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到荷兰人一律处斩、看见葡萄牙旗帜一律击毁!这才是震慑四夷的大国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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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朝与葡萄牙战争之西草湾之役

1523年(明嘉靖二年),葡萄牙人别都卢率海舰5艘、部属1000余人入侵西草湾,明抗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等率军反击,擒其首领别都卢、疏世利等42人,斩首35人,缴获葡船2艘,均按海贼罪处死。西草湾之役明军获全胜。葡人从此逐渐放弃武力攻华之野心。

明朝 广东当局发布命令,要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西草湾之战一开始明军就占了上风,经过反复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败。

二、明朝与荷兰之战(详细)

根据《明史•;列传之二百十三》记载:“和兰,又名红毛番。……(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荷兰人首先试图攻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再无法战胜的情况下又转攻葡萄牙人盘踞的澳门。而根据澳门的本地记载,这次行动也无功而返。

这里澄清一件事情,澳门整个明代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只是由葡萄牙人居住而已。葡萄牙人要向明朝政府缴纳土地税,并且死刑一类的重刑须经中国广东地方政府认可方能执行。澳门成为葡萄牙殖民地是在“满清鸦片战争"之后才丧失主权。

这次武装试探的首领是范•;涅克,他是荷兰第二次东方舰队司令官。1604年,第二次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根据西方记载,他是一个Admiral,即“舰队司令”或“海军上将”。他于此年夏率两艘大型战舰来到中国海面,企图先占澳门,再占澎湖,途中遇到大风,漂流到澎湖岛。当时岛上本驻有防倭寇的“汛兵”,由于倭寇多在冬春季来犯,当时正值夏季,驻军已撤回大陆,所以荷兰人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澎湖,并升起了东印度联合公司的旗帜,自说自话地宣布此地为“荷兰据点”。

韦麻朗驻扎妥当后,让一名中国商人去大陆同福建地方官员洽谈通商事宜。在当时,中国人私自与“外番”通商乃是大罪,因此,该商人一上岸即被逮捕,明朝地方官同时要求荷兰人先退出澎湖――这里是中国领土。

也许是荷兰人把中国当成了东南亚土著,这个要求他们退出澎湖的讯息韦麻朗只当耳边风,他一方面派人向明朝驻福建的税吏宦官高(上面宝盖,下面一个采字)行贿,一面写信威胁地方官,声称如果不同意贸易,即派军舰沿福建沿海进攻。结果,他们的这种做法引来的是明朝的50艘海军战舰。

舰队指挥官名叫沈有容,二十年前,年轻的沈有容在明北部边境率29名健卒星夜遭遇三千蒙古铁骑,身中二箭,手刃六人,最后全员退返从而一战成名。此后,沈有容又先后参加过万历朝鲜之役和东南沿海剿倭战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明朝政府派出这样一位将军率舰队来谈判,这是荷兰人万万想不到的。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沈有容向荷兰人通报了明朝的商业政策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中国领土。虽然韦麻朗本人尚能保持风度,但其身边的人却恼羞成怒地拔剑示威。面对荷兰人开战的威胁,沈有容回答道:“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

荷兰人是精明的商人,虽然他们宣称开战,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两艘战舰已经被五十艘明朝的战船团团包围,对方的指挥官又是一位底气十足的将领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欧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一块称为“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这块石碑到2004年刚好四百岁,是公认的“全台第一古碑”。

再次交锋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1606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葡联合舰队,掌握了远东除中海海域外所有的制海权。1609年,荷西停战,荷兰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当时有人统计,荷兰船舶总吨位已经相当于英、法、西、葡四国之和。1619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迁至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若干年内,荷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据点,建成了每一个欧洲人梦寐以求的东方殖民帝国。

1622年,荷兰人卷土重来,巴达维亚总督库恩(Jan Coen)派遣雷耶斯佐恩率领16艘战舰内有4艘英国船,打开中国大门这件事情,荷兰、英国两国利益是一致的,1024名士兵,准备进攻澳门。下达的指令中有这样的话:“为了取得对华贸易,我们有必要借上帝的帮助占领澳门,或者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在那里保持一个驻地,以便在中国沿海保持一支充足的舰队。在西方霸权者的眼里,这些中国海港都是他们任意建立军事地点的地方(和清末殖民者的计划相同)。

但荷兰人低估了澳门的抵抗能力,结果一场战斗过后,登陆的800名荷兰士兵有136人阵亡,126人受伤,40多人被俘。被击退的荷兰人开始执行第二方案:“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最后他们选择了18年前的澎湖,1622年7月11日,雷耶斯佐恩率舰队以士兵900人登陆澎湖。(这时正好明军汛兵又撤回大陆的空白期)

库恩总督认可了这一行动,他特别要求雷耶斯佐恩攻击附近所有的中国船只,把俘获的水手送到巴达维亚做为劳力使用。他确信“对中国人无理可讲,唯有诉诸武力”。在这种命令下,荷兰军舰到处袭击中国和平居民和民用船只,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抢劫了600条中国船只,掳掠了1500多名壮丁为奴隶(奴隶贸易是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的一项普遍贸易,也是东印度公司在亚非开展的业务一,明朝之所以不愿意和西洋人通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些西洋人初到中国时普遍都有掳掠人口的劣迹,这无异超出了中国儒教文化圈对通商的定义。国内的很多“学者”在谈到明代对海外贸易的限制时多谈儒教的思想禁锢而很少谈到原始积累时代西方“自由贸易”到底是个什么具体形态。)

8月起,荷兰殖民者开始强迫抓来的华人奴隶在澎湖兴建红木埕要塞,后来又在白砂、八罩附近兴建类似的堡垒。这些堡垒多为每边56米的方型城堡,每堡安置火炮29门。红木埕要塞历时三个月完工,1500名华人奴隶在这三个月中累死饿死了1300名,幸存的270名被送往巴达维亚做为给库恩总督的私人礼物,其中最终抵达的只有137名,其余均死于途中。

有朋友可能问当时的明朝军队干什么去了,其实道理很简单,按照明朝的军制,每支部队驻防一定的地区,没有上谕不能跨区机动。而荷兰人的实力单凭单个地方的小股驻军是无法在进攻战役将其击败的,这也意昧着要动员一支足以击败荷兰人的野战部队必须得到远在北京的皇帝的批准。而1622年正是明军广宁大败,袁崇焕单剑出关的那一年,在努尔哈赤几乎兵临山海关的情况下,明朝皇帝根本没有可能去料理福建沿海西洋海盗的事情。但即使如此,在荷兰人对中国沿海的骚扰中,凡是有中国驻军的地方,荷兰人都没讨得便宜。

澎湖要塞完工后,从巴达维亚又派去了一批援军,荷兰人总兵力已经达到12-15艘战舰和1200名以上的士兵,这样规模的部队在欧洲殖民史上已经不算小了。更重要的是,荷兰人根本不相信各种游记中提到的有关中国军队的数字,他们不自量力的提出:“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船只不得随地到各处贸易”,也就是说他们要垄断中国对外贸易。

在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荒唐的照会。荷兰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非常积极地贯彻以战逼商的政策,频频进犯中国沿海,临近的厦门自然首当其冲,而明军也给了他们与倭寇同等的外事待遇――厦门驻军在赵一鸣的指挥下多次击退荷兰人侵扰,一次就俘斩数十人。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荷兰人的暴行。为了尽快增加荷属东印度的高素质劳工人口,对中国劳动力情有独钟的库恩总督一再下令,“尽可能的掠夺中国的男、女、儿童,充实巴城、安**万丹,荷兰舰队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切,这最终激怒了明朝。

1623年8月,主战派官员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抚,11月,以计焚毁荷兰战舰一艘,生擒52人,斩杀8人。次年正月,40艘战舰运载着两千明军几乎在一夜间出现在澎湖要塞前,并在荷兰人的炮火下抢滩登陆,发动了猛烈进攻。荷兰人毕竟是一支惯战之师,他们收缩至风柜城,此地三面临海,只有一面靠陆。荷兰军队在陆路挖深壕为障,以战舰控制海上,凭借舰炮和岸炮的交叉火力,成功地阻止了明军的进攻。

见攻坚不下,明军也在澎湖筑石城,双方对峙,相互攻击。南居益亲至澎湖督师,指挥各处明军集结,最终在这个弹丸之地竟集结了超过一万名的明军和150-200条战船。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攻击荷兰战舰,陆军在马公妈祖庙内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另外,明军以无数长宽五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篮填碎石排列为阵,白天做为掩体休息或发炮,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同时南居益给新任荷军总司令发信,扬言再不走就用砂石填平澎湖湾。

荷兰人号称纵横七海,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最终终于支撑不住,被迫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灰溜溜的“扬帆去”。明史载,在达成协议后,荷兰副将高文律等十二人拒绝服从命令,“据高楼自守”,最后被全部捕获,和其他荷军战俘一起“献俘于朝”,以他们的耻辱为第二次明荷间的交手画上了句号。

澎湖之战后不久,库恩总督被召回述职,在述职会上,他主张以武力和恐怖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评价是“虽高瞻远瞩,但不切实际,”这以后,他再也没回到巴达维亚总督的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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