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梅兰芳——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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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电影《梅兰芳》上演,对其的宣传可谓遮天盖地,不遗余力。碰巧的是那天我看《南方周末》关于对陈凯歌的独家采访中,陈凯歌对梅兰芳惊为天人的推崇我说不出其中的味道;又碰巧上面刊了德国汉学家顾子彬在谈到中国文学时,他最喜欢的鲁迅先生当年在对梅兰芳一事上他也认为在此事上先生有些过头。他说这两位大师有如此的过节应当是不该的,并说先生在心里到底是看不上戏子的。这一刻,我对这位德国汉学家又说不出些许滋味。 京剧虽然被尊称是“国粹”,但我对这门艺术还是不懂,不懂就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了。但是我又不明白的是当年为何这两位大师

电影《梅兰芳》上演,对其的宣传可谓遮天盖地,不遗余力。碰巧的是那天我看《南方周末》关于对陈凯歌的独家采访中,陈凯歌对梅兰芳惊为天人的推崇我说不出其中的味道;又碰巧上面刊了德国汉学家顾子彬在谈到中国文学时,他最喜欢的鲁迅先生当年在对梅兰芳一事上他也认为在此事上先生有些过头。他说这两位大师有如此的过节应当是不该的,并说先生在心里到底是看不上戏子的。这一刻,我对这位德国汉学家又说不出些许滋味。


京剧虽然被尊称是“国粹”,但我对这门艺术还是不懂,不懂就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了。但是我又不明白的是当年为何这两位大师却不相容,这确实让喜欢他们的人都不太理解,有人说要是这两位大师是好朋友那该是人间的佳话了。可有些事就是这样的,世间之事本就无完美之说。为了把这段封尘已旧的往事了解得详细一些,我查看了很多资料,试图从中得之一二以便了解这两位大师那时的心里历程。 大家都知道鲁迅一生骂过的名人很多,但他骂梅兰芳一事却尤为受人诟病。


鲁迅骂梅兰芳是从1924年开始的,当时鲁迅看了梅兰芳《黛玉葬花》的剧照后,对梅氏扮的林黛玉颇有微词,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说:“我先前只读《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是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幅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这之后1933年,鲁迅又作了《最艺术的国家》一文(见《伪自由书》),仍坚持他的观点,并且重复《论照相之类》一文的话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但是这篇文章却只字未提梅兰芳,鲁迅只是以“男旦”这一现象为注脚,阐发他的“反中庸”的一贯思想,揭示这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的劣根性。” 1934年5月30日鲁迅又写了《谁在没落?》(发表于6月2日的《中华日报》),认为中国画和象征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棵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指出苏俄的象征主义在没落,京剧的脸谱与手势是代数(即代码,艺术符号),“不是象征”,没什么深意。是年九月二十日写《莎士比亚》一文,又提及此事.934年11月,鲁迅化名“张沛”再次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又发表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文章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对于京剧,鲁迅小时候就不怎么喜欢。他自1902年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回京剧,他在《社戏》中就说过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 到了五四时期,鲁迅对京剧的偏见并没有改变,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据郁达夫回忆:“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他(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再如对于人们公认的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鲁迅就很不以为然。他说: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达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意义?” 正因有了这许多对梅兰芳的批判,也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此时也当上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中国文联副主席,成为文艺界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梅兰芳在历次的鲁迅纪念会上,梅兰芳先生不仅从不讲话,而且很少出席,勉强来了,也往往是迟到与早退。他对这位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人是无可奈何的,这说明梅兰芳在这件事上是不能原谅鲁迅的,直到他死去。这比起当年被鲁迅骂为“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在后来京剧的改革中不得不对鲁迅的前瞻性大为赞赏就显得小气多了。


其实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者们,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曾把京剧简单目之为宣扬封建迷信的“国粹”,置之彻底扫荡之列。在大呼猛进、摧枯拉朽地扫荡封建旧文化的伟大运动中,有一点片面是难以避免也不足为病的。更何况特立独行的鲁迅。事实上当时的当时京剧本身也要很多原因。从内容上说,一些剧目充斥着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如愚忠、愚孝、节烈等)和迷信、色情、凶杀、恐怖等种种不健康倾向;从演出上说,则一些庸俗无聊、低级趣味的东西也让人不堪入目。对此,“五四”先驱者们不满甚至怒斥也是情理中事。鲁迅那时骂梅兰芳我认为只是一种文化的代表,梅兰芳也不是一个体独立的人而受其批判,应是梅兰芳们,只是当时梅兰芳的名声大的原因。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正是由于他能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媚俗,不阿世,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 鲁迅式的批评,有利于京剧艺术的发展。鲁迅毕竟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良好的艺术感觉,今天的搞京剧的人,读一读他的这些文章不是没有益处的。不管怎么样,两位大师已作古,他们的是非恩怨已由此烟消云散,留给我们的应是他们都不是圣人,也不是神,均不是碰不得的。我们能听得见别人和接受别人的批判吗?能不片面看问题吗?我想这才是我们思考之所在。其它的似乎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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