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传奇色彩的任卓宣·历史上对中共最决绝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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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史建国 在中共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涌现过千千万万的烈士,面对屠刀,坚贞不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信仰和尊严。然而,良和莠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在这期间,也出现过若干“著名”的叛徒,其中有的还曾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如向忠发、顾顺章等等。 而叛徒任卓宣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并曾担任中共旅欧支部的书记,叛变后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了一个重量级的打手,以致在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

○ 史建国


在中共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涌现过千千万万的烈士,面对屠刀,坚贞不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信仰和尊严。然而,良和莠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在这期间,也出现过若干“著名”的叛徒,其中有的还曾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如向忠发、顾顺章等等。


而叛徒任卓宣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并曾担任中共旅欧支部的书记,叛变后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了一个重量级的打手,以致在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在胡适、于斌之后,位列战犯第57位,即最后一位。


关于他的叛变也充满神秘色彩,通常的说法是任卓宣被捕后,被执行枪决,但第二天却又神奇地活了过来,于是投靠国民党,开始反共,“大难不死”的他一直活到90多岁才在台湾终老。但中共早期党人朱其华之子朱蓬蓬在他的《谜一样的人生之路》中却有另外一种描述:“任卓宣即党史上有名的叶青,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时,党内指责他为托派,在国民党围剿、瑞金苏维埃政府撤退时,毛曾令中央警卫团拉出去枪毙了。


后来,国民党军队打扫战场时,发现任还没有死。原来警卫团在撤退的匆忙中,两枪打在胸部,没有打在脑袋上,未曾致以死命。当国民党发现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大人物时,蒋介石立即命令全力抢救。医好后,蒋亲自在庐山召见,并委任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从此,叶青真正叛党了。朱蓬蓬文中自称任卓宣与其父朱其华在党内时是好友,后来任还曾寄钱接济过他们,算得上是熟人。但此处他关于任卓宣的叙述却显然有误,单说任被医好后,“蒋亲自在庐山召见、并委任他为国民党□□部长”云云,这是错误的。


因为任代理国民党□□部长的时间可以查证,那时已是1949年7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眼看已经土崩瓦解的时候了。而朱蓬蓬说任是从瑞金撤退时被枪毙的就更是谬之千里了,因为早在1928年,卓宣就已经叛变投降,而中共是1931年11月才在瑞金建立红色政权的。再者,卓宣也从未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总之,版本不同的各种传闻使得任卓宣及其叛变的经历显得越发扑朔迷离、让人难以捉摸。


2007年10月,我在德国访学,由于学校没有合适的公寓,我便借住在一个德国人家里。房东Wegmann先生是波鸿大学东亚系的退休教授,中文名字叫魏侃,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已经75岁的他依然红光满面、精神矍铄,退休后仍不肯停止工作,正致力于将贾平凹的《废都》译成德文,同时还把《道德经》的拉丁文版本译成德文。


翻译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他便很谦虚地向我请教,一来二往也就彼此熟悉起来。我也知道了他的许多故事。比如四十多年前,他曾在台湾呆过两年半,在那里他不仅娶了一个美丽的中国妻子,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而且还先后做过朱家骅和蒋纬国的德文秘书,并由此认识了很多“党国要人”。


在他的老相册里,我看到许多“党国要人”的影像,其中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魏侃夫妇和朱家骅以及一个老人的合影。照片中魏侃与朱家骅西装笔挺,旁边的老人却一袭长衫,瘦削的脸上写满沧桑,一双深邃的眼睛注视着前方,若在沉思,一副旧式文人的模样。


我即问此人是谁,魏先生告诉我是任卓宣。照片是四十多年前,魏先生在给朱家骅做德文秘书的时候拍的。时隔多年,魏先生已经不记得当初如何结识了任卓宣,反正任很喜欢他,两人成了忘年交,任对他讲了许多自己的故事,还把许多自己写的书送给魏。在魏侃先生的书架上,我果然看到了一大排任卓宣(叶青)的著作,其中扉页上大都有作者本人签赠的字样。于是,我开始在这些书籍之中寻觅,任卓宣的面孔也渐渐清晰起来。


任卓宣的书和传记,大多是在他自己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因此即便名为“评传”者,内容实际上也往往只是鼓吹和颂扬任卓宣“反共先锋”、“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而对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包括担任中共领导人以及叛变的经过却或者语焉不详、几笔带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彻底把这段历史抹去。倒是在《任卓宣评传续集》中收录的一部分国外有关任卓宣的评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尤以哥伦比亚大学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教授主编之《民国名人辞典》中,关于任卓宣的小传最为详尽。这篇小传后来由陈济翻译成中文,发表于1968年10月《艺文志》第37期。


后来又以《英国〈民国名人词典〉中的任卓宣》为题收入为庆祝任卓宣80岁寿辰而编辑的《任卓宣评传续集》。译文前附有译者的说明,内中说“原文内容,经考证大体尚称实在”。而且译文发表、包括收入《任卓宣评传续集》由任自己主持的书店出版时,任仍健在,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可见内中有关叙述是可信的。从中可以对任卓宣其人有个大致了解:


任卓宣(1896—1990),四川南充县人。早年生活贫苦,曾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当时该校校长为张澜。中学毕业后曾在一所小学教书半年,之后即在张澜的推荐下入北京大学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做准备。


1920年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工厂当学徒,后来又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1921年前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国民党, 同年又出任在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任在法国组织华人游行示威。6月21日,带领百余名华人冲进中国公使馆,“强迫驻法公使陈箓(Chen Lu)在一件要求法国政府放弃在华特权之文件上签字。由于此事件之发生,使三十多名的中国学生立即被驱逐出境,另外二十名包括任在内的华人被捕下狱。四个月后任氏出狱,被迫立即离境。


于是,他去苏联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作短暂的学习……1926(民国十五年)年底,任卓宣返回中国,任职于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1927年(民国十六)为湖南区委员会委员时,在长沙领导地下活动。那年冬天被省政府当局逮捕下狱,旋被判处死刑。但在行刑后死而复生,进长沙湘雅医院调养,仍继续指挥共党活动,因而产生1928(民国十七)年间在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所发生的小型暴动事件,于是为省府当局所发现。在第二次被捕后,他唾弃共产党,在湖南做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的政治教官。”1949年7月被任命为□□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1950年以后执教于台湾政工干部学校,主持帕米尔书店,出版《政治评论》半月刊。1990年去世于台湾。


由上述文字,可以清楚地知道任卓宣被捕以及叛变的整个过程:1927年,在国民党的清洗中,他被捕遭到枪决,但幸运的是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于是他死而复生并且遇救。经历过这一场劫难,任卓宣继续领导了一些小型暴动,直到1928年再次被捕后,才自首叛变。


吴福辉先生在《沙汀传》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曾对任卓宣有过如下记述:“青锋(即任卓宣)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他能够坦率地谈论自己叛变的不光彩经历,同时“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这恰恰说明了任卓宣认为自己不应该为第二次被捕负责,是组织上的失误导致了他再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已经被枪毙过一次的他,也许觉得不值得为组织的失误而再次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了,所以,自己叛变投敌也并没有什么可耻的。


事实上,在任卓宣叛变之初,似乎也并没有对组织或其他同志做出什么不利的事,因此组织上也并未以对待叛徒的方式来对待他。他在湖南向时俊办的军官训练班做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官之后,又给著名民主人士、当时主持四川大学的张澜先生做秘书,1930年再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当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是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凯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加入辛垦书店的任卓宣对同仁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不再过问政治。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


吴福辉先生在书中写道:“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


叛变后,还在中共四川省委的认可下加入辛垦书店并翻译马列著作,这说明叶青尚未迈出走向“战犯”的一步。坊间有一种传言,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家乡板仓被军阀何键抓获,任卓宣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杨严词拒绝,不久被害。如果属实,这自然是一种极其卑劣的叛徒行为,然杨开慧被捕之时,任卓宣已经赴上海加盟辛垦书店并埋头译书,似不能有此举动。


晚年困居台岛,任卓宣曾经著文详细回顾自己的反共经历,在开篇《我为什么反共?》一文中他写道:“……回国之后,我住在广州,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当时在台湾,任卓宣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德高望重”的“反共元老”和“反共专家”,是台湾反共领域“教父”式的人物,拥有大量崇拜者,此时再来描述自己为何反共的原因,自然免不了有所粉饰。说“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等等,纯粹是一种为自己背叛信仰而开脱的堂皇之言。而这种大言不惭的开脱之词在《我为何反共?》这篇文章中反复出现,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自己的反复强调和巧舌如簧,尽量使人们相信自己叛变反共的确是阅历渐丰、重新考量之后的明智选择,而不关乎任何个人信仰、气节等等。


而他真正转而反共恐怕还有心理上的原因。首先,他对组织怀有怨恨,认为是组织上导致他重新被捕。假如又听到某种风言风语,说组织上明知道他的住处做联络地址不安全,但却坚持要这么做,其目的就在于要借刀杀人,把他送给国民党,借国民党之手杀掉他——这种流言是极可能有的,那么他一定会相信并且感到失望和震怒。


尽管大兴坊的同事们都感觉他“迂”,像“老夫子”,但岂不知这种人也特别的倔强、固执,一根筋到底。假如,他相信自己是被自己所信任的组织出卖,是自己人想取他性命的话,他一定会疯狂地报复。从后来他决绝的反共姿态看,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大。其次,左翼文化人对他的批判,可能也是导致他坚决反共的原因之一。


上海时期,尽管他在辛垦书店埋头著译,也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但他的思想已经同左翼主流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有了不同,这也是有人认为他也是托派分子的原因之一。有过自首投敌的经历,如今又胆敢出来挑衅左翼主流的话语权,这自然引起了左翼文化人对他的围剿——从他自述反共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从1934年开始,左翼文化阵营的艾思奇等人都对他有过激烈的批判。而围剿的结果,也会导致这个倔强的“迂”人,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顽强地“作战”到底。


至于退居台岛之后,他仍坚持反共立场、著述不断,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之外,恐怕与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也有关系。丧失了大陆政权的蒋家王朝吃尽了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苦头,退居台湾以后,尤其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任何“匪谍”的嫌疑都绝不手下留情,搞得人心惶惶。而像任卓宣这样“投诚”过来的人员,尽管长期以来“表现不错”,受到主子的赏识,但毕竟从根子上“非我族类”。


1962年,在与李敖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中,任卓宣与郑学稼等人还一起被李敖揭了老底,说他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并暗示他们的酝酿思路和理论背景都来源于早年的历史,他们的文字是‘前期快感’的体现。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样的指控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这就使得任卓宣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要想保得一家老小平安,此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摇旗奋进,反共到底。


按照后来任卓宣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大类。纵观任卓宣之反共历程,虽以在哲学领域、思想领域反共居多,但他所涉及的每次“实际反共”,对共产党所造成的攻击性都是极强的。在任的自述中曾经提及几件“政治反共、实际反共”的得意之作。


其中,一件是针对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任针锋相对地提出“统一救国”与之相抗衡:“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潘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


1936、1937年间,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被迫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的中共力量已经遭到极大的削弱,这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无疑是一剂医治伤痛、休养生息的良药。而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顺应民心,国民党是不好公开反对的。对于中共“联合抗日”口号的应有内涵,国民党当局自然明白,可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根本无法在那些抗日激情高涨的民众那里获得同情和支持。而任卓宣的“统一救国”论,则把“攘外”和“安内”两方面结合起来,既强调要救国,又暗含消除异己的意思,显然比“攘外必先安内”高明得多,也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所以一经提出,立即产生影响。


不仅如此,任卓宣还时时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不要一心抗战,忘记“安内”。左翼知识界猛烈批驳叶青的“谬论”,直指他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中共有关高层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对于这种“罪行”,蒋介石自然是不会追究的,不但不追究,反而引起了他对叶青的关注和赏识。


蒋介石、汪精卫和陈诚等国民党高层先后亲自接见了他。对于领袖的接见,任卓宣自然受宠若惊,时隔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被接见的情景:“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何如人。我在武汉住一些时又要到江陵给中央军校特训班讲课。班主任康泽将军常住武汉。有一次他来电报给班,说委员长召见我。当我晋见时,地点在武昌,时间在下午。到会客室遇着陈豹隐,原名陈启修,北京大学教授,他也被召见。我晋谒时,委员长所问及我所答,均系初次相见,属于个人方面之了解,经过只有几分钟。”


尽管,被接见的时间仅有几分钟,但领袖的“赏识”仍对任卓宣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从此任更加尽心尽力,为反共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才智。


后来,抗战胜利、内战又起,任卓宣除继续不断著文为“戡乱”献计献策外,还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1948年底,在淮海战役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任卓宣,还在委员会中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在他的提议下,这种反共大游行共举办了两次,据说很有“振奋军心的作用”。


此后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任卓宣的反共工作也愈加忙碌起来。


在回忆中,他动情地写了当时自己为反共而母丧不归、放弃“抱子承宗”的“感人”事迹:“本年(指1948年)冬季,接三弟希圣电,母亲逝世。但局势恶化,不好奔丧,只得留京反共……”及至败退成都后,眼看国民党江山尽失,大势已去,但任卓宣仍然反共不止,“我在成都住时,胞弟希圣之子文澜侄来会。他要求同我来台,请我给他找飞机。我说现在找飞机的办法限于直系亲属。他说我就给你当儿子。我还是未允,给七块银元于他,要他回家。我本来无儿。要抱子承宗,当然是希圣之子,他有三个儿。到现在,虽欲抱子承宗,亦无由也。当时,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有如此者。”


也许是任这种“鞠躬尽瘁”的反共精神感动了国民党高层。1949年,已经通电引退,行将“仓皇辞庙”的蒋介石还在溪口老家接见了他,并向他问策,“……适接溪口友人来信,要我去见蒋总统于王夫人墓。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我在溪口宿两夜而返上海。”


不久之后的这年7月,任卓宣被任命为国民党□□部副部长,旋即又代理部长,此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大势已去,任此时出掌宣传部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从此,他奔驰往来于中国西南部,指导宣传业务,反复讲演反共问题并剖析对时局的看法,以鼓舞士气。


到台之后不久,任卓宣辞去宣传部长的职务,任教于政工干部学校,主持帕米尔书店并出版《政治评论》半月刊,他仍然笔耕不辍,研究三民主义、撰写反共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向大陆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


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他写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逐一论述了。所根据的是《任卓宣著作年表》,到五十三年止,不很完全,以后便未列入。同时,我也无时来另外查阅其它资料。所以逐一论述的也只是一个大要。但反共的文和书并不算少,也可说相当多。至于讲演和讲课之关于反动者,同样如此。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


任在此处显露出的自负倒也实在并不为过,他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反共的文字,实在堪称20世纪中国反共第一人,也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1965年4月4日,任卓宣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等都亲自到场祝寿,祝寿礼堂挂满了赠送给他的屛联、书画和诗词,可谓盛况空前,荣耀一时。


各界颂扬之词,难以尽表。其中,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的祝词是:“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心;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您是我们的模范,祝福您永远健康!”不知这位曾经的中共叛徒读后会有何感想。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送的祝寿诗比较实在,其中有两句一语中的:“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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