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法院可能成全国最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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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东莞市塘厦工业区里的机器陆续熄火,但塘厦法庭这台机器却在超负荷加速运转。


至2008年11月,塘厦法庭已有法官一人收案逾千宗,相当于内地一个基层法院的审案负担。整个塘厦法庭收案数比去年翻一番,法官人均办案是去年全国人均结案数的近14倍。


如此工作负担,中国其他法庭难出其右。东莞市法院,则有望成为今年全国收案最多的基层法院。


在产业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法官们几乎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疲于判案。这种情况在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同样存在。


法官们冀望于国家层面上相关政策导向的调整,让更多纠纷通过诉讼外途径解决。


一个法官审案量比上了内地一个法院


广东省东莞塘厦法庭法官罗广杰不停地刷新电脑屏幕。无论他怎么刷新,“审限”一栏最前面显示的是同一个结果:“一天”。这是120名工人要求厂方支付加班费的案件,留给罗广杰的只有一天时间了。


如果今天他不作出判决、提交给办公系统,晚上12点后,操作系统将被锁定,无法动弹。法官们戏称其为“黑屏”。罗广杰已经接收到“黑屏”红灯警告了。


“晚上必须把判决书赶出来。”罗广杰说。他至今还没被“黑”过。在生病住院的九十多天里,有同事看到罗广杰偷偷跑回来开庭了。没人可以为他分担工作,因为“每个法官手上都有一堆案件,都做不完”。


除了临近审限的,就是当事人情绪比较大、可能闹事的案子,这些都“很急,要尽快赶出来。”罗广杰说。


晚上是罗广杰固定的写判决书时间。对于负责审判的法官来说,白天的时间非常宝贵,他们如果不在庭审中,就是在给当事人做调解中,有的法官甚至连事实调查都请执行法官帮忙做。


13个法官,7540宗案——截至11月15日广东法院系统年度收案数统计日,塘厦法庭人均收案近一千宗的就有三人。一千宗,相当于内地一个基层法院的收案数。去年,全国法官人均收案只有42宗。


今年3月开始,法庭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白天,法官们几乎没有时间做案头工作:开庭、开庭、吃饭、开庭、开庭;见当事人、调解、见当事人、调解……


2008年,塘厦法庭收案翻一番。如此的案件增加幅度,中国其他法庭难出其右。


塘厦法庭是东莞市法院的派出法庭,辖塘厦、凤岗、清溪三镇,外来人口110万,本地人口10万,和一个中等县城基层法院的管辖人口相当。


法庭办公楼就在广九铁路旁。火车轰鸣而过时,办公楼微微颤动。


法庭不大。最大的审判庭也只能容纳二三十人旁听。其余三个审判庭,都是十来平米的小房间,原被告席几乎靠在一起。法官席和原被告只一尺之距。


楼道狭小,只能并排走两个人。多数时候,办公楼各个角落都挤满了当事人。


罗广杰说,有时冷不丁一抬头,就是个似曾相似的面孔,定神一想,才记起在法庭上见过。


今年5、6月,立案的人龙一度蜿蜒到法庭外的马路上。高峰时,他们就在法庭门口,填表或签调解协议,熙熙攘攘。


大多是附近工厂的工人。他们来自东莞塘厦、凤岗、清溪三镇的1万多家企业,或来要工伤赔偿,或要加班费,或要经济补偿金。


有人戏称,这是个“外来人口法庭”、“工业区里的法庭”。劳动争议案件,几乎占一半以上。这个冬天,工业区里的机器陆续熄火,法庭这台机器却在超负荷加速运转。


书记员都被累哭了


如果不兼塘厦法庭的出纳,法官邓鹤飞能多出五分之一的办案时间。即便如此,截至目前,他办结的案件,也接近一千宗。“说实话,这么多案件,完全靠法官一人很难完成。”培养书记员独当一面是邓鹤飞的经验。他不厌其烦地带书记员走每一道程序:应诉、送达、调解……有时连判决书也先让他们起草,自己再把关。


邓鹤飞极力培养他的书记员,另一位法官杨潮源却不敢给他的书记员太多压力。有一次他发现,书记员在办公室哭得很厉害,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太累了。


杨潮源也不轻松。他还负责法庭的党务工作。每周,法庭都有半天的思想政治学习,会务琐碎,也让杨潮源得以从如山的案件中解脱出来,换换脑筋。


2003年,杨潮源大学毕业来到塘厦法庭,刚开始写判决书,洋洋洒洒,一份判决都写上好几页。这种写法坚持不了一年,马上被现实改变。“只要能把案情说理讲清楚,写得简洁就好。”杨说。


罗广杰打趣说,塘厦这边的太阳走得太快了,他偶尔会怀念在老家法院工作时的悠闲时光。“一份判决书写一个星期,慢慢改,隔一天拿出来看一下。”


罗广杰的老家在广东粤东山区,那儿的基层法院案件少,罗说,以前办的案件,到现在十年过去了,当事人的模样他还记得清清楚楚。现在案件太多,转过身去就忘了当事人是谁。


现在,他们甚至不希望放长假,因为审限不会放假。往往长假回来打开电脑,系统里未开庭的案件又堆积如山。


在塘厦,身兼多职不是什么新鲜事,就连法庭的保安也上阵,充当执行法官的全职助手。


在法庭45人中,近一半以上的书记员、法官助理、“临工”都是编制外人士,这些法庭辅助人员个个重活压身。


办劳动争议案的法官特别不容易


在塘厦做了10年律师的龚清才,深知塘厦法官不好当。去年以来,他和他的同事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业务高峰。龚清才说,新劳动合同法一实施,工人们都抱着同样的希望,只要打官司就能拿到钱。


今年激增的案件有两部分:一是劳动争议案件,二是工厂倒闭后的一系列诉讼。它们都有个特点,当事人多、诉讼双方矛盾易激化。


曾有当事人威胁邓鹤飞,如果判他输就拿炸药炸死他;他还遇到过原告还没落座,就把一瓶农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的场景。


作为东莞人流量最大的法庭之一,塘厦法庭连一个自动安检门禁都没有,副庭长覃进朋说,他有时会担心法官们的人身安全。


一位常办一般民商事案件的法官感慨说,经常办劳动争议案子的法官不容易,跟他们相比,自己就像在天堂。


作为律师,龚清才都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司法局经常给他们律所发通知,要求慎重处理群体性案件。


劳动争议案件还特别繁琐。需要核对原告每天的加班时间、工资结构、厂方该支付给他的报酬,等等。一个月31天,一天一天地算。在法官罗广杰的办公桌上,写满计算式的稿纸随处可见。计算器是罗广杰的必备工具,有同事还备两部。“都成会计师了。”罗说。


法院的电脑室也献技献策。他们设计出一套办法:在EXCEL中设定函数,把相关数字一输,加班费就出来了。


控制庭审时间是邓鹤飞法官的经验之谈。依他的经验,那些相对简单的案子,庭审时间可合理控制在一个小时内。按这样的进度,一上午可以开三个庭。


事实上,如此多的劳动争议案已经多道“闸门“的拦截。据凤岗镇劳动局副局长杨学军介绍,经过村一级劳动服务站和镇信访办的调解后,到法院的劳动争议案件其实只占总数的16%。


到了法庭,调解结案依然是法官们的首选目标。几乎每个法官都觉得,作为法官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案件“调了”,一来可减轻接下来的程序之累,二来可以彻底消除双方对立情绪。在庭长蔡泽伟看来,就是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


从3月份开始每天加班的法官们偶尔也能得到加班的好处。有一天晚上9点多,副庭长覃进朋给当事人打电话,对方一看是法庭的电话,说,“法院这么晚都在加班,算了,还是调解吧。”


最累法官也有成就感


邓鹤飞的老婆劝他别当法官了,说没见过端铁饭碗还这么累的。邓鹤飞对记者说,“我老婆根本不懂什么是法官。”


从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已6年,邓鹤飞已在塘厦法庭干了5年,其中一年被借调到东莞市中级法院。


初去东莞中院时,邓鹤飞觉得那里的法官才是真正的法官。案件数量相对少,翻来覆去看;案件典型,调研时间多,“追求公平正义的感觉更明显”。


去年以来的审判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明显感觉到,塘厦法庭一年多来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判决,正悄悄改变企业的用工行为。“当发现判决能改变一些东西时,就会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鹤飞说。


从工伤赔偿到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再到加班费——工人们不同时期主要的诉讼请求,就是劳资关系的晴雨表。


在如潮的案件中,邓鹤飞们最直接地感受到中国制造业脉动;另一个法庭的法官刘树棠则在早几年前的最忙时期中,感受到社会转型带来的其他社会矛盾。那几年,东莞飞车抢夺等刑事案件频发,刘树棠每年经手的刑事案件也有近千宗。


法律就是用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一点两位法官很有体会。他们说,也只有在基层法院,才能体会得更真切。


给最忙法院增加一个编制很难


近年来,东莞市法院一直是全国案件最多的基层法院之一。2007年,东莞市法院人均结案数是全国法官人均结案数的5.14倍。今年,这个数字还会增大。他们有望成为全国收案最多的基层法院。


随着《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民事一审案件级别管辖的调整,诉讼费越来越低,基层法院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大。东莞市法院不到200位一线法官,管辖着约12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千万是流动人口。


事实上,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的法院院长一直在呼吁多给编制。现行法院定编的不合理也被屡屡提起。以东莞市法院为例,中央编制办公室确定该院的法官编制,是以东莞市户籍人口数量为基础,而目前东莞户籍人口170多万,仅仅是法院实际管辖人口的零头。


对于基层法院来说,要求增加编制几乎是奢望。在东莞市法院主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陈葵看来,案件这么多,增加几个编制,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向别的法院借法官、向社会招“临工”。在塘厦法庭13名一线法官里,就有3位是从其他法院借来的。因为工作压力大、福利待遇不好,“临工”们一拨接一拨,来了又走。去年,东莞市法院包括塘厦法庭共有24个“临工”辞职。


逼出来的办法


很难招来更多的人,只能“挡住”更多的案件。副院长陈葵不停地跟村支书、镇委书记谈,让村镇的司法调解员参与进来;跟台商协会谈,让他们疏通解决商业纠纷;跟保险公司谈,让他们的调解员进驻法院协助处理交通事故……


今年4月,五个人民调解工作室分别进驻东莞两级法院,正式挂牌办公。当事人可先到工作室进行调解,这边调解成功的案件,由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确认;调解不成再继续一般的诉讼程序。


去年底,东莞市法院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建立司法确认机制。在东莞辖区内发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可到法院进行确认。


陈葵说,这些都是逼出来的。正因为做了很多非法院“分内”之事,东莞市法院成为最高法院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试点单位。


基层法院确是各种政策和法律变化的感应器。近年新颁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新劳动合同法,引发的诉讼膨胀至今让东莞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倍感压力。


陈葵寄望于高层政策导向的变化,“其实很多类型的案件都应该挡在法院外,进入诉讼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11月18日,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论坛上,将“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列为法院面临的新考验。


平常,除了给下属们鼓鼓劲,陈葵能做的,是为那些遭遇“黑屏”的法官通融通融。


12月5日就是东莞市法院的年终结案日。如果完成不了,结案率将受影响。结案率是个硬指标,低了评不上先进,还可能连累整个法庭。


法官们竭力想跑在“黑屏”前面。午饭时,法官们凑在一起谈的尽是“怎么尽快把案子赶出来”。为省时间,同事们之间的称呼都简化了,大家都喊法官罗广杰为“罗法”,省掉一个“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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