派他驻守台南。


日本侵略者见台湾军民坚决反对割让台湾,抗日热情高涨,就决定用武力攻取台湾。


1895年5月,日本政府任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主持侵台军政事务,并派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统率精锐陆军近卫师团入侵台湾。实际上,早在3月下旬,日军就已攻占澎湖列岛,作为侵占台湾本岛的准备。澎湖战役中,日军兵力超过守军一倍有余,中国军队奋力抵抗,从23日到26日,歼敌近1600人。台澎地区军民在反抗侵略者的战斗中,一开始就表现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动员官民,聚集人心,积极整饬军备,严密布防, 阻止日军登陆。台湾当时守军有100多营,尚有60余营团练义勇。粗略估计,兵勇团练人数不下七八万人。此外还有库府存银的余万两,火药400余万磅,枪弹300余万发。如果能积极加以训练组织,这些人力、物力对于有效地抵御日军的侵略会起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唐景崧并没有认真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反而将希望放在企图通过寻求外国承认和支持,来制止日本吞并台湾,然而通电发往国外后,没有一个国家响应。


当时日本已调集了大批军舰汇集台湾,“民主国”又派人于沿海各省求助兵饷。清廷惟恐日本指责其暗中操纵台湾抵抗活动,一面令使臣向日方解释已将唐景崧开缺,其任“民主国总统”完全是其自己所为;一面令沿海都抚严查各海口,不准接济台湾兵源饷诫。所以唐景崧的这些努力毫无所获。


比起外援无助,更糟糕的还是“民主国”内部的混乱。


唐景崧虽就任“民主国总统”,但他是在士绅屡屡敦促、又无法离开台湾,出于无奈的情况下才同意的。他仍以朝廷命官按清廷割让台湾的准则行事。如清廷曾令“台湾文武官员限期内渡”,由于台湾绅民挽留,唐景崧未能离去,其他官员自然不便内渡。“台湾民主国”成立后,唐景崧非但不动员官员留下,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侵台,反而规定5用27日以前,在台文武官员自行选择去留,逾期不得内渡。一些官员趁机提出离台。如驻守台北的水师提督杨歧桢就是在唐景崧的安排下率所部离台的。被推举为“民主国国会议长”的台湾绅士林维源也不肯就任而内渡。台湾省3府3厅1直隶州11县共计18名官员,有13名内渡而走。在日本即将登陆的紧要时刻,一下造成许多行政权力的空白及军事力量的削弱,这不但极不利于备战,而且对“民主国”的士气有很大的影响。


作为“民主国的总统”,本应担当起统领指挥在台军队的责任。唐景崧大敌当前不积极备防,已属措置不当。而且他在治军上没有方略,缺乏严明的法纪,使“民主国”的军纪涣散,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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